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与《采薇》的思想观念比较及叙事策略分析
作者: 李飞龙伯夷和叔齐已然成为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人物形象,历代不乏评判者,或歌咏,或贬斥,或哀叹;也不乏对其故事进行改写、增写的文本。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和鲁迅的《采薇》就是对伯夷、叔齐故事的个性化书写,所谓个性化书写就是两位作者都借用伯夷、叔齐这两个历史人物,从个性化视角出发,依据自身所要传达的思想理念来书写演绎其故事。因此,虽然两人都写的是伯夷、叔齐的故事,但立场观点和叙事策略都不同。历史人物只是手段,传递立场才是目的。对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一、思想观念比较
我们首先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伯夷列传》和《采薇》中思想观念的异同之处。
(一)对儒家思想的态度
在这两篇文章中,司马迁和鲁迅都是对儒家思想怀有质疑的,只是质疑的程度和方式不同。
司马迁质疑孔子关于伯夷和叔齐的一种评价性言论—“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在讲述完伯夷、叔齐的故事后,司马迁直接反问—“怨邪非邪?”借此指出命运对伯夷和叔齐的不公。在儒学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环境下,司马迁的这一言论也显示出其对权威的批判精神,但这种批判并不是根本上的否定。
而鲁迅的质疑是一种消解性的质疑,是对儒家思想的解构,同时也兼具对道家思想的解构(伯夷在《庄子》中是被称赞的隐士形象),而儒道思想基本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主体,可以说,鲁迅的质疑直抵中国文化的根本。
于爱成撰写的《〈采薇〉重读:经典解构与身体叙事》总结了《采薇》中展现出来的伯夷和叔齐身上的多种矛盾:即“礼让逊国”与儒家“仁”之间的矛盾;“撇下祖业”与儒家“孝”之间的矛盾;“扣马之谏”“不食周粟”与儒家“忠”之间的矛盾;“怨而骂”“以怨报德”与儒家“恕”之间的矛盾;乃至“尊父命”与“长为先”之间的矛盾;“忠”“孝”与“伐无道”之间的矛盾;“不食周粟”而食周木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这种矛盾“把伯夷、叔齐推入不可解的价值紧张和困境中,实则宣判了儒学价值体系的僵死和非‘合法性’;从而在对儒家经典关乎伯夷、叔齐的经典叙述的拆解和反讽中,举重若轻地毁灭性地从整体观上拆解掉了儒学的意义”。
于爱成这篇文章所总结出的矛盾,都是伯夷、叔齐内部思想与其所处外部环境的矛盾。其实,《采薇》中伯夷和叔齐内部有一个逻辑难以自洽的矛盾—既然伯夷、叔齐不承认武王的合法性,这片土地的合法主人就不是武王,何来“莫非王土”一说?也就谈不上薇菜是周朝的。但伯夷、叔齐一方面不承认武王的合法性,一方面又遵循着“莫非王土”的先王之道,这种荒诞性也正是对严肃性的消解。
(二)对天道与王道的态度
有感于伯夷、叔齐的悲惨结局,司马迁质疑所谓的天道,质疑善恶终有报的宿命论、因果论。但质疑归质疑,司马迁并未纠结过多,以“亦各从其志也”之类的话来进行自我宽慰。鲁迅质疑的是天道的另一方面,即更偏向于王道的一面,天道、王道都可归入某种规律性的隐秘力量,都对人具有某种主宰作用。鲁迅对天道的质疑,主要是通过情节的比拟。鲁迅设置了一个与周武王“奉行天罚”相类似的戏仿情境,即强盗小穷奇的“奉行天搜”,以此构成对“奉行天罚”的解构,也就是对所谓王道的解构。鲁迅在他的另一篇文章《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称周朝是“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暗含讽刺意味。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认为鲁迅并非质疑武王伐纣的正当性,而是对假借某种正当化名义进行暴力革命的行为保持怀疑,这是鲁迅思想的深刻之处,他并不轻信某种力量或道路就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是鲁迅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态度。
前面说司马迁质疑的是天道中的因果宿命论,鲁迅质疑的是天道中偏重王道的层面,那司马迁是否对周武王的王道有所质疑呢?司马迁一方面说“武王已平殷乱”(称殷为乱,表明他认为武王是除恶),另一方面又借伯夷、叔齐之口,说武王是“以暴易暴”(韩兆琦在《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史记》中,“称武王伐纣为‘以暴易暴’,可谓骇人听闻”)。这种矛盾叙事导致后世观点争论颇多,莫衷一是。
总之,能够质疑天道和王道,也就是质疑某种规律性的观念,这反映出司马迁和鲁迅都具有宏远的历史视野。
(三)对主人公形象的设定
无论是伯夷、叔齐,还是周武王,在司马迁的叙事中都可以说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司马迁对伯夷和叔齐的正面人设是谦让守礼、“积仁絜行”(引自《史记》);对周文王的正面人设是替天行道(主要体现在《周本纪》中,《伯夷列传》涉及不多)。韩兆琦译注的《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史记》(中华书局版)写道:“由于文王、武王、周公是司马迁理想的帝王与理想的良臣楷模,所以写起来满怀敬慕之情。”
