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晚熟的人》归乡叙事新探

“故乡”从古至今是中国文人心中难解的情结，“思乡”也成了作家们的“集体无意识”。对于莫言来说，“高密东北乡”已然是他生命不可割舍的部分，其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依旧是依托于此。莫言在小说中设定了“还乡者”莫言，这样的人物设定为故事提供了一个“归乡人”视角。此外，故事中代表性人物的设定，对莫言的抒情与反思有重要意义。莫言的“归乡人”书写是有迹可循的，《白狗秋千架》是其最有代表性的以“返乡者”的视角创作的小说。莫言此类小说给人的感受是他似乎从未离开过故乡，但又实实在在的与家乡存在距离。诺奖的获得再次拉大了这种审美距离，此时的他虽置身“东北乡”，却有了局外人的尴尬处境和落寞之感，这种感觉在《晚熟的人》《等待摩西》《诗人金希普》《红唇绿嘴》等多篇小说中都有体现。小说虽然有笔记体小说或者回忆录的影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小说的虚构性。所以，作品中主角与配角的设置都是用心良苦，对比莫言的长篇小说，“归乡书写”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暴风雨之后的平静和沉静。“故乡”作为莫言创作的灵感的来源，当他以“返乡者”的身份回到故乡，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落后，作家的心态以及创作都发生了改变。

一、人物设定与叙事机制

小说集《晚熟的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莫言自己的带入，除了《天下太平》一篇以外，剩余十一篇小说都有莫言的影子，这种带入不可否认是作家精心设计的，这很大程度上与其“回忆录”性质有关联，作品的大部分的文字都是作家的回忆。概括地讲，小说中的“莫言”的文学形象虽然是虚构的，但其与真实的莫言存在各种关系。所以，本文认为探究《晚熟的人》中“人物设定”对莫言叙事创新的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点。关于“人物设定”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其广泛运用到小说和剧本等的创作之中，作为创作伊始作家对作品中人物的构想，顾名思义就是“人设”。其中包括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人物自然属性，包括姓名、外貌、喜好等最基本的信息;人物社会属性，包括职业、信仰、社会地位等;人物的定位，包括主角和配角的设置，人物与故事其他人物的关系等;人物情感因素，包括与故事重要角色之间的感情，目标或信仰或底线等。如果把以上几个要素作为参照，《晚熟的人》中“我”的设定可以概括为：功成名就的诺奖获得者，一个“返乡者”以及故事的讲述者。“我”的设定其实就是作家本人影子的投射，这样的设定一方面影响了叙述视角，提供了在场经验从而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一方面方便作家抒情议论。《晚熟的人》塑造了第一人称叙事者“我”（莫言）来讲述高密东北乡的人和事。回忆录式的讲故事的方法提供独特的在场经验和文学思考，具有强烈时代感的事物的描绘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从而带来阅读上的神奇体验。

小说集多篇小说讲述了“莫言”返回家乡与乡里人的交往，以及对家乡少年时期与同村的孩子生活情景的回忆，穿插在当下交往片段中。按照以往的阅读经验，通过“我爷爷”的视角讲述高密的故事是莫言一贯采用的叙事视角。而《晚熟的人》没有沿用这一模式，而是创新地使用了“故乡人”的第一人称视角，即便是说明性的文字或者旁白式的解释情节，莫言则采用引用他人的第一视角讲述的方式，类似于借他人之口抒个人之思。小说集中除了《天下太平》不是第一人称视角，“小关”和“小光”两篇依旧是莫言的变体。不仅如此，作者甚至会直接挑明，讲故事的就是作家莫言本人。在《地主的眼神》中莫言提到“我在《白狗秋千架》里就引用过农村的俗语”，在《诗人金希普》中有一句话，“前不久，我去济南观看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歌剧《檀香刑》，入场时遇到了金希普”。作家在小说中甚至用商量的口吻询问读者的意见，在《火把与口哨》中有一段描写：“以上都不是我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全部删去也不足惜，但这样的闲笔营造的就是那样的一个时代氛围，而没有氛围，文章就没有说服力，您说对不对？”这些话语的呈现再次将读者拉回到现实，让读者更加确定文中的“莫言”就是现实中的作家莫言。小说所具有的非虚构的色彩就是来自这样一种独特的人称设置，即便是十二个故事单独成篇，但依旧形成一种连贯性和整体性。这些故事似乎被某根线串在一起，仔细思考后发现这根线就是“我”，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我的回忆就是串联故事的线索。“我”既是故事的经历者又是故事的讲述者，这种现场感和亲历性正是通过第一人称视角呈现出来的。莫言以“我”作为小说的关照者、叙事者，让作品更加靠拢现实，让小说的叙事更为自然。莫言在谈到小说中的“莫言”时说：“一个是真实的肉身的人，一个是在小说里面的文学形象的人，既像面对镜子的关系，也像是一个实体对着一个影子的关系，更像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分身一样。”

