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原则看《世说新语·言语》的语言艺术

近年来的文学研究越来越重视对“文学”基本概念的重新审视，吴相洲在《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困难与解脱之法》一文中反思了已有文学概念的局限，并对“文学”进行新的定义，认为“文学是艺术的言说”。《世说新语》是一部典型的关于“艺术的言说”的作品，作为一部文言志人小说，它主要记载了汉末至晋宋期间士大夫的言行轶事，鲁迅称其“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就记言来看，其“言语”集中所载一百零八条名士的“言说”妙趣横生又意味深长，展现出“简约玄澹，尔雅有韵”的语言艺术特色，极富文学审美价值。对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发布的《2021年文学学科研究发展报告》指出，如今语言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在文学研究中应用越来越广泛，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观念和方法，这有助于推动学术研究产生新的增长点。本文便从美国语言学家格赖斯提出的语用学核心概念“合作原则”出发，通过文本细读，分析《世说新语·言语》篇中名士言说的语言艺术，以新的视角欣赏其文学魅力与情调。

一、合作原则

作为语言学分支学科，语用学研究在一定语境中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寻找并确立理解和运用语言的一些基本原则。这类基本原则核心内容便包括格赖斯提出的合作原则，遵循或违反该原则而产生的“会话含义”在对话交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格赖斯认为，人们在交谈时为了使所说的话符合交谈目的或方向而遵守的一般原则即合作原则。合作原则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量的准则，即所说的话应包含当前交谈目的所需信息，但不应多于所需信息;质的准则，即不要说自知不真实、没有足够证据的话;相关准则，即不要答非所问;方式准则，即说话要简练有条理，避免晦涩和歧义。

要想使交谈顺利进行，交谈双方的“合作”非常重要，一般情况下，人们在对话中会遵守这四条合作准则。但这并不意味没有违反这些准则的情况出现。格赖斯总结了几种可能不遵守这些准则的情况：说话人直接宣布不遵守准则;说话人不声张地违反准则，比如说谎;说话人为了遵守一条准则而不得不违反另一准则;说话人故意违反或利用某一准则，同时使听话人知道自己违反了该准则，但意不在终止交谈，而是为了传递某种信息—会话含义。

这种会话含义赋予语言丰富的内涵和巧妙的形式，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润滑增色，乃至能使普通的言说成为富有艺术感的文学语言。《世说新语·言语》所载的魏晋名士言谈中便不乏因利用或违反合作原则而产生会话含义，从而绽放出文学光彩的情况。

二、从合作原则看《世说新语·言语》的语言艺术

《世说新语·言语》共一百零八条，本文梳理其中明显违反合作原则并产生特殊会话含义的十条内容，浅析其言说艺术，欣赏其文学色彩。

（一）违反量的准则

《世说新语·言语》第七十二条云：

王中郎令伏玄度、习凿齿论青、楚人物。临成，以示韩康伯，康伯都无言。王曰：“何故不言？”韩曰：“无可无不可。”

“无可无不可”是孔子的话。孔子在点评七位先贤隐士后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意思是我和这些避世的贤者不同，没有什么可以，也没什么不可以的。这句话表达了孔子对避世先贤的态度和自己入世的人生追求。韩康伯借此句回应王中郎，违反了所说的话应包含为实现交谈目的所需信息的量的准则，但其目的又不在于终止对话，而是为了展露自身学识，并表达一种高深莫测、模棱两可、无所谓的态度。从文学修辞手法上看，韩康伯这句话通过用典，说较少量的话，传达较丰富的意思，产生了隽永深长的语言艺术效果。

《世说新语·言语》第九条云：

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从车中谓曰：“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车。子适知邪径之速，不虑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慷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

司马德操是庞士元的长辈，且对其有知遇之恩，庞士元远道而来，见司马德操采桑，竟然不下车，在车上开口嘲讽司马德操采桑之举。司马德操请庞士元下车，说了一连串人物典故作为回应。这一连串的典故并非庞士元想听到的信息，违反了量的准则之“不应包含多于所需的信息”。司马德操通过违反这一准则，使其言说产生连用典故的排比效果，坚定激昂地表明了自己淡泊名利的志向，同时又委婉辛辣地反讥了庞士元的庸俗肤浅，表现出高超的语言艺术，是典型的富有文学性的语言。

