论《寒夜》中曾树生的爱情悲剧

《寒夜》是巴金关注小人物命运的长篇小说，围绕小公务员汪文宣书写他的爱情和命运悲剧，自由恋爱的小知识分子家庭在现实的困顿中消磨了爱情，只剩下旧梦的残影。对曾树生这一形象，学界历来有褒有贬。本文试从曾树生的角度来客观分析这段爱情悲剧。

一、婚姻之前：志同道合的爱情

曾树生和汪文宣在大学修读教育系时相识相爱，年轻的他们都有着朝气蓬勃的心和充沛的精力，都是热爱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梦想着创立一所学校，这时二人可以说是志同道合。曾树生年轻时是五四时期走出家庭的新女性，怀着对理想和爱情的憧憬，正像是巴金笔下反叛的琴表姐，虽然踏入了社会，但她还是勇敢、叛逆，不依赖家人，独立地生活。她挣脱了传统包办婚姻的牢笼，自己追求爱情。在那个年代，女性未婚同居是一件饱受议论的事情，而曾树生却勇敢地承受了世俗的压力，这可以看出她是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不会轻易被别人所左右。汪文宣此时也接受了自由平等精神的洗礼，而且处在物质生活富足的时期，有着理想和抱负，他走出家庭，与曾树生结婚却不办结婚手续，不愿用一纸婚约拴住爱人，是他自信的体现。这样的婚姻不以婚约而是以爱情作为保证，因而是自由的，符合曾树生爱热闹、有活力的性情，他们追求爱情，但并不依赖对方，他们是独立、自由的。走入现实社会的曾树生，可以看作是五四新女性形象的延续，她的爱情更具有现实色彩。

二、情感捆绑状态下的爱情

战时残酷的现实使汪文宣变得懦弱，他越来越离不开曾树生，曾树生在爱情里处于被依赖、被需要的状态，这段关系里她需要付出更多的爱。在不平等的工作环境中，本就软弱的汪文宣变得更加懦弱，战时他做教育事业的理想完全破灭，只能在一位熟人的介绍下谋到一份工作。在公司里，汪文宣扮演老好人的角色，他用生命工作，带病工作，只为了在上司面前好好表现，不至于被辞退。与同事相处时，他唯唯诺诺，怕得罪人。他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承受着繁重且无意义的工作、卑微的职位、痛苦的人际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成了他唯一的港湾，是他唯一感到亲切、温暖的地方。战时他和母亲、妻子住在一起，他依赖着母亲的照顾，更离不开曾树生的体贴，他是一个极其需要陪伴、需要爱的弱者。曾树生处于被需要、被依赖的状态，每当曾树生外出应酬、到朋友家居住，汪文宣会在家等她，想她什么时候回来，或者到街上寻找她。在汪文宣生病后，他更加需要曾树生，心理上像小孩儿一样依赖他的妻子，在这时他感到后悔，当初应该用结婚手续来永远留住曾树生。汪文宣对曾树生的依赖完全是一种孩子式的依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曾树生难免感到厌烦，她向往的爱情是自由而健康的，这一点可以从文本中二人对张家夫妇的态度中看出：张太太“向他打个招呼，就一直走到她丈夫的身边。她俯下头去开锁，她小声同她丈夫说话”，汪文宣在一旁感到羡慕，他需要妻子的照顾、陪伴，他希望妻子像张太太这样一直待在家庭中，陪丈夫一起过苦日子;而曾树生看见张太太时，却同情这个小女人被生活压得太苦，曾树生并不想被困在家庭的牢笼里，对于她这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来说，青春是更宝贵的东西。曾树生上班时常常打扮得漂亮，去舞场之后经常在朋友家留宿，还和男同事保持交际，她并不愿意留在这个一成不变、昏昏暗暗的家里，她需要的是活力，而她的光鲜亮丽在汪文宣眼中变成了危险的警告，汪文宣每况愈下的健康情况与曾树生的朝气蓬勃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怕曾树生会离开他，很想将曾树生留在身边。而汪母出于对儿子的疼爱之情更加厌恶曾树生，认为她不守本分，汪母实际上将她母子二人代入了弱者的身份，把曾树生看作强者，她的母性使她保护汪文宣，不想让儿子在这段情感里受伤。其实看似强大的曾树生才是最无助的人，她早已经走出了家庭，没有娘家人的庇护，她只能一个人承受这样的婆媳矛盾，而汪文宣却有母亲的呵护疼爱，在情感上十分依赖别人。此时，曾树生和汪文宣在这段关系里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曾树生热情、乐观、有活力，汪文宣消沉、懦弱、悲观，无论是情感上还是经济上，他都更多地依赖她，失去了自我，成了爱情的附庸。

