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集》涉香词探析

《花间集》在词学史上可谓开宗立派之作，集中所录多华美香艳、温软旖旎之词，奠定了“诗庄词媚”“词为艳科”的基本格局，明确了词以婉约为宗的风格定位。正如宋代陈振孙所言：“《花间集》十卷……词自温飞卿而下十八人，凡五百首，此近世倚声填词之祖也。”这十八位花间词人创作涉香词一百九十首，《花间集》收录一百六十四首，其中描写熏香、佩香、品香等香事活动的词作共计一百三十首，占全书的五分之一有余。这是人口流动、经济发展、社会风气、文化思潮等多方因素共同促成的文学现象。从《花间集》始，词便与香结下了不解之缘。目前，学界关于《花间集》的研究可谓著述颇丰，但是对《花间集》涉香词的专题研究还尚待完善。本文从地域文化、作者生平、士人心态三方面对《花间集》涉香词进行考察，从中探析香意象对花间词题材、风格的具体影响，进一步深化对花间词的认识与理解，具有文献考辨和文学阐释的双重价值。

一、《花间集》涉香词创作的地域文化色彩

地域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十分深刻的。一方水土、一方风物影响着一方人的生活习惯、脾气秉性，也涵养出其诗歌创作的情调风格与文化底蕴，这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及的“江山之助”。本文将花间词人的籍贯、仕任之处、游历地点以及《新唐书》中所载的各州土贡香料情况汇总如下表，以期考察出花间词人所处的地域环境与香料产地之间的联系，并以此探究花间词创作的香文化基础。

从上表中可知，除魏成班、和凝、顾夐、阎选之外，其余十四位花间词人籍贯地所处的道皆有香料出产。唐代本土出产的香料主要有麝香、甲香、沉香、詹糖香、白胶香、枫香、零陵香七种，其中以麝香产地最为广阔，关内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剑南道、岭南道共七道的三十四个州皆出麝香。且除皇甫松、李珣、温庭筠、和凝之外的十四位词人都曾仕于蜀。前蜀、后蜀皆定都四川成都，以蜀地为核心区域，而蜀地多产麝香，剑南道有十六个州是麝香产地。故而，在花间词中所提及的香料中以麝香出现频率最高，韦庄、欧阳炯、顾夐等十位花间词人创作出十九首与麝香有关的词作。这些词作中所写的麝香多用于熏染居室和衣物，词中所描写的酒筵歌席、宫阙禁闱、闺阁寝室、道观祭坛等场景皆有使用麝香。由此可见，麝香在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的使用频率之高，使用范围之广。

自晚唐以来，北方地区硝烟四起、战事频发，持续不断的战争使得很多文人为了生存被迫南迁。“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温润气候相较北方更适合香料的生长，所以唐代的主要香料产地在南方。这便给文人墨客提供了更多接触香料、接受香文化熏陶的机会，进一步推动了香事活动与诗词作品的融合。在花间词中出现了孔雀、荔枝、豆蔻、沉香等南方风物，也出现了采香洞、越王宫等南方地名，如欧阳炯的《南乡子》其七：

袖敛鲛绡，采香深洞笑相邀。藤杖枝头芦酒滴，铺葵席，豆蔻花间趖晚日。

从词牌名《南乡子》以及词中所写鲛绡、藤杖、葵席、豆蔻花来看，这是一首描写南方风物的词作。南方多香料，尤其是唐代岭南道，也就是如今的广东、海南、越南一带，气候湿热，更是多产沉香、甲香、詹糖香等珍贵名香。据《述异记》中记载“日南有千亩林名香出其中”“香州在朱崖郡洲中出诸异香往往不知名焉”。此处所言“日南”地处如今的越南一带，“朱崖”便是海南岛的古称。丰富的香料资源也就催生出了采香这一职业，词中描绘出词人行至采香洞，受采香女所邀共同饮酒的场景，南粤地域特征十分明显，故在《花间集校注》中被归为“南粤风土词”。