（二）违反质的准则

《世说新语·言语》第十八条云：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嵇中散即嵇康，向子期即向秀，文王指司马昭。箕山是上古尧时贤人许由和巢父隐居的地方，箕山之志指隐居的志向。嵇康被杀害之后，向秀被举荐当官。司马昭见到向秀，问道：“听说你不慕功名有隐居之志，既然如此，为什么又到我这来了呢？”向秀回答说：“我认为巢父和许由孤僻高傲，不值得赞许仰慕！”司马昭听了大为赞赏。

向秀与嵇康志趣相投，的确有避世之志，只是在嵇康被杀后，慑于统治者的淫威不得以出仕。面对司马昭意带嘲讽的问话，向秀说了违心的话，违背了质的准则之“不说自知虚假的话”，其目的在于消除司马昭的杀心，表明自己的投诚之意。司马昭也知道向秀所言并非真心，但他从“反话”中听出了向秀的妥协与畏惧，从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答案，心满意足地结束了对话。此处对话虽然简短，但因违反合作原则而并不平白，司马昭的问话暗藏杀机，向秀的回答迂回谨慎，只言片语间拉满了戏剧张力，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理和性格，展现出这部文言志人小说独特的小说语言特色。

《世说新语·言语》第七十九条云：

谢胡儿语庚道季：“诸人莫当就卿谈，可坚城垒。”庾曰：“若文度来，我以偏师待之;康伯来，济河焚舟。”

人要到庚道季处清谈，谢胡儿提醒庚道季加固防线。魏晋清谈类似辩论赛，参与者需分出胜负。庚道季认为对付文度无需全力投入，而对付康伯则需要拼死搏杀，其所言“焚舟渡河”并非真的要焚舟渡河，只是一种夸张，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违反了质的准则。庚道季此言一方面品评了人物优劣并且表现出自己善于品评人物的能力，又一方面展现了自身的机智风趣和放旷性格，一句话从多侧面勾勒出数位魏晋名士的风采，富有文学语言的白描韵味。

《世说新语·言语》第九十五条云：

顾长康拜桓宣武墓，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顾曰：“鼻如广莫长风，眼如悬河决溜。”或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

顾恺之做桓温的司马，和桓温关系很好。桓温死后，有人问他是如何哭悼桓温的，他便夸张地形容自己的哀痛之状。人的鼻息和眼泪当然不会像长风和江河，声音也不会像惊雷一样响亮，顾恺之如此说话，也违反了合作原则的质的准则。他用不符合实际的、夸张的比喻渲染自己涕泪交加的情形，以表现自己是一个深情专注、知恩图报的痴人，同时也不无展示自身语言文采的意思。

《世说新语·言语》第四十三条云：

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梁国杨家的孩子非常聪明，孔君平拜访这孩子的父亲，其父不在家，孩子为孔君平摆设果品，其中有杨梅。孔君平指着杨梅对孩子说：“这是你们家的果实。”孩子随声答道：“我没听说过孔雀是先生家的家禽。”

孔君平和杨家子以彼此姓氏相互戏谑。杨梅自然不是杨家的果实，孔雀也非孔家的家禽，如此对话不追求符合事实，而是通过违反事实，使谈话显得活泼幽默。双方违反合作原则的质的准则，进行了一场风趣机智、富有艺术感的交谈。

《世说新语·言语》第一百零六条云：

桓玄既篡位，后御床微陷，群臣失色。侍中殷仲文进曰：“当由圣德渊重，厚地所以不能载。”时人善之。

桓玄篡位后骄奢无度，朝野上下苦不堪言，并不是一位“圣德渊重”的皇帝。他继位后宝座下陷，群臣惶恐，殷仲文却进言说，宝座下陷是因为“圣上品德深重，连大地也难以承载”。殷仲文所言显然是不诚实、不负责任的，违反了质的准则，其目的在于阿谀讨好桓玄，化解御座塌陷、群臣失色的尴尬场面。这种言说的意图不能说是“真、善、美”的，但机智巧妙，也不失为一种艺术的言说。