二、人物设定与批判反思

在熟知的“返乡”题材中，许多作家将叙事模式设置为“城乡二元”的对立，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对立，张恨水笔下城与乡的差距，鲁迅笔下推不倒的厚障壁、回不去的故乡。莫言“归乡写作”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没有选择这种二元对立模式，而是选择了将“我”置身于过往与现实的时空轨道，形成一种今昔对比的叙事模式，其中对故乡的态度是批判性与抒情性共存。余华在写小说《活着》的时候曾有这样的创作经验：“刚开始我仍然使用过去的叙述方式，那种保持距离的冷漠叙述，结果我怎么写都不舒服，怎么写都觉得隔了一层。后来我改用了第一人称，让人物自己来发言，突然发现自己的叙述里充满了亲切感……”《晚熟的人》里，有传统乡土景观所没有的新的景观、新的村庄环境，乡村新人和旧人的塑造，其全新的叙事效果也是通过故事中人物的设定实现的。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晚熟的人》是莫言写作风格的一个转折点，他好似收起锋芒的武士，改变了以往波谲云诡的故事与泼墨式的叙事风格，变成了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用最质朴细腻的语言将往事娓娓道来，不加润色的真实写照。莫言在采访中提到：“我的作家身份也发生了改变，因为2012年获得诺奖，让我的作家身份添加了更为复杂的色彩，这样的一种身份回到故乡，所遇到的人和事也要比过去丰富得多。因为时代变了、人变了、故事变了，所以‘返乡’这个视角又有了新的含义。”难忘的乡村生活的经历，是莫言创作的源泉。以往的长篇小说创作中的“高密东北乡”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在莫言的笔下生动呈现，他所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饱满生动。《红唇绿嘴》里的“高参”是现实生活中最熟悉的人物，她手握五部手机，经营两个公众号，在互联网上混得风生水起，她掌握了流量密码，通过造谣生事来获得金钱。过去的她人性不占，与其有过交集的莫言早已了解她的为人。这个人物设定是小说中非常具有批判性的一个人物形象。莫言通过将其设定成网络“商人”并结合其过往的人设，揭示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有些坏人再次乘了时代的东风浮出水面，兴风作浪。可以说“高参”的形象是许多人的缩影，莫言对故乡的这类人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除了“高参”以外，《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赛叶》中两位“诗人”形象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反面人物形象，一个抓住一切机会包装自己，进行炒作;另一个败絮其中，荒唐至极。这样的人物设置具有很深刻的含义。一方面，现在这个时代到处存在这样的人，他们自恃清高，自认为奇才，混迹于各种圈子，活在自己虚假的梦里。莫言对这类人的刻画与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刻画所谓的“新人”形象时的手法相似，滑稽至极，贻笑大方，从中我们能看出莫言对这类人这类行为的批判。莫言在写这两篇小说时，除了批判的态度，字里行间体现出一种反思性，反思自己的成名的影响以及外界对自己的质疑。比如，表弟宁赛叶的角色设置，莫言设置了酒醉场景，莫言让表弟借着酒劲儿表达出对写《红高粱》火了的表哥“莫言”的不满，“为什么那些笨蛋可以飞黄腾达？为什么那些骗子可以锦衣玉食？为什么才华平平者却可以扬名立万？为什么我满腹才华却要老死在这破败的村庄？”另外《澡堂与红床》一篇中，老友们对“莫言”抱怨，说他的笔下“除了你自己，基本没一个好人”。又如《晚熟的人》中，有人冒充“莫言”的笔迹出售假字画，蒋二却说：“我哥的字无论多丑，那上面也有我哥的气息，那就像臭豆腐，无论多臭，那也有人喜欢。”这样人物的设定与情节的设定无不具有反讽意味。《晚熟的人》以“莫言”作为中介的设置，其实是作家通过小说的方式，来记录并反思自己的回乡经历和体验。其中的人物的设置对于其批判性、反思性的达成具有重要意义。