自唐以来，香料备受人们的喜爱，香料的需求量只增不减，在都城、香料产地、交通口岸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香市，如上文所述的日南、温庭筠曾到过的扬州、李珣所居的梓州等。花间词人李珣祖籍波斯，波斯是麝香、诃黎勒等香料的原产地。李珣家先辈为香料商人，入蜀经商，定居梓州，而梓州，正是中国药市的发源地。香料也是中药材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因多数香料都有药用功效所以被称为“香药”。据《岁时广记》记载，唐代梓州人王昌遇在大中十三年九月九日得道飞升成仙，从此“天下货药辈，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药市之起自唐王昌遇始也”。李珣不仅是词人，还是一位医学家，他编撰《海药本草》一书，其中详细介绍了多种外来香料的药用功效。这份对香的谙熟与喜爱也体现在李珣《中兴乐》中的“绣帘垂地，金鸭无香”，《酒泉子》中的“烛暗香凝天欲曙”，以及《定风波》中的“沈水香消金鸭冷”等涉香词作中。

牛希济是牛峤兄长之子，二人同宗。牛峤与牛希济的籍贯地陇西狄道不仅仅是麝香产地，还地处丝绸之路沿线，生活于此的两位花间词人长期受到香文化的熏陶，自然具有较好的香学修养。通过丝绸之路，来自异国的郁金香、龙脑香、龙涎香等各色香料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也进入词人的视野。例如，在牛峤《南歌子》其三中的“帘幕尽垂无事，郁金香”和《菩萨蛮》其三中的“熏炉蒙翠被”，以及牛希济《临江仙》中的“金炉珠帐，香霭昼偏浓”等，词作中多见香意象。

从《新唐书》中的记载来看，唐代的香料产地堪称广阔，但是南方出产的香料品种更为丰富。晚唐五代十国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使得许多文人南迁，进一步推动了文人与香料的接触，使得更多香料进入文人的视野。花间词人的籍贯与仕任、游历地与香料产地的契合使得多数花间词人有机会使用香料并积累出深厚的香学修养，给涉香词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香文化基础。故而，《花间集》中所涉及的香料、香器、香物数量众多，词作中所描写的用香方法也是多种多样，从这些词作中亦可见风情殊异的地域文化色彩。

二、仕任家世：《花间集》涉香词的富丽底色

从古至今香料都是价值不菲之物，在战乱频发的晚唐五代十国时期香料更是珍贵，故而名贵香料也成为财力和地位的象征。《花间集》中所写之词，皆为男子作闺音，以助酒宴歌席之兴，词的内容多写女子的容貌体态、生活场景。这些女子或描妆挽髻，或妆楼远眺，或红袖添香，衣着饰品贵重且雅致。词中出现的场景大多都是华美富丽，而《花间集》香艳的词作风格正是在这样富丽的底色上方可建立。本文将花间词人的所任具体官职和家世情况统计如下，以考察花间词富丽底色的来源与基础。

从表格中可知，以上十八位花间词人除皇甫松和李珣之外皆入仕为官，其中多世家子弟，亦有皇室宗亲。其中一部分花间词人便是专职写词作曲以奉宫廷享乐，如鹿虔扆、欧阳炯、韩琮、阎选、毛文锡五人便是“俱以小词供奉后主”。晚唐五代十国的君主不乏奢靡享乐之人，在香料使用方面耗资甚巨。从李后主《浣溪沙》中的“金炉次第添香兽”，后蜀后主孟昶的宠妃花蕊夫人所作《宫词》中的“尽铺龙脑郁金香”等诗词中不难看出宫廷所消耗香料的数目之大，皇室成员的生活豪奢。这些或身为皇室宗亲，或在宫廷中填词作曲的花间词人自然受到宫廷奢靡氛围的熏陶，其词作风格便带上绮丽奢华的宫词底色，如毛文锡的《虞美人》其二：