鲁迅在《伤逝》中写道：“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句话道出了现代爱情的真谛，一个人有自己独立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才会有健康的爱情。汪文宣在生病的状况下，一面恐惧病重死去、为自己的健康而焦虑，另一面竭力挽救他和曾树生的爱情，因为对曾树生的爱，他不惜在拮据的情况下给曾树生买蛋糕，也不肯为自己的病多花钱。为了曾树生，他甚至苦闷到去酗酒，这更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在这样的精神和身体状况下，他可以说是完全失去自我。这样的爱情是病态的。如果曾树生也答应牺牲自己的精神和物质追求，永远陪在丈夫身边，即使等到丈夫身体好转的奇迹出现，她也会失去自我的独立生活，变得憔悴不堪，成为家庭的附属品，两个人的爱情还是会消逝。《伤逝》中的子君为了丈夫的事业而守在家庭中，渐渐地容颜凋谢，经济拮据，爱情也不再有所附丽，最终，孤独的她走向了死亡，用生命结束这段爱情。可见，捆绑状态的爱情是病态的，没有独立的精神人格和物质生活，曾树生和汪文宣的爱情已经不再美好。

三、怜悯内疚的爱情

曾树生对汪文宣的爱情慢慢地转变为一种怜悯、内疚的母性之爱，这是在汪文宣的懦弱、让步和汪母的嫉妒、憎恶之中产生的复杂心理。曾树生在家庭中总是与汪母处于竞争的状态。汪母失去丈夫，因此把全部的爱给了儿子，她在家庭中同时扮演“贤妻”和“良母”两种角色。在与汪母的竞争中，曾树生有意无意地模仿着汪母：两个女人为病重的汪文宣端茶倒水，都像对待孩子一样地疼爱、怜惜他，而且汪文宣也像小孩子一样温顺。面对病弱的丈夫，曾树生对这种生活感到无望，可当看到汪母时，她却自问：“她都受得了，她似乎就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母性的牺牲精神始终影响着她。曾树生对病弱的汪文宣的感情多了母性的成分，这种情感使原本的爱情变了味儿。而在丈夫的病情慢慢加重，战局越来越严重，人心惶惶时，一边是“救出自己”的渴望催促着她逃走，另一边是强烈的怜悯情感质问着她的心，善良的汪文宣总是提出要她先走，不想拖累她，他的病弱状态与牺牲态度反而使曾树生陷入了道德与自由的两难境地。“万一行里真的调你去，你去不去呢？”反复的追问在曾树生听来像是灵魂的拷问、人性的质疑，她一次次地陷入走与不走的选择困境，却一次次地发现答案是无底的深渊，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折磨。她需要一个让自己解脱的理由。

陈主任的告白，给了曾树生被爱的幸福感，他的爱可以说是曾树生往日旧梦的重现，他年轻，体魄强壮，而且能够在事业上帮助和引导曾树生，正像是年轻而有抱负的汪文宣。此时，曾树生被微妙的愧疚情绪包围，正是陈主任给了她逃离家庭、获得自由的机会。小说中写陈主任和曾树生的相处，或是在高档、奢华的咖啡馆、舞场，或是在雾气朦胧的江岸，曾树生看到大厦门前的淑女贵妇，被雾气包围着的热恋男女，这些繁华浪漫的景象与那个阴暗、毫无生气的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曾树生是有血有肉的人，追求自己的幸福其实并没有错。丈夫的病脸愁容让她看不到希望，汪母的挖苦讥讽让她坚定了离开的想法，小宣未老先衰的样子更让她感到陌生。此时，曾树生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产生了极大的压抑感，这使她表现出排他和自恋的人格特征，她和家庭里的其他人存在着很大的隔阂。最终，她真的离开了汪文宣。汪文宣病重这段情节完全是在男性视角下展开的，涉及曾树生的部分仅有几封书信，甚至其中还有一封是要求离婚，对汪文宣的同情心使得很多读者谴责曾树生的冷漠、自私。但是，笔者认为这是片面的看法，曾树生有私心，但绝对谈不上冷漠。这段时间虽然曾树生没有陪在汪文宣的病榻边，但是她在用另一种方式弥补，按月给家里寄钱，关心汪文宣的身体状况，而且她再次回来却得知汪文宣的死讯时，也流露出愧疚和悔恨之情，眼前物是人非的小屋唤起了她对亲情的眷恋之情，这足以说明她内心善良、温情的一面。

四、新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

曾树生是五四时期觉醒了的新女性，五四以后走入了爱情和家庭，在现实的重重困境中挣扎，只为了追求自己真正的幸福。在战时，知识女性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曾树生也不例外，她虽然在大学读过教育系，但毕业后只能去银行做小职员，因为年轻貌美得到青睐，但实际上她的内在价值并没有得到认可。汪母瞧不起她，甚至称她为“花瓶”，把她当作不守妇道的坏女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价值不是知识才学，而是色相容貌。曾树生要想生存，就只能顺从这样的规则。她利用美貌周旋在职场上，依靠陈主任谋得金钱和享受。觉醒后的女性自我意识帮助她逃离了家庭，却没能让她找到真正的出路。她是迷茫的，承受着道德的评判和男权的压力，在寒夜的空旷的街上独自行走，迷失了自我的方向，同时，她又是顽强不屈的，她敢于从家庭的困境中拯救出自己，纵然爱情成为悲剧，她也不会因为过去的伤痛而停止不前。

