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角下《傲慢与偏见》中主人公的形象分析

《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汀艺术成熟期的标志性作品，小说以浪漫曲折的爱情故事折射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现代思潮与传统的碰撞，以理智和情感的碰撞制造了丰富的冲突，使小说的叙事节奏波澜起伏。而以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其中的主人公形象，我们可以更加切近作家丰富的内在情感世界，及其以女性的立场进行的社会反思与自我追索。

一、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伊丽莎白与夏洛蒂

伊丽莎白无疑是《傲慢与偏见》中最饱满的“圆形人物”，这个清醒而独立的女性形象如同一抹清新的亮色，对维多利亚时期传统文学作品中的知礼有节、专注家庭责任的淑女形象构成了反拨。简·奥斯汀对伊丽莎白独立人格的书写是渐进式的，尤其以伊丽莎白在婚姻大事上的自主选择揭示了其人格的独立与思想的理性，形塑了具有现代自由主义精神的新女性形象。《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的母亲为其择取了表兄柯林斯作为丈夫，这本是一桩可以使伊丽莎白自己与家族双双受益的好事，然而柯林斯先生庸俗的谈吐与平淡的形貌实在无法引起伊丽莎白的兴趣。伊丽莎白对柯林斯先生的拒绝表征了其并未将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幸福之上，拒绝为了家族的稳定牺牲自己的婚姻，显示出清醒的个体独立意识;当傲慢的贵族达西先生向伊丽莎白提出结婚请求时，他满以为这个小庄园主的女儿会“欣喜若狂地接受”，然而伊丽莎白以尖锐的言辞挫败了达西先生的傲慢，维护了自己及家族的尊严。伊丽莎白对达西先生的拒斥表明了个体对平等自由的向往与追求，这种自由主义的精神与两性平等的思想战胜了世俗层面对幸福的定义，体现了女性对自我追求的坚守。

而随着叙事情节的延展，伊丽莎白清晰的主体意识也逐渐到达了顶峰。当达西先生在信中陈表了他与威肯先生结怨的真相，默默地出资让莉迪亚与威肯成婚以保全班内特家族的名誉后，伊丽莎白逐渐认识到了达西先生掩盖在傲慢姿态下善良的本性，意识到了自己的思想中存在的偏见。她以理性的态度重新检视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并默默地接受了达西先生的爱。面对凯瑟琳夫人颐指气使的拒婚要求，伊丽莎白并没有表现出对权势与金钱的妥协，她大胆地驳斥了凯瑟琳夫人对其“低微的出身”的申斥，以主体的坚强意志扛鼎住了他者施以的轻蔑，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与家族的体面。正是伊丽莎白对爱情的勇敢直面，赋予了达西先生以同样的勇气，他循着希望的信号再度来到班内特庄园向伊丽莎白求婚，并最终得到了肯定的答允。值得注意的是，简·奥斯汀对伊丽莎白的形塑不仅反映了现代主义思潮对维多利亚时期传统文明体系的冲决，以及其导致的女性自由意识的觉醒，还体现了作家本身秉持的女性主义立场，揭示了女性主义思想的真谛指向的并非对抗而是和谐，并非感性而是理性。最终，伊丽莎白更正了既往的偏见，达西先生放下了曾经的傲慢，两个平等而自尊的灵魂终于战胜了来自外界与内心的全部阻拦，缔结了平等美满的姻缘。

在当前的文学解读中，夏洛蒂似乎已经被固化地理解为因相貌平庸而选择有限，只能选择嫁给婚恋市场上的“次等商品”的女性。然而透辟地看取其内在的思想伦理与最终的人生抉择，我们却能够看出夏洛蒂是同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同等聪慧独立的现代女性，她们不同的人生抉择表征着简·奥斯汀内在思想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碰撞。在《傲慢与偏见》中，夏洛蒂虽然相貌稀松平常，但有着不逊于伊丽莎白的聪慧。在柯林斯先生因遭到伊丽莎白的拒绝而失落时，夏洛蒂敏锐地觉察到了时机的降临，她以轻言柔语抚慰了柯林斯先生受挫的自尊心，并火速地与之订婚，摆脱了成为“老姑娘”遭受众人非议的结局。

