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中华裔女性形象研究

在《喜福会》中，作者谭恩美塑造了一批华裔女性形象，从这些女性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自身的人生背景、时代环境。虽然谭恩美从小生长于美国，接受的是美国新时代文化潮流的熏陶，然而她的父母是第一代移民，骨子里渗透着“中国性”，因此谭恩美同时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美国个人主义文化盛行，对于美国华裔而言其价值观同样包含有自由平等、追求个人价值等思想，作者在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冲突下对华裔女性形象有了全新的思考，因而在《喜福会》中华裔女性形象不仅是时代潮流的映照，更为当时中国女性的发展给予了不同方向的指引。

一、《喜福会》中“他者”化的华裔女性形象

美国第二代华裔即American Born Chinese，简称ABC，这类女性出生于美国，从小接受美式教育，但是华人家庭固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又会对其价值观产生强烈影响，她们不仅要处理文化归属的问题，还要面对种族、性别带给她们的压力，因此她们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寻找新的身份定位。具体而言，《喜福会》中华裔女性的形象体现出“他者”化的特点：

（一）“他者”化的母女形象

《喜福会》中探究的主要问题就是中国母亲在移民美国后的生活状态及心路历程，不过谭恩美笔下的移民母亲们作为第一代移民，中国传统文化对其影响仍然十分深刻，她们经历了各种苦难，而这些苦难又使她们对生活、对人生产生了新的领悟，这些领悟就好像苦难中开出的花朵，是她们在异国他乡苦闷生活的支撑。《喜福会》中的四位母亲在进入美国前都有着悲惨的经历，心内千疮百孔，怀着希望来到美国，却面临着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的现实问题，她们只能生活在美国社会最底层，从事最卑贱的工作。而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对中国移民的态度是审视的，作为一种异质文化来接受中国移民，而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认识又极易走向极端。这也是《喜福会》中的故事背景，中国移民很难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母亲们只能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艰难度日。而小说中的女儿们则是出生于美国、成长于美国的第二代移民，除了长相仍然是中国人的面孔之外，她们说着地道的英语，接受美国价值观的熏陶，思维方式、行为做派都已经完全西化，中国对她们而言是陌生的异国他乡，母亲就是她们认识中国的主要渠道，而母亲们在艰难的生活之余会不厌其烦地向孩子讲述中国，希望能够强化女儿对中国的认同感。然而，女儿们打心底里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甚至否认自己的中国血统，她们绝对认同美国的价值观，以更好地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因此她们对母亲的一味灌输是抵制的、反感的，最典型的就是吴精美对妈妈所说的话：“当时我强烈否认在我的体内有哪怕那么一点点所谓中国性的东西……我所有的白人朋友都同意，我和他们完全一样，与中国人没有丝毫相同之处。”这正是第二代移民对身份构建的焦虑，也表达了她们想要摆脱中国文化影响的强烈愿望。

（二）中西方文化夹缝中生存的“边缘人”形象

《喜福会》中的华裔女性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夹缝中，无法很好地表达自身的话语，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她们都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她们面对的是偏见与歧视的现实，受到传统社会的多重压制，即使她们来到美国之后也由于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她们无法被异质文化完全接纳。而她们在面对新的美国环境时又常常感到无法自处，主体性的迷失使她们无法对自身的身份作出准确定位，她们渴望被主流文化接纳，摆脱“他者”的状态。可以说，《喜福会》中的母亲们更显著地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虽然她们身处异国，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她们操着中国话，以中国化的思维方式思考，因此是中西文化夹缝中的“边缘人”。这种完全中国化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也是她们与女儿们产生隔阂的重要根源，女儿们血液中流淌着中国血统，却成长于美国的主流文化环境下，她们对中国文化不了解，甚至排斥，这种双重文化的碰撞对女儿来说也是迷惑的、彷徨的，这使她们既无法融入美国文化，又无法认同中国文化，同样陷入“边缘人”的文化境地，处于自我拉扯的痛苦之中。

（三）“他者”化的性别形象

《喜福会》中的母亲们是被压制与被迫害的一代，从出生她们就只能按照父权制度规定好的成长路线来生活，无法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受尽磨难却无力反抗。最可怕的是，母亲们在不堪忍受压迫来到美国后，却不自主地将她们所承受的压力转嫁到女儿身上，她们希望女儿能够迎合男性的价值标准而变得贤良、温顺，她们认为女人就该固守男权社会赋予她们的既定角色，并要求下一辈女性为了符合这一角色而努力，让女儿们再次陷入命运的轮回，这也是两代人之间的矛盾根源。

二、《喜福会》中华裔女性主体意识的构建

《喜福会》中华裔女性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寻找主体意识，因此该作品中女性的形象是渐变成长的、越来越自觉的，主体意识也越来越清晰，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