新知识女性承受着更多的道德评判，传统中国社会中的贞洁烈女形象根深蒂固，而在大多数人眼中，曾树生是抛夫弃子、不赡养婆婆的女性。小说《寒夜》中曾树生的结局是开放式的，她回来以后得知汪文宣已死，婆婆和儿子不知去向，她痛苦之余又感到迷茫，她走在寒冷昏暗的街上，小说到此结束，没有交代曾树生的选择。当时影片版《寒夜》中增加了一个圆满又符合孝道的结局：曾树生最后找到了婆婆和小宣，并向婆婆认错，答应回去并且照顾二人。影片的改编迎合了大众对于传统孝道的认同，也体现出社会观念对女性的束缚、家庭伦理观念对曾树生提出的指责。对此，巴金认为这绝不是真正的曾树生。巴金在《谈〈寒夜〉》中写道：“曾树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别的路了。她不会历尽千辛万苦去寻找那两个活着的人。她可能找到丈夫的坟墓，至多也不过痛哭一场。然后她会飞回兰州，打扮得花枝招展，以银行经理夫人的身份，大宴宾客。她和汪文宣的母亲同是自私的女人。”的确，曾树生虽然会对这段爱情感到悔恨，但她并不是一个会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中无法自拔的人，不同于汪文宣的优柔寡断，她是一个果断的人，而且汪文宣的死并不是她造成的，她绝对不会向婆婆认错，对于这一点，笔者也认同巴金先生的看法。但是，曾树生不奉行孝道，这并不是她的自私之处，她的婆婆不会接受她这样的新女性，她也不会做一个专心侍候婆婆的寡妇，这是现代女性观对传统女性观的反叛。而且，儿子小宣对曾树生并没有多少感情，他更多地亲近奶奶，他身上带有未老先衰的病态，很像汪文宣。如果曾树生回到家中，她还是会受到婆婆和儿子的厌恶，汪母会把失去儿子的绝望化为对曾树生的仇恨，况且她的婆婆投奔了亲戚，屈服只会让婆家人更看不起她，甚至羞辱她，她绝对不会去过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

那么曾树生的明天又在哪里？她深知青春已经快要结束，陈主任对于她是唯一的选择，但是她总会有年老色衰的时候，做“花瓶”并不是长久之计，而处在大川银行，她的经济就必须依靠陈主任，她在婚姻中的地位不会高，陈主任最后会失去对她的新鲜感，因此这段婚姻或许又是新的围城，她所追求的自由实际上是很难达到的。也许她会再次出走，过独身的生活，但这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而且到那个时候她已不再年轻，等待她的只有孤独地老去。也许，她会屈从于现实，过柴米油盐的生活，一点点地耗尽自己的活力和热情，这让人想起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她在几段爱情中消耗了青春，最终孤独悲惨地死去。就现实而言，曾树生所追求的自由并不像她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她的未来还是会有很多困难，正如张爱玲在散文中所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曾树生虽然是男性作家创造出的新女性形象，却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在《寒夜》中她是汪文宣爱情悲剧的一部分，描写她的篇幅并不算多，可她还是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有独立精神的人物。她的进步意义就在于，她大胆走出了曾经让她痛苦的那个家庭，勇敢地去追求幸福，尽管这幸福并不牢靠，甚至不真实，随时会消失，但她依然像飞蛾扑火一样不顾一切。曾树生的形象在现代文学新女性形象中占有重要地位，她既不像茅盾笔下完全不顾道德、只求享乐的慧女士，又不像鲁迅笔下在家庭中牺牲了自我的子君，她不算温良贤淑，也不算沉沦放纵，她是真正挣扎在道德和自由之间的女性，她经历一切爱情和家庭矛盾却又勇于救出自己，她的身上体现着每一位普通知识女性的影子。

《寒夜》中的曾树生，面对病弱的丈夫和痛苦的婆媳关系，在道德和自由之间徘徊，最终选择了自由，再回到家庭时，已是物是人非，留下的是悔恨和彷徨。这一爱情悲剧中，人性的复杂面得到细致的展现。虽然她所追求的自由实际上不会实现，但她的形象具有独特的进步意义，体现出女性面临的爱情和家庭困境。善良的、自私的、温情的、勇敢的、独立的、彷徨的曾树生，是五四以后的知识女性在婚姻爱情中的典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