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每每提笔写家里那几间老屋，心里顿生一种莫名的伤感。这种伤感，是久埋心底的一种自责和深深的愧疚。

母亲活着的时候常念叨：“我活着，给你们守着这个家，这几间老屋倒不了。如果我哪天不在了，家里没人住，这几间老屋很快就会坍塌的。”我明白母亲的用意，嘱咐大弟联系一家合适的建筑队，打算在2015年春季，把老房子盖起来。不幸的是，母亲在那年春天突发脑干出血，永远离开了我们。盖房子的计划一拖再拖，到现在也没能实现母亲生前的愿望。

有一年回家，我给妹妹留了大门的钥匙，妹妹会时常来家里清除院子里的杂草，开一开北屋的门窗，换一下新鲜空气，让阳光晾晒一下快发霉的家具和被褥。每次下大雨，她都会把下水道里的淤泥和杂物清理干净。母亲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每到下雨天，母亲头顶着塑料布、冒着大雨艰难地将下水道清理干净后，那种写满劳累又满足的笑容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老房子的历史令人感慨，这几间老房子最早是老奶奶（爷爷的母亲）的娘家人给盖的。2011年，送走父亲后的当天，我的三大爷（父亲的叔伯哥哥）又提及此事。我的爷爷兄弟五个，他是最小的。爷爷到了成家的年龄，因为家里日子穷，盖房子成了奢望。老奶奶找到娘家人帮忙，娘家人二话不说，来了几十个人，拉着盖房的木材工具，自带干粮和菜，不辞辛苦，说干就干。先夯实地基，整齐划一的动作，嘹亮高亢的号子，简直营造出了一种艺术氛围，使得打夯的组合既提神又省力。那个时候的夯就是农村轧麦子的石磙，又称碌碡。把碌碡竖起来，用铁丝把两根木棒对称地捆绑在碌碡上，领着喊号子人，双手握住木棒，高声喊着“唉咳哟”，后面的人紧接着“唉咳依吆咳”！

“老少爷们儿加把劲儿哟！”

“唉咳依吆咳！”

有了老奶奶娘家人的帮助，新房子很快就盖起来了。

没过多久，爷爷成了家，奶奶是徒骇河南岸于井子村的。爷爷在济南泺口教过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父亲和母亲对几间北屋又进行了翻盖。屋顶的檩条和大梁还是原封不动，新换了苇箔，从兴隆镇大孙家窑厂买了红瓦，外墙的白石灰是父亲和舅舅用地排车（木制拉车）从禹城拉回来的。大概是1976年，我们家住上了白石灰墙的红瓦房。

母亲有个远房亲戚，叫冯传喜，在我们村学校当老师，论辈分我喊叔叔。父亲会隔三岔五地请传喜叔来家里吃饭。到了夏天有知了猴的季节，一晚上我能捉一百多个。捉来的知了猴洗净、晾干后，母亲会扔到咸菜缸里腌几天。傍晚，父亲从生产队干活儿回家，有时候会吩咐我：“去学校喊你传喜叔，来咱家喝酒。”母亲把煎好的知了猴盛到盘子里，我赶紧端到小方桌上。父亲和传喜叔一边喝酒，一边谈论着我的学习。这时，枣树上蝉鸣声和院子里蟋蟀的“嚯嚯”“嘁嘁”“唧唧”声交织在一起，那是儿时陪伴我的最美妙动听的小夜曲。

伴随着儿时的欢乐，时光在不知不觉中到了1980年。那年，也是我村土地包产到户的第一年。生产队的农具暂时存放在我家的南屋里。记得有木轮马车、木轮推车、耧车、木制水桶、碌碡等农具，这些原始笨重的生产农具早已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里。可是，那几辆木轮马车上沉重的车轮依然在我的心中旋转，那是那个年代的农家人永远都不能忘却的情怀。

后来的日子好了许多，父亲从县城买了东北红松木，请了木匠，把北屋的旧门窗都换了。门窗刷了绿色的油漆，镶上了那个时候当地有名的德州振华玻璃。剩下的红松木，父亲请王常村的一位老木匠制作了一张老式八仙桌，刷了清漆，能清晰地看到松木的花纹。我想，那应该是村里最好的一张八仙桌了。平日里，一家人围桌吃饭；客人来了，八仙桌上摆满好酒好菜，招待客人；村里有红白喜事了，我家的八仙桌都被借去摆酒席……至今，这张八仙桌还摆放在老屋的西北屋里，它见证了我的童年和我的青少年时代，一直到今天，它和老屋一样，已深深地融入我的生命里。

我对老房子的感情是融入生命里的，我们兄妹四人在这里出生、长大，我的女儿也在这里出生。母亲当年结婚的嫁妆至今还摆放在老房子里，妻子结婚的嫁妆也摆放在老房子里。对我的生命而言，五十多年倏忽而过，世事沧桑，家里的那几间老房子还在。父母去世后，如果不是妹妹帮忙打理，现在可能真正变成百草园了。

窗外，忽然电闪雷鸣，一场大雨即将来临。此时，我眼中的泪水突然奔涌而出，时光在穿越，我仿佛听到了老奶奶的娘家人那嘹亮动听的夯歌！母亲冒雨疏通下水道的画面又浮现在眼前，那头顶上被风吹起的塑料布模糊了我的双眼……老屋还在，只是泥墙上的白石灰早已斑斑驳驳。有的墙面忍受不了风吹、日晒、雨淋，纷纷剥落。啊—老屋，童年的老屋，您的使命已经完成，但您会与快乐、亲情、向往一起走进我的生命里。

麦收过后，老屋的地基上将会矗立起一座由回忆、怀念和幸福建筑起来的崭新院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