宝檀金缕鸳鸯枕，绶带盘宫锦。夕阳低映小窗明，南园绿树语莺莺，梦难成。

玉炉香暖频添炷，满地飘轻絮。珠帘不卷度沈烟，庭前闲立画秋千，艳阳天。

词中檀木雕刻的鸳鸯枕、暖香氤氲的玉香炉、从珠帘后溢出的丝丝缕缕沉香烟气共同构筑出华美且舒适的居室环境。“宫锦”点出词中所述居所应为宫廷内闱，由檀枕、玉炉、沉香亦可知此居室主人身份贵重。珍贵的香料、雅致的香炉、馥郁的香烟所营造出华丽旖旎的氛围，与词中主人公落寞孤独的情调相得益彰。汤显祖曾以“富丽”二字评此词。

温庭筠、皇甫松、牛峤等虽未取得仕途高位，但是他们的父辈皆有官至宰辅之人，他们或是无心仕途，或是仕途不顺，时常沉迷于歌舞佳人之乐。还有和凝、孙光宪等一部分花间词人身仕多朝，享高官厚俸，颇爱饮酒欢宴，红袖添香。在他们的词作中，香往往是宴会氛围的催化剂，是美人轻歌曼舞的点缀，如和凝的《山花子》其二：

银字笙寒调正长，水纹簟冷画屏凉。玉腕重因金扼臂，澹梳妆。

几度试香纤手暖，一回尝酒绛唇光。佯弄红丝蝇拂子，打檀郎。

词中所写是天气微凉，笙歌悠扬，淡妆佳人纤手试香，绛唇尝酒，娇嗔嬉笑的宴饮场景。词作以银字笙、水纹簟、金扼臂、熏笼香暖营造出奢华旖旎的环境氛围，华堂、美人、美酒，绘作一幅生动而绮丽的画卷。

花间词中多以馥郁的香气装点奢华居室和俏丽的佳人，题材不出歌舞宴饮、宫廷内闱、华堂香闺范畴，这与作者的身份家世息息相关。身为世家公子、达官贵胄以及宫廷词人的作者更有机会接触到昂贵的香料，并将其写入词作之中。正如，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言花间词是自“南朝之宫体”“北里之倡风”，其中所录多是“豪家自制”“竞富樽前”之作。香与身着华贵衣饰的曼妙女子、富丽的宴饮场所、陈设雅致的闺阁共同铺设出《花间集》富贵华美的背景，营造出香艳旖旎的氛围，成为花间词富丽的底色，成为花间词“香艳”总体风格形成的基础。

三、纵情与落寞：《花间集》涉香词映射出的士人心态

唐代社会本就对男女两情相悦持有相对宽容的态度，更兼在晚唐五代十国战乱纷争的时代背景下礼教对人们的拘束也逐渐弱化。朝不保夕的人们难免会产生及时行乐的心态，他们大胆追求爱情，将倾慕之意宣之于口，付诸笔墨。丝丝缕缕的香气与《花间集》中“绮筵公子”与“绣幌佳人”之间缠绵悱恻的情思颇有共通之处，皆可意会却难以言表，令人陶醉且沉迷。故而，在《花间集》中与爱情有关的词作多有涉香。例如，牛峤《浣溪沙》其九“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中的逐车公子。在这首词中，少年对香车上掀帘回眸的佳人一见钟情，车过后逸散在风中的幽渺香气更是牵动着他的缱绻情思。为了得到车上佳人的信息，这位少年郎佯装醉酒，寻着香气逐车相随，即便被路人责备行为轻狂也在所不惜。温庭筠《南歌子》其二中的公子亦为佳人逐香车，他们对待爱情都毫不退让，勇于追求。