（一）个人价值影响下的自我追求

《喜福会》中的女性形象不仅包含了孝顺、奉献、智慧等中国传统女性的人物性格，也包含有追求自我价值独立、平等的精神，虽然这些独立、平等的精神是女性天然自带的、与生俱来的，但是受到后天社会环境的影响，导致这些品格在中国传统女性形象中十分稀缺。而《喜福会》中谭恩美将这些品格融入了母亲们的身上。比如，龚琳达成功逃脱了黄家的枷锁，掌控着自己的人生，而徐安梅在女儿的婚姻出现问题时，则会告诉女儿：“你永远都没有明白自己的价值，就像我的母亲一样，你认为泰特他会把你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吗？”正是她们教会女儿在婚姻中体现自己的价值，才挽回了女儿濒临破裂的婚姻，使女儿获得幸福。她们身上所具备的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人生意义的品格就是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融入的体现。比如，吴素云面对女儿吴精美的哭诉说：“你以为我真的觉得你不如别人、比别人差吗？我当然知道你有你自己内心的想法，那是你天生的气质，是教不会的。”所以你看，中国的母亲们明白女儿的价值追求，《喜福会》中所塑造的中国华裔女性形象身上所体现的优秀品质，很大程度上都是中国女性的真实写照，而自我追求的融入使得这一形象更加完整。

（二）伟大的奉献精神

《喜福会》中的母亲们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这些母亲们身上也无一例外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正向的一面，因此《喜福会》中的母亲们都有着显著的自我牺牲与自我奉献的特质，诸如孝顺父母，对子女无私奉献。比如，许安梅的母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当了吴青的四姨太，但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后，她却义不容辞地回到了娘家，甚至用“割股疗亲”的方法表达对母亲的孝敬。再比如，吴素云带着孩子在逃亡的路上患上痢疾，随时会倒在路上，即便是这样她仍然想着两个孩子，不想死在孩子身边，怕孩子因为“充满晦气”而无人收留。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女性所具有的感人品格，她们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全心全意地奉献出自己全部的爱，虽然《喜福会》中的ABC与母亲们产生了许多冲突与隔阂，但是母亲的奉献与关怀一直伴随着她们。

（三）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喜福会》中的四位母亲是整个华裔女性群体成长与自我完善的代表，她们吸取自己母亲的教训，并努力摆脱命运桎梏，勇于抗争，设计自己的未来。并且，她们自己的生活感悟对女儿也有所启发，将希望传递给女儿，母女之间获得了理解与包容。当然，母亲的主体意识还处于自知自觉的状态，她们对于如何掌握自我与所处世界关系的主动权还没有正确答案。《喜福会》中的母亲们在中国时，只能在自己选择的范围内反抗父权制文化的压制，反抗男尊女卑的社会文化，她们放弃了对男性的依赖，就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获得自我解放。《喜福会》中的四位母亲所生活的美国环境是压抑的、冰冷的，但是这种环境又像一个大熔炉，是每一位第一代移民女性生活经历、人生阅历的提炼，见证了她们在异国他乡的成长，使她们意识到自己才是命运的主宰，面对命运的不公、环境的不接纳，要敢于反抗，并寻找新的机遇，即使无法实现最初的梦想，仍然对生活抱有无限的希望与热忱，这于她们艰难的人生而言，是一丝难得的温暖。

而对于母亲们的女儿—第二代移民而言，她们已经超越了母亲的主体意识而进入到更高阶的自强自为阶段，与母亲那一代人相比，女儿们的主体意识更为丰富而深刻，她们不仅在努力争取男女平等，而且做到了对客观世界的掌握与支配，充分发挥了自身的社会主体作用。《喜福会》中母亲们对于女儿的心情是急切地望女成凤，向她们源源不断地灌输中国的传统思想及价值观，苦口婆心地向女儿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期望得到女儿的认同。然而，女儿们却一直在为自己的美国身份而努力，她们按照美国准则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是她们又不是纯粹的美国人，她们身上所携带的中国基因使她们骨子里带有谦逊、温顺的性格，因此她们在面对纯粹的美国式的家庭生活方式时，会产生困惑。两代华裔女性之间观念上的差异成为《喜福会》中最大的冲突，作为陷入身份困境的“他者”，ABC们尽管被社会习俗所压抑，但是她们内心深处真实的感受让她们不再保持沉默，她们终于意识到，只有“捍卫自己和自然的权利，才能战胜那些贬低自然、物质和女性的思想”，因此她们最终建立起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在中美文化中取得一种平衡。她们理解了母亲的爱虽然专横，但是彻底、忘我，她们与母亲之间存在一种无法动摇的天然深情。虽然她们生于美国、长于美国，但她们的母亲却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对她们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她们的心灵深处仍然根植着中国文化。

可以说，《喜福会》中的女儿们不仅仅具备母亲这一代人身上的自主意识与竞争意识，还进化出了进取意识与创新意识，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踏上了女性主体意识更高阶段的道路，成长为自知、自强、自为的女性。

总之，在《喜福会》中，谭恩美聚焦美国华裔女性，围绕母女之间的微妙关系展开小说情节。无论是第一代移民还是她们的后代，都受到父权制和等级制的欺压。作为第二代移民，她们用自己的经历证明，即使女性是主流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只要勇于为自己发声，她们仍可以树立自己的身份地位。《喜福会》中华裔女性通过自我身份的分裂建立了全新的形象，她们共同具有性别、文化的“他者”身份，母亲与女儿融为一体，母亲们代表的是华裔女性形象的成长与自我完善，在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过程中充当着桥梁的作用;而女儿们则从母亲的经历中学习如何获得自己的独立与平等，构建真正完整的主体意识，通过自己的理解、实践，实现了华裔女性的自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