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的叙事艺术及其价值意义

中国古代诗词的分析多以“言志”和“源情”为切入点，通常会着重研究其抒情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忽视其叙事性。在传统的叙事诗背景下，诗歌的叙事既有自己的特色，也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而杜诗是该历史过程中的“集大成者”，同时也处于诗歌发展史的顶峰阶段，其叙事诗极具代表性，杜甫在古诗叙事上有着极大的造诣，因此可见其在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和存在意义。

在杜甫《纪游》一诗中，其物理空间和时序上的变化尤为强烈，即强化其“叙”的部分。尽管其自传诗歌仍保留有古代乐府叙述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以概述为主和情节模糊，但其中也具有行动流畅的角色人物，情节的发展过程和时间的流逝变化，使故事情节的叙事性得到极大的强化。其表现战争题材的诗歌，力求摒弃情感的语言，强化叙事的客观成分，用重现情景的方式来抒发其中所表达的情感，而平常所说的“诗史”，实则是杜甫一定程度地采用了多种叙述手法，使其在诗中发挥着客观且中立的表达效果。其叙述手法包含一定的美学元素，给人一种新奇的诗歌体验，尤其是在《新安吏》《垂老别》等代表诗作中，站在一个“外聚焦”的角度创新应用，可以看出这种应用使得诗歌变得更加通俗且简单易懂的同时，也为中唐诗作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杜甫叙事诗中的叙事艺术

杜甫早年不得志，其抱负无处施展，这段时间里，他的诗词大多是以写景、抒情或友谊为主，也有一些叙事诗，主要是描写宴会和聚会的场景。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经历过多的战争和人生的坎坷，他创作了许多“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歌，这些诗歌承袭了汉代乐府“为哀乐而感、因事而发”的叙事精神，反映了当时民众的生存状态和在逃难途中的所见所闻，为中唐诗歌的创作开辟了先河。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由于其极强的情景再现和抒发感情的能力，所以被称为“生平第一快诗”。这种叙述形式的诗，通过其独特的记录和艺术处理手法，重现了当时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可见杜甫的叙事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现实意义。

杜诗具有成熟的叙事技巧，其结构严密、层次分明、形象生动、画面感强烈，其艺术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倒叙手法的使用

虽然倒叙方法违反了叙述顺序的原理，但它并没有阻碍叙述的进行和时间的流动，反而使叙述更为生动，情节更加跳跃，从而凸显了叙述的效果。杜诗中的很多叙事诗都采用了倒装化的叙述方式，这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兵车行》的第一部分记事，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悲凉的离别场面。这一幕，引出了一连串的问题，通过问答的形式转变场景，先抛出问题，再明示征兵和送别的具体原因。第二部分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不但指出了征兵的原因，而且将战争的后果说得清清楚楚。“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则呈现了汉家山东两百州的众多村落荆棘横生、人烟萧条，即使有农夫手拿锄犁去田地里耕种，田地里的庄稼也早已不成行列了。这些都是用倒叙的方法来表达的，虽然中断了叙述的次序，但是却造成了故事的不平坦，色彩多变，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

《哀江头》一诗首先描写了曲江的凄凉景象，接着又加入了一段回忆，描绘出了安史之乱前的繁荣盛况，以及战争的悲凉。这首诗首先描述的是现在的场景，然后是过去，最后是悲伤，通过现实勾起历史的回忆，再回归现实思考，在其中古代与现代的对比鲜明，而诗歌中倒叙手法的使用，更是让人心酸，将亡国之情，所有的痛苦和不舍都推向高潮。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运用倒叙写法，既可以丰富叙述的表达方式，又能增加情感的渲染，更容易表达情感。

（二）议论、抒情、写景、叙事的混合

古典诗作中的叙事手法并非单纯的叙述，而是以其他方式进行叙述，这既是经典诗体的特点，又有别于西方的叙述方式。

《藏海诗话》有言：“先说事、后说景。”这是杜诗中普遍采用的一种写法。《兵车行》一诗中，前一句的“耶娘妻子走相送”先描写了离别时的场面，而后一句“尘埃不见咸阳桥”则描绘了离别后的场景。《悲陈陶》中的“四万义军同日死”，先是描写了一片寂静，然后又描写了士兵们的惨败，这是一种用场景来衬托故事的方式，使情感流露得更加自然，也是一种传统的叙述方式，可以说是抒情文学式的叙述手法。

《对雪》的叙述和抒情交织在一起，“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战争的消息被打断了，心中充满了伤感。《羌村》一诗中也描绘出了邻居们登门拜访，更是伤心欲绝的场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听到儿子饿死，父亲悲痛欲绝，一路披荆斩棘，回到家中，见到了自己的亲人，心中充满了悲痛。在痛苦的时候，情绪会自然而然地流露，杜甫把自己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正是杜诗最能打动人的地方。情与物的自然交融，使诗具有了真实感。

《述怀》中的“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因被授官职，深感君王的厚爱。“以诗见史”，体现了杜甫对国家、对人民的关心和对时事的关注，以及“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责任感。

（三）史笔与文学的手法相结合

杜诗之所以被称为“诗史”，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诗歌反映了国家大事和杜甫的流亡生活，大部分诗歌都采用了叙事的手法。