晚唐五代十国时期，人们皆处于一个难以安定的社会环境中，许多有情人因此不得相守。因此，《花间集》中还有很多词写的是一夕欢愉。可能是因为良宵苦短，在这短暂的相聚之后便是遥遥无期的离别，这些词中流露出的情感更为直接且浓厚。公子、佳人饮酒作乐，听歌赏曲，在良辰美景之夜互诉浓情蜜意，如尹鹗的《掷棹子》其二、顾夐的《甘州子》、欧阳炯的《浣溪沙》其三等。在这些词作中，一炉香见证一宵深情，天明香冷之时便是分别之期，亦不知何时再能相见。浓重的熏香表达出热烈的情感，但是也带着良辰苦短，终将一别的黯淡底色。这些词作虽失之含蓄，但旖旎柔情下掩盖不住朝不保夕的惶惶不安，映射出晚唐五代十国时期士人的痛苦与无奈。

温庭筠、韦庄、薛昭蕴等部分花间词人曾仕于晚唐，他们从前辈口中听闻过、从书籍文章中观望过大唐的盛世辉煌。但是，他们身处的时代动荡不安，硝烟四起，唐帝国的繁荣连带着文人们致君尧舜、建功立业的希冀轰然坍塌。这些认为自己生不逢时的文人在失望与迷茫中纵情声色、借酒浇愁。在他们的词作中，歌筵酒席的一时之欢掩盖不了时代黯淡的底色和有志之士怀才不遇的痛苦与无助。韦庄在《天仙子》其二中描写的醉公子酒入愁肠，看似欢乐旷达，实则笑中含泪，折射出作者内心的无奈与迷惘：

深夜归来长酩酊。扶入流苏犹未醒。醺醺酒气麝兰和。惊睡觉，笑呵呵。长道人生能几何。

这位公子深夜酒醉归来，身上酒气掺杂着兰麝香气，第二日醒来酒犹未醒，笑呵呵自问此生还能有何作为呢。从“长酩酊”可见他如此醉意阑珊已是常态，整首词作中弥漫着浓郁的颓靡之气。五代十国之时动乱的环境使一部分文人摒弃了政治抱负，抱着及时行乐的心态沉迷酒色，这首词中的醉公子便是他们的写照，也是词作者韦庄的写照。生于长安，曾仕于唐的韦庄远眺过大唐盛世，也目睹过唐帝国的衰亡，他饱受战火动乱、背井离乡之苦楚。词中兰麝之香，美酒之醇都是一夕欢愉，掩盖不了作者无法宣之于口的愁苦之情。

花间词人回望海晏河清、欣欣向荣的大唐盛世，再放眼当下，目之所及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频繁的战争与动乱消磨掉了他们的少年意气与万丈雄心，唯余心中满载的迷茫、无奈与遗憾。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更知生存的艰辛、美好时光的珍贵，于是他们冲破礼教的束缚大胆追求爱情，将心中炽烈的情感付与词作，沉醉于美酒佳人中纵情享乐，形成了花间词旖旎的总体风格。在《花间集》中，馥郁的香气是酒筵歌席、艳丽佳人的点缀，是公子佳人炽烈而短暂爱情的象征，映射出纵情欢愉又倍感落寞的晚唐五代十国士人的心态。

总而言之，多数花间词人籍贯地、仕游地与香料产地、香料商贸地之间的契合使得他们有机会受到香文化的熏陶，积淀出深厚的香学修养。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丰饶物产与繁荣经济营造出尚奢华、重享乐的社会环境，更兼动荡的时代背景使得花间词人心怀朝不保夕的惶惑纵情歌舞欢宴，追求热烈而短暂的欢愉。这种纵情一时却又落寞无奈的心态与香料熏烧时的浓郁芬芳却容易香冷烟消的特质相符合，使得香成为花间词中的常见意象。花间词人将香带入诗词的国度，进一步推动了香与文学的结合，“香”与“艳”便是花间词中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又不可不说的主题。馥郁的香气与美酒、华堂、歌舞、佳人共同构筑出花间词的题材范围，铺设出花间词的富丽底色，形成了《花间集》旖旎香艳的总体风格。

本文系内蒙古师范大学2021年度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花间集》涉香词研究”（项目编号：CXJJS2104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