面对伊丽莎白的不解与愤怒，夏洛蒂始终以平和理智的态度加以应对：“我并非浪漫主义者，从来都并非如此，我对家庭的渴求在于稳定与舒适，以我对柯林斯先生之秉性与社会关系的了解而言，我认为与他的结合是会为我带来幸福的。”当伊丽莎白再度见到夏洛蒂时，夏洛蒂已经成为柯林斯夫人，照料着拥有“硕大的白色拱顶，且拥有一个美丽繁茂的花园”的富裕宅邸。面对凯瑟琳太太颐指气使的训导与丈夫柯林斯的阿谀谄媚，夏洛蒂只是温驯沉默地站在旁边，这种低调的沉默显示出现代女性深谙现实的困境后自发习得的处世智慧。从这个层面而言，夏洛蒂并非没有女性自我的主体意识，而是深谙自己的处境并作出了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她的婚姻虽具有妥协的意味，但因基建于理性的基础之上，最终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美满。

简·奥斯汀对伊丽莎白的形塑及其命运的安排无疑是理想化的，同时作家又形塑了夏洛蒂的形象，以之凸显了日常生活的现实性，让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引发读者无尽的回味与思索。然而值得肯定的是，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塑造的这些具有现代精神的女性形象不再被置放于传统的“天使”或“妖妇”的审美框架中加以表现，她们有着清醒的主体认知与明晰的个体欲望，是鲜活的、个体意义上的人。

二、内敛与放纵的比对—吉英与莉迪亚

从文本的细部体察，不难发现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置放了众多具有参照系意义的女性形象，吉英与莉迪亚便是其中显著的具有比对性的女性人物。简·奥斯汀借由人物的参照系，阐释了创作主体对理智与情感之辩的反思，具有深厚的教化意味。

吉英身为班内特家族的长女，天赋的美貌使其身边拥簇着众多的追求者。她温柔大方的品性和乐观善良的处世方式不但符合上层社会对淑女的标准，而且为家族中的妹妹们树立了完美的范式。然而，身份与随之而来的责任使吉英常以内敛的姿态遏制着自己的情感，当与自己两情相悦的宾利先生受姐妹们的挑唆而远离尼日斐花园，并长时间杳无音讯后，吉英不愿将自己内心的挣扎表露在人前。她深深地知道自己的举动将招致众多的非议，始终以冷静的理智约束着自己的言行，使宾利先生离去的风波在小镇上“刮起些许涟漪便悄无声息地过去了”。这种理智的姿态不但保全了吉英自己的名誉，而且也挽救了此前因班内特太太对宾利家族过于殷切的举动造成的流言。这种冷静自持的态度使内敛的吉英在经历周折后获得了个体精神的成熟，并在妹妹伊丽莎白及达西先生的襄助下与宾利先生终成眷属。

与之相对的，莉迪亚作为班内特家族的小女儿，在母亲的溺爱下形成了放纵的个性，她以享受为行动的标尺，在恍然无知间走向了命运的暗处。莉迪亚举止轻佻、毫不端庄，在少女时期便在舞会上以俗艳的装扮来吸引眼球。她向来只关注男性的外表，在结识了威肯先生后立即陷入对他英伟表象的迷恋中，更不惜放弃自己的名誉与其私奔。这种放纵的言行不但毁坏了她自己的终身大事，而且险些将家族中其他姐妹的前程毁于一旦。而威肯先生则反映出人性堕落的另一面，当老达西在世时他通过奉承获取源源不断的钱财，甚至想要引诱达西先生的妹妹以获取其即将继承的大笔财产。在私奔事件暴露后，他勉强答允与莉迪亚结婚也不过是迫于形势，以及想要获取达西先生赠予的财产与参军的机会。这桩因激情而促成的婚姻果然没有取得美满的结局，威肯在结婚不久后便故态复萌，常常因挥霍无度而导致经济困窘，不得不依靠莉迪亚向家人们索取金钱填补账单;莉迪亚则逐渐认清了丈夫的虚伪与贪婪，在短暂的伤心后继续投身舞会，以纵情欢笑弥补内心的空洞。尽管放纵的莉迪亚最终凭恃姐姐们的资助勉强维持了“已婚女人应有的体面”，但是悲剧性的阴云始终无法从她的身上彻底散去。

借由参照性的女性人物形象，简·奥斯汀将理性主义的观念深刻地表述在文本中：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爱情才拥有稳固的基石，而凭借情感便作出的抉择往往将导向错谬的结局。这种理性观念的肇生呈现出显著的现代主义特质，折射着创作主体自身的内在思想结构。