鲁迅对于伯夷、叔齐和周武王的态度却是在戏谑的叙述口气中表达了出来。《采薇》中的伯夷形象更像一个慵懒闲散、不问世事之人。听到叔齐说武王要动兵,伯夷只是“慢吞吞”地回应,比起关心时事,伯夷更关心烙饼的大小,伯夷最终有所触动,是因为他感觉“这碗平稳饭快要吃不稳”,等等诸如此类的叙事。对叔齐的负面刻画不多,但也显现出叔齐身上的迂腐。对周武王的形象设定显然是与霸道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周武王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王道,但面对伯夷、叔齐的劝谏,周武王并未与他们对谈,无论《伯夷列传》还是《采薇》,都写的是“左右欲兵之”,鲁迅在《采薇》中细化了这一情节,武士把伯夷和叔齐从武王面前拉走后“用力在他们俩的脊梁上一推”。话语背后有绝对权力的支撑,不容反抗。我们不能简单评价《采薇》中的人物形象正面与否,因为每个人物都是多重复杂的,但我们可以说《采薇》中的人物都不是鲁迅心中的理想人格。
二、叙事策略分析
以上这些作者表达出来的思想观点无疑是通过叙事呈现出来的,那《伯夷列传》和《采薇》分别采取了何种叙事策略?《伯夷列传》对《采薇》产生了何种影响?《采薇》对《伯夷列传》构成了何种消解?具体分析如下:
(一)史实依据
韩兆琦《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史记》中写道:“伯夷其人的真实性是禁不住推敲的。这里的伯夷只不过是司马迁在先秦诸子书不同说法的基础上,集中概括、加工而成的一个艺术形象。”《史记》的定位是记述历史,并非文学创作,司马迁作为史官,本意应该还是想记录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因为历史上关于伯夷和叔齐的记述不多,所以《伯夷列传》中史实性内容不多,大部分篇幅是司马迁发表的议论。
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写道,“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采薇》基本保留了《伯夷列传》中的基本情节,同时进行了扩充和细化。文末神鹿降临的超现实情节也是根据汉代刘向《列士传》中的记载进行细化的。《史记》中对伯夷、叔齐的记载存在空白和疑点,鲁迅基本都进行了合理化演绎,比如伯夷、叔齐是在武王灭商之后去首阳山的,武王伐纣期间,伯夷和叔齐居住何处,司马迁并未记载,鲁迅写的是伯夷和叔齐依然居住在养老堂。鲁迅并非要写一部历史传记,无须过多考虑事件的真实性,而是在梳理伯夷、叔齐的各种故事版本的基础上加以想象,目的是借用伯夷、叔齐的故事外壳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
(二)叙述语气
司马迁对伯夷和叔齐这样的仁人志士所遭遇的不公正感到悲愤惋惜,这是其贯穿全文的叙述语气。《伯夷列传》中对主要人物的评价是直接由作者发出的,即叙述者直接评论。甚至在评价的过程中,司马迁流露出很多情感倾向。第二、三、四、五段结尾处的感叹,并非发出疑问,而是已经带有明确答案的反问句,这种带有感叹口吻的质问,可以说是一种情感的爆发。
鲁迅的叙述口气是幽默讽刺,鲁迅自己在《故事新编》序言中也写道“不免时有油滑之处”,油滑可以理解为幽默、讽刺。比如,《采薇》中时间的计算方式是烙饼的工夫,让事件显得很滑稽。这种讽刺性口吻还表现在“不可靠叙述”。比如,华山大王小穷奇明明就是强盗,却自称敬老,“恭行天搜”,还假装客套请伯夷、叔齐喝茶。这些不可靠叙述让读者透过文本,感知小说的深层意蕴。
(三)消解手段
《伯夷列传》的消解手段主要是质疑,对孔子言论的质疑,对历史记载标准的质疑,对天道的质疑,等等。这种质疑都是在司马迁的直接叙述中呈现出来的,叙事学上称之为叙述干预。
如果说司马迁的这种质疑是一种正面攻击,那鲁迅的消解则是一种柔性手段。《采薇》中对人物的否定性评价主要体现在消解性叙事中。鲁迅并未有直接的评价。主要人物的性格、作者的评价是通过情节呈现的,是一种戏剧化展示,让人物自己在行动的过程中给予读者足够的暗示。叙述者并不直接发表议论,而是让读者在故事阅读过程中得出观点。
三、整体分析
《伯夷列传》和《采薇》都具有批判现实的精神,都是作者联系所处实际,有针对性地表达观点立场,对时事进行批判。比如《伯夷列传》中褒扬伯夷和叔齐的谦让,是对当时政坛钩心斗角、争名逐利现象的批判;《采薇》中小丙君说伯夷、叔齐的诗歌是“为艺术而艺术”,就讽刺了当时的“为艺术”派。同时,他们还具有对历史的批判精神,不盲从权威,不简单接受前人观点,特别是鲁迅,还能从历史材料中演绎出全新的概念,他们这种历史批判是与现实批判紧密结合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司马迁与鲁迅都是为时代书写、为时代发声的作家。
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司马迁和鲁迅都保持了客观。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呈现出了伯夷、叔齐和武王之间的矛盾,但没有评判孰是孰非,因为评判是非并不是这对矛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文中,司马迁说“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司马迁在评判伯夷、叔齐时用的是“积仁絜行”这一形容品德的词语,而非明确褒扬其劝谏行为,这也许是司马迁有意为之。在《采薇》中,从整体上看鲁迅是把伯夷、叔齐作为调侃的对象,但也写出了他们可圈可点的品质。比如,鲁迅对他们积极参与时事的态度是肯定的,因为他们的对立面人物小丙君称诗歌应该“为艺术而艺术”的时候,鲁迅在用一种反讽的口气批评小丙君之流。
司马迁与鲁迅并非生于同一时代,鲁迅对司马迁赞赏有加(详见鲁迅所撰《汉文学史纲要》),我们站在今人的角度将《伯夷列传》与《采薇》并置阅读和理解,为其牵上互文关系,可以窥见两位伟大作家的思想交融激荡之处,获得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