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贾平凹“商州”视野下的文化建构

贾平凹作为中国文坛颇有建树的当代作家，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走上文坛以来，就得到了评论界广泛的关注，纵观其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商州”已成为其笔下重要的文化意象，可以说贾平凹通过“商州”意象，建构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在“商州”视野下，多元文化交织，现实与虚拟融合，传统与改革并行，作家创造过世外桃源般的理想世界，也提出了对民族文化的多元思考。如果说“小说是作者建构的产物”（杨翔《虚构与真实的交融—探析〈觉醒〉及其争论中的文化建构》），“小说情节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真实反映了作者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杨翔《虚构与真实的交融—探析〈觉醒〉及其争论中的文化建构》），那么商州系列小说就是贾平凹试图将民族文化精神融入现代意识的多次尝试，从《小月前本》中犹豫矛盾的小月到《远山野情》中困惑迷惘的香香，从《古堡》中悲剧的殉道者张老大再到《浮躁》中升华的叛逆者金狗，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在不断丰满，人物心理也更加健全、坚定，可以说商州系列小说是作家创作心理变化的生动体现，也是作家进行文化建构的一次积极尝试。

一、“传统”与“现代”：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中的多元文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贾平凹将视野投向商州，陆续发表了《商州初录》《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古堡》《浮躁》等商州题材小说，这一系列作品的发表标志着作家力图以全新的视角看待故乡商州，将现代生活方式与淳朴农村文明相结合，创造了一个具有诗意美感的新商州。与此同时，文学评论界也开始对其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当代文坛》等学术期刊就对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进行了较多的批评研究，甚至刊发了“贾平凹专号”。在众多文学评论中，批评家大体认同了贾平凹在中国当代文坛的特殊地位，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对作家文学创作的评论几经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评论界都承认了贾平凹在商州系列的文本创作中进行了多元文化的阐释。

在对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中的多元文化进行解读时，“改革三部曲”—《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能够较完整地体现作家思想情感的变化。《小月前本》中的小月作为作家初期创作的女性形象，身上还遗留着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情感，如小说中小月面对才才和门门的犹豫不定。在与才才缔结婚约后，小月会反复地受到内心的谴责，这令其无法耽于安逸，而面对门门时，又对才才充满了无尽的怀念。“如果门门和才才合成一人，那该多好啊！”（贾平凹《小月前本》）事实上，作家在描写这种复杂交织的情感时，笔触并没有深入男女之情，而是借男女之情抒发自身对于文化建构的迷茫，小月在才才和门门之间的游移不定实际上是作家对时代变化下多元文化的思考，但这种复杂不定的情感在一年后《鸡窝洼人家》的创作中却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在《鸡窝洼人家》中，作家创作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小月的人物形象—烟峰，烟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乡村女性，不惧流言，不畏困难，乐于面对新鲜事物，在禾禾离婚后，能够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他，也敢于主动追爱，和禾禾重组家庭，可以说烟峰和禾禾的形象塑造是作家对传统文化中不合理、不健康、不完善成分的严厉鞭挞，同时作家以婚姻中二人的共同进步更体现了现代文化中的男女平等思想观。

《腊月·正月》是贾平凹“改革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也是其文化立场极其鲜明的一部。作家通过王才的首富成长记直接从正面否定了传统文化中落后、消极、迂腐的成分，更借用王才对韩玄子的盲目崇拜，指出新生力量是顺应时代发展浪潮的，应该被接纳与认同，但传统糟粕的思想仍在桎梏时代先行者的步伐。在这部小说中，作家从更高的立足点反映社会变革，直接地反映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激烈碰撞，并且鲜明地表现了作家的个人立场—文化价值取向必然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不断进步，人们只有顺应时代发展的步伐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实现个人价值。

可见，贾平凹在进行商州系列小说的创作时，是有意识地进行多元文化的思考，这种思考源自于他对国民精神的深刻反思。“中国文化的积淀，是以形成了中国国民的精神，而推广之、扩大之，渗透于这个民族的性格上、政治上、经济上。”（贾平凹《贾平凹文集：闲澹卷》）“一切变革首要是民族性格的变革，也就是不能不关注到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贾平凹《贾平凹文集：闲澹卷》）“故乡的水土风物滋养着每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深刻影响着这一地域人群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文化心理。”（刘俊、傅元峰《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就是说，作为农民的儿子，贾平凹更早、更多、更全地看到了民族劣根性和根深蒂固的国民文化，又在创作时期赶上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大潮，多元文化不断地冲击作家所处的乡土大地，多种机缘促使作家以“商州”为创作视野，探寻现代文明的发展性和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开始进行文化建构。