三、愚昧与传统的映照—班内特太太与凯瑟琳夫人

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形塑了多元化的青年女性形象，她们各自显示了现代思维对女性自我意识的不同影响。而在这些女性形象之外，更兼有女性中的年长者形象，她们虽身处小说叙事的边缘处，作家对其形象的塑造与书写也略显扁平化，却借由这些特殊的女性形象传递了更深厚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从简·奥斯汀所提倡的理性角度而言，班内特太太无疑是因情绪化而愚昧的典型，她与丈夫沟通的方式充满了情绪的宣泄，这位母亲偏执地认为女性“只要能嫁给年轻富有的绅士，那就根本没有其他的所求了”。她执拗地劝说伊丽莎白嫁给拥有财产继承权的远亲柯林斯先生，根本不顾及两人丝毫不般配的形貌与思想，最终弄巧成拙地促成了卢卡斯先生家的好事;小女儿莉迪亚偕同威肯私奔，众人惶急不堪地认为这桩丑事将毁坏家族中其他姐妹的前程，班内特太太却在欢欣鼓舞于女儿自己觅得良缘，“丝毫不为这惊世骇俗的丑闻所动，且不以为是行为不端的表现”。她无节制的纵容不但导致了莉迪亚的婚恋悲剧，而且险些让凯蒂也受到不良的影响。然而，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班内特太太看似愚昧的婚恋观念却颇具现实意义，蕴藏着一种“世俗的生存智慧”。班内特太太急切地想要女儿觅得英俊、富有的夫婿，是基于当时的社会不承认女性拥有财产的继承权的现实环境，而婚姻则是女性获得稳定经济来源的唯一途径。

从小说的叙事表层来看，班内特太太世俗的功利思想看似并未得到理智从容的班内特先生的认同，然而体察小说的细部，我们却可以觉察在实质的行动上，班内特先生与其妻子的立场保持了内在的一致性。班内特先生虽并未表露对班内特太太之言行的认同，甚至出言赞许了伊丽莎白拒绝柯林斯先生求婚的行为，但是从现实的行动来看，他与班内特太太秉持着相同的思想立场：在班内特太太未要求其拜访富裕年青的宾利先生之前，班内特先生已经提前造访以便两家后续的来往;在获悉自己的财产继承人柯林斯先生将要向伊丽莎白求亲后，班内特先生并未加以制止，只是将选择的权柄交给了伊丽莎白，让其能够自行选择。借由对传统女性的形塑，简·奥斯汀深切地反思了时代社会之法律建构对女性经济权利的限制，进而揭示了这种机制对女性生存空间的阈限。

不同于班内特太太形象之直白与粗陋，凯瑟琳夫人在文本中的出现可谓是铺垫十足。这位华贵的夫人先是频频出现在柯林斯先生的信件中，又随着柯林斯先生造访班内特庄园而经常出现在文本中，但是读者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直到伊丽莎白造访罗新斯庄园，读者才随着叙述者视点的位移窥见其全貌。凯瑟琳夫人无疑是“传统观念的卫道士”，她有着极为严苛的门第等级观念，不仅飞扬跋扈地接受柯林斯先生的奉承，而且将自己莅临这位牧师家中指点其装饰的艺术视为是一种高尚的施恩。她认为自己的女儿与达西先生门第相当，想要将自己病弱且干枯的女儿德布尔小姐嫁给达西先生，于是远赴她所蔑视的“乡间庄园”对年轻的伊丽莎白横加指责，企图断绝这个小庄园主女儿“攀附富贵的小算盘”，不想却反而促成了两人之间的好事。简·奥斯汀以凯瑟琳夫人对门第观念的坚守反映了当时社会传统伦理的坚固，又以凯瑟琳夫人在具有新思想的女性伊丽莎白面前的挫败隐喻了现代主义思潮下传统道德体系的逐渐崩塌，使凯瑟琳夫人之形象充满深厚的象征意蕴。

值得注意的是，简·奥斯汀却没有扁平化地将凯瑟琳夫人塑造为“恶”的化身，尽管她因传统思想的绑缚而显示出傲慢与古板的性格特质，但她却以自己的方式爱护着身为其内侄的达西先生。在达西先生如愿以偿地与伊丽莎白结婚并获得幸福后，凯瑟琳夫人在一时的抵牾后还是难以抑制对达西的关心，在收到达西先生求和的信号后“纡尊降贵地来到彭伯里看望她的侄媳妇”。穿过凯瑟琳夫人的外在表象透视其内在的精神伦理，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女性形象深刻的悲剧内蕴，凯瑟琳夫人并非如班内特太太般愚昧且务实，相反她对艺术有着很高的品味、对上层社会的规则与秩序知之甚深，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高贵智慧的女性却因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放弃了本应丰富的人生选择，因传统的门第观念而局限了自己本应开阔的视野，结果弄巧成拙地促成了一桩自己极其反对的、门第极不般配的婚姻，成了“被命运愚弄的对象”。

综上所述，以女性主义的视角观照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中的主人公形象，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主义思潮冲决下女性自我意识与独立精神的觉醒。这些鲜活的女性人物身上承载着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反思，以及对理性主义的提倡，是兼备文学艺术性与道德教化性的一部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