杜甫的叙事性诗歌中大都采用纪实的方法。例如，在《秦州见敕目薛三璩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一诗中，杜甫运用记实的手法记述了肃宗初入京城和他的二儿子升迁的场景。其中先展现了肃宗入京的基本情况和前期背景，法驾初归，朝廷刚刚恢复，正缺人才，后两句则言明了薛授司议和毕除监察的事。杜甫就像是一位史学家，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手法，而其诗歌是当时朝廷元气大伤的写照。同时，纪实的手法也被杜甫运用在其他作品中，如《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一诗中的“胡虏潜京县，官军拥贼壕”讲明了大军进入贼境，紧接着的“秦山当警跸，汉苑入旌旄”则言明了秦山为守卫，汉苑入官兵，而“路失羊肠险，云横雉尾高”意指辇车渐渐逼近长安。杜甫以真实的社会和人生为题材，表现出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担心和忧虑。

杜诗不仅是单纯的写实，还把历史的笔法和文学技巧结合起来，为他的抒情作了铺垫。《秦州见敕目薛三璩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虽然记载了他收京、拜官、求官的场景，但这首诗却不是记言记事，诗中的“陇俗轻鹦鹉，原情类鹡鸰”是杜甫在感慨自己被困于乱中，远离尘世，表达了对朋友的怀念。前面的叙述也是在为后面的表情达意作铺垫，这也体现出杜甫对乐府叙事传统写实手法的继承。《文心雕龙》曾指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有物有情，通过物来引发情感，自然是最真实的。杜甫在多数叙事性的诗歌中都以写景开头，而以抒情、记志作为结尾，而写实的最终目的是表达其所蕴含的感情。

杜甫的叙事性的诗词中大多运用借代的表达手法，这种借用方式使其与历史纪实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沙苑行》一诗中，便是用“巨鱼”来代指安禄山;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用“卫霍”来指杨国忠此人，“神仙玉质”则是指贵妃的姑姑;在《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一诗中，也以“化龙为马”示代安禄山谋逆。这些诗都以借代的方式，将人物神化，模糊事件，使其具有传奇色彩，具有鲜明的文学性。

二、杜甫叙事性的诗歌的价值意义

杜诗在反映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等现象的同时，具有一定的历史批判价值。杜甫的《沙苑行》，就是在嘲讽安禄山的任职一事，批判其不得胜任牧马总事这个职位，其中的“巨鱼”便是形容安禄山，其叛逆之心昭然若揭，有美学讽刺的写实精神。

杜甫的“三吏”和“三别”是最具代表性的，它真实地反映了战争时期人民的生存状态和苦难。“三吏”和“三别”，始于安史之变，京城失守，洛阳和长安虽有收复之势，而仍有安庆绪等叛国者在邺城谋乱，使得国家民不聊生。《新安吏》记述的是：“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这表明了随着征兵年龄的降低，战争也会变得越来越残酷，这将导致社会的劳动力逐渐减少。在《垂老别》一诗中，杜甫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了离别之前情景的悲壮，写得很是不凡，表现出了当时的人民在战乱中被征兵的无奈和悲凉。《潼关吏》述说了潼关的严防，是以哥舒翰城关的失败为鉴。《石壕吏》讲述了兵役的艰辛，兵卒家属的痛苦，妇女被迫参军的无奈。家里有三男，二男都死了，孙儿还在襁褓之中，又要劳作，民不聊生，家破人亡。《无家别》则是对战乱中的平民生活的概括。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诗的感人之处，在于它对当时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的深沉思考。

杜诗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着一种文化价值。杜甫关心底层百姓的生活，感慨生活之艰苦，关心国家，从“三吏”“三别”等叙事诗中，可以看出杜甫的忧国忧民之情，也表现了他对世间万物生灵的关心，具有很强的文化内涵和底蕴。例如，在《北征》中，其向君主点名“借兵”之祸;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前，在《丽人行》中，其批判和讽刺杨国忠等人的淫乱作为和谋乱的心思;在《九日寄岑参》中，其表现出对国家和百姓的关注。杜甫的人文精神大多表现在关心百姓和国家之事中，如上文所述的家喻户晓的“三吏”“三别”，以及《北征》等。杜甫的人文情怀一直都在被继承和发展，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诗最大的特点是他的诗作中所表现出的那种能够与人们产生共鸣的宽广情感。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一书指出：“叙事是以叙述的形式，将生命体验的实质与内涵传达给别人。”杜甫的叙事诗亦是如此，它反映出人性最常见的生离死别。战争时期，民不聊生，家破人亡，是整个国家人民的不幸。杜甫没有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描述，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参与，最重要的是他站在诗人和儒家学者的视角，运用诗歌表达他忧国忧民的情感，不仅是情感上单纯的表达，更多还是表现了人民的苦难，国家的动荡，国运的艰难，政治上的坎坷，生活上的艰辛。例如，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中，杜甫并非单纯地表达自己的孤身一人的情感，而是采用描述这种实景的手段，来向外界传达“天下寒士”的困境和生活窘境，以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杜甫的人文情怀，爱国之情，胸襟之广阔，经久不衰。像杜诗这样的诗作，最能打动人心，也最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所以他的悲天悯人之情，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文化精神在后代文人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可见杜甫对文化精神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