但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能够吸引众多评论者的目光，自然不可能仅仅因为他对于国民文化的思考，事实上贾平凹因现代意识开始进行文化建构，而这种多元文化交织的积极面却大多通过女性形象得以展现，从小月到烟峰，从香香到小水，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不再是早期的政治图解工具，她们开始变得鲜活又个性，可以说贾平凹将女性塑造成了具有先锋意识、现代品格的女性群像，突破了传统乡村文明对女性的桎梏，令女性逐渐在生活、事业、感情上获得自我认同感，也就是说贾平凹笔下的女性是鲜活的、叛逆的、灵动的，这也是他进行文化建构的鲜明体现。

反之，贾平凹笔下的男性人物在现代文明前却总是束手束脚，难以突破，这大概源于传统文明对男性权威的认可，使得男性较女性更难突破传统文化的限制，既得利益者的特殊身份使得男性很难跳出舒适圈，例如贾平凹笔下的乡绅群像。即使男性可以突破传统文化的限制，在现代文明中也会承担更多的冲击感，这一点作家在《浮躁》中进行了更深刻的阐释。

二、“继承”与“创新”：贾平凹“商州”视野下的文化建构

事实上，在探讨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时，改革是不能逃避的课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社会改革，必然要导致文化的重组与建构。作家在“改革三部曲”中对多元文化的探索，实际上是在寻找一个答案，有关社会变革下文化走向的答案。如张清华所言，中国新文学发展约有百年左右的历史，到了贾平凹、莫言这一代或者包括其后的作家，似乎在进行着一种历史性的总结与新的建构开拓。而这种建构的瞩目点在于“他们在致力于创建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本民族的文学世界”（刘俊、傅元峰《中国现当代文学》）。如果说贾平凹“以文化发展的自然序列为线索，描绘了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嬗变。广阔纵横的时空跨度，哲学意义的历史观照，通过民族文化艰难曲折的变迁展示中华民族旺盛的生命力和图变求新的创造力”（孙见喜《贾平凹之谜》），那么《浮躁》就是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中最为成功的一次文化建构。

正如贾平凹在《浮躁·序言之二》中指出：“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朦朦胧胧而渐渐清晰地悟到这一部作品将是我三十四岁之前的最大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我再也不可能还要以这种框架来构写我的作品了。所以我更企望我的读者与一个将要过去的我亲吻而后告别，等待着我的再见。”可见，贾平凹是有意识地将《浮躁》作为他前期文本创作—商州系列小说的一个小结，是以他在这部小说中所体现的文化建构必然集取并解答前期文本创作中遗留的疑问。

如前文所指，多元文化交织的积极面大多通过女性形象得以展现，男性人物身上聚集着现代文明的躁动不安，《浮躁》中，贾平凹通过田有善、金狗、雷大空等人物形象反映了“浮躁”的时代情绪。在这个特殊时代下，每个人都难以逃脱浮躁的枷锁，田有善坐享前辈的革命成果，贪赃枉法，作威作福，践踏革命果实;金狗几经起落，不断探索，最终辞职跑河上运输;雷大空前期愤世嫉俗，后期逐渐浮躁，最终因违法经营而丧命。可以说，他们的人生像奔腾的州河一般从未停歇，小说中金狗和雷大空是浮躁的典型，金狗作为“看山狗”的化身，在改革的浪潮中常常为工作、感情和世事而浮躁;雷大空则是浮躁的另一面代表，投机倒把，为浮躁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贾平凹通过多样的形象塑造将“浮躁”主题贯穿文本，并由“浮躁”这一主题直接引出读者对现代文化的反向思考，“社会的包容性应表现为对话语权的尊重，而不应表现为对单一话语的全盘接受”（杨翔《虚构与真实的交融—探析〈觉醒〉及其争论中的文化建构》），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明，都有其发展的社会局限性。也就是说，现代文化投射在乡村社会中，虽然促使了整个社会的涌动与前行，但反映到个人身上却未必适宜主体个性化发展，人们的道德价值随着新形势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青年一代更易受到新形势影响而亢奋行动，难免会遭遇到各种荆棘，身心受伤。这一点，贾平凹在以往的商州系列小说—“改革三部曲”、《远山野情》和《古堡》中都已多次论述，归根结底是现代文化这种舶来品在中国乡土环境下的水土不服。