小说中的“故乡”已经具有了抽象的隐喻意义，作家借助“归乡者”的身份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顺时性，理智与情感二元对立的限制，呈现出此时与彼时的种种冲突，以及这种种冲突带来的略显尴尬和无奈的现实。莫言是这个时代敏锐的观察者，作品极尽幽默讽刺之能事，揭开了一个被过度粉饰的新“高密东北乡”的面纱。莫言对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的反思和批判，正是在这种文化落差而产生的种种尴尬遭遇中，通过“归乡者”这一独特的叙事视角，在亲历性和历史感的重建中体现出来的。

三、莫言乡土书写新模式

总体看来，莫言对故乡的态度与五四时期乡土作家存在相似性，他们对古老乡村中存在的温情表示怀念，对歪曲的价值观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但是莫言的创作与时代是更紧密的结合，更符合当下读者对中国传统乡村的理解。首先，五四时期所批判的腐朽农村文化在莫言的创作中更多的以故事背景的形式呈现，莫言更加突出这种大背景下人的异化;其次，莫言在批判中多了一份反思，他将自己置身于“故乡”大故事中，从故事内部与故事外部同时审视，增加了作品的反思内涵。《晚熟的人》这部小说集被看作莫言写作风格的一个转折，情感更加内敛含蓄，作品的风格也由以往的嬉笑怒骂，亦庄亦谐、粗粝的话语风格变得朴素节制。故乡是莫言灵感的来源，也是莫言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莫言的“返乡”书写一样给大部分作家带有启蒙的姿态，同时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既有赞扬又带有理性的批判和辩证的反思，包括对自身、对历史、对故乡以及对当下社会的反思。在他以往的作品中也多次提到“种的退化”问题，正是他对乡村生命力的一种追溯，对当下生命的归顺与衰竭的担忧。

莫言的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清楚地认识“故乡”从来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尤其是在新世纪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的乡村，已经完全不是传统“乡土中国”的景观、风味与内涵了。离乡者再度返回故乡，真正的介入故乡是存在难度的，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变革以后的乡土世界破碎重组，凋零又繁盛，“归乡者”很难真正地将自身经验与现实的处境结合。还好在莫言几十年的创作里，高密东北乡始终是他的创作依托，创作的背景，看似离开却从未离开的处境，给他的返乡书写增添了更多的切身感。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乡土小说的创作所面临的最大的困惑，就是急遽转型中的乡土中国逸出了乡土作家既有的‘乡土经验’模式，曾经熟悉的乡村逐渐变得陌生起来”。这也是莫言向现实转向之后意识到的一个问题，他需要将一个现实的、当下的、新时期的也区别于“新历史”小说中描绘的那个高密东北乡展现给读者。在《晚熟的人》的“还乡”历程中，小说里的“莫言”以第一视角叙事，形形色色的故乡的人的“人物设定”使得莫言的“还乡”书写，在与乡里乡亲的交流与自我的对话中，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展开叙事，形成了莫言独特具有强烈的批判与反思意识的“返乡”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