（三）违反相关准则

《世说新语·言语》第五条云：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孔融被逮捕，问使者自己两个儿子的性命能否保全。孔融的儿子上前说：“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覆巢之下无完卵和孔融二子性命能否保全表面上没有关系，如果按相关准则，回答应该是性命可以或不可以保全。孔融的儿子却旁引覆巢完卵之事。如此违反合作原则，不仅表达性命无法保全这一事实，还流露出一种父子生命必然难保的绝望而深远的忧伤之情，同时也体现了说话者的才智，这样有才智的人生命不保，更显得可惜、悲哀。如此借他物以喻自身，使语言具有生动形象、含蓄深刻的艺术特色。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十二条云：

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厌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馀，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壁，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主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

蔡洪被举荐为秀才赴京城洛阳，洛阳人问他有什么杰出才能而来参加这次举贤盛事，蔡洪一连串的答话并未直接回答问话人自己有什么才能。蔡洪答非所问，违反了相关准则，但其目的不是终断对话，而是以宝物、圣贤自喻，并反嘲洛阳人，体现其辩论之才。蔡洪所答片语间运用典故、对偶、排比、反问等多种修辞手法，气势连贯，理据分明，极具文学色彩。

（四）违反方式准则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十七条云：

中朝有小儿，父病，行乞药。主人问病，曰：“患疟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疟？”答曰：“来病君子，所以为疟耳！”

西晋有个男孩儿为生病的父亲出门讨药。被讨药者问男孩儿的父亲患的什么病，男孩儿说是疟疾，被讨药者说：“令尊是有美德的君子，为什么会患上疟疾呢？”男孩儿说它来使“君子”生病，“所以为疟耳”。主人的问话化用《后汉书·景丹传》中的典故，谓有德之君不应患疟疾，暗含讥讽，男孩儿所说的“君子”也暗用《诗经》中“有匪君子”之句称赞自己的父亲是有德之士，只是为疟疾所苦而已。“所以为疟耳”的意思是“这就是疟疾被称为暴虐鬼的原因啊”，这里的“疟”在古代汉语中与“虐”同音双关。男孩儿巧妙地运用“疟”与“虐”的同音双关为父亲辩护，违反了“避免歧义”的合作准则，机智地应答了对方的刁难问话，维护了父亲的名誉并使讨药的对话顺利进行，还体现了自身的才智与风趣。歧义双关的运用使语言产生深意，引人品味，意蕴悠长。

由以上案例可见，魏晋名士在交谈中有时会故意不遵守某项合作原则，或意在展现自己的名士风度，或表达个人淡泊之志，或表露某种情感，或为保全性命、化解杀机，或为使语言风趣、展现辩论才智和文采学识。显然这些言说有别于人们日常对话中大量的普通言说，其文学光彩犹如碎金闪现于沙砾之海。

魏晋的士人之所以常有“艺术的言说”，是身处动荡的社会环境、险恶的政治时局中为保全自身的一种选择，也是在其时清谈风气下为展现个人文采才智、博得声名的一种手段。这种交谈方式因融入了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言说者复杂巧妙的情思而有别于日常普通交谈，被记载于纸笔流传后世，成为富有语言艺术特色的经典文学文本。

文学是艺术的言说，从语言学角度对言说方式进行分析，或能获得新的艺术审美感受，这也是一种值得探索的文学研究方法。不过鉴于格赖斯的语用学合作原则还是并未定型的理论，同时许多研究对其理解存在一些偏离和误区，尤其是有研究者指出该原则主要适用于口语对话而非文学文本，由此角度对《世说新语·言语》乃至其他文学作品进行的文学研究还有许多值得继续探讨的余地。本文抛砖引玉，有待后续研究补足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