因此在《浮躁》中，贾平凹创造了以往未曾出现过的传统理想人物—小水，小水是贾平凹刻画的“干净的神”，她的身上充满了传统乡土文化中的美好品质，“小水作为金狗的心上人，她无疑是个温柔如水又内心柔弱的女孩子。如果说金狗身上体现的是一种时代‘雄性’的躁动与不安，那么小水身上则体现出一种‘女性’的柔韧与沉静、稳重与从容，不仅体现了传统美德在女性身上的秉承，更体现出新的时代农村女性在沉默和无声中所包孕的觉醒和进步”（钟璞《试论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也正是因为她的不同寻常，才能从心打动躁动的金狗。

事实上，《浮躁》中贾平凹所安排的人物形象极具象征意义。以小水为例，这一形象较以往的女性形象特殊在于，真正意义上呈现了具有传统美德的、符合乡村民众理想的女性形象，小水的温柔与坚韧全然不同于贾平凹笔下的泼辣女性形象，在小水身上，贾平凹真正探索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同时，金狗从躁动走向成熟，也代表着贾平凹笔下的男性人物终于突破了传统文明的限制，开始以崭新的面貌迎接风浪，接受现代文化的洗礼。因此可以说，贾平凹在创作《浮躁》时是有意识地进行文化建构，这种建构一方面体现在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现代文化的批判接受，并希望通过这种反向思考孕育出崭新的，独属于中国的现代文化。

然而，“文化既影响作者如何建构文本，也影响读者如何接受文本，它的影响手段是‘话语’。所谓话语，是指‘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由特定文化创造的社会性语言，它是对人类经验的某种方式的理解’。没有一种单一话语可以解释整个世界，不同话语之间的冲突随处可见”（杨翔《虚构与真实的交融—探析〈觉醒〉及其争论中的文化建构》）。例如，在《古堡》中，即使保守力量的话语权被限制，但它的影响仍然可以被感觉到。从表面情节看，现代文明的春风吹向了乡土大地，但这一现象背后却折射出传统文化思想对乡土民众的长期压制以及人们内心深处反抗意识的觉醒。现代意识驱动贾平凹通过文本创作进行文化思考，读者在阅读时也应敏锐地察觉这种多元文化话语冲突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无论如何，贾平凹在《浮躁》中探索着他的文化建构，指出乡土社会的前进要意识到多元文化话语冲突，只有将“继承”与“创新”有机结合，才能真正摆脱浮躁情绪，实现社会的有序发展。

在商州系列小说中，贾平凹真正贯彻了作家的责任是“去记录、去表达这个时代”（干天全、刘迅、张放、谢建英《文学写作》），虽然贾平凹一直强调“我开不了药方，难以成为英雄，也写不出史诗，仅能做到的是尽力地以史的笔法去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使他们在庸常而烦恼的生活中生出些梦想的翅膀”，但贾平凹在无数文学作品中所进行的文学思考，实际上已将创作高度从现实主义延伸到辩证哲学，从而使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商州系列小说充满了文化建构色彩，“相较于有些‘文化寻根’意识浓厚的作家而言，贾平凹对自己生长和成长的故乡商州，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他不会去刻意搜寻或者以夸张的艺术形式表现自己这文化之根中的丑陋、愚昧、险恶的因素，反而是更多诗性和抒情性的笔触，也就愈加能够凸显商州地域和文化当中那些诗意美感的方面。诗性和抒情性的描述，抑制不住似的从作家笔下汩汩流出”（刘艳《当代文学经典重读：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大概也正因贾平凹对故乡商州的多样思考，使得其在之后的小说创作虽然不再属于商州系列小说，但曾经的“商州”视野却真切地影响着他今后的文本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