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颀与李益边塞诗研究比较

广义说来，凡以边塞为描写对象的诗歌均可称为边塞诗，但无论是从创作数量和质量来看，只有唐代的边塞诗才算真正意义上成熟的边塞诗，唐代的边塞诗创作从唐初延续至唐末，而尤以盛唐至中唐前期最为繁荣，并形成了具有独特审美风格的边塞诗派，涌现出众多以边塞诗著称的优秀诗人。李颀和李益分别作为盛唐及中唐前期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二人的边塞诗既有时代风貌又具个人特色，对二李边塞诗进行研究与比较，不仅可以深入了解二人边塞诗创作的特点和异同，同时也印证了文学创作的时代性和主体差异性。

一、二李边塞诗创作概况

在唐人殷璠所编选的《河岳英灵集》中，李颀所入选的诗歌数量有十四首，甚至超过了高适的十三首和岑参的七首，足见李颀在盛唐诗坛的影响力。边塞诗是李颀所创作的诗歌题材中最负盛名的一类，但其总量不多，且诗人并未亲身到过边塞，他的诗歌创作主要来源于他的人际交往活动及游历的生活经验。李益在中唐边塞诗坛上可谓独领风骚，《新唐书·李益传》评其云：“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图绘。”可见，李益在当时就已诗名远播，其诗歌中可称为边塞诗的作品数量占到诗人诗歌创作总数的三分之一。陈铁民先生于《李益五入边地幕府新考》一文中经考证得出了李益曾五入边地幕府的结论，由于李益多次入幕、参军的边地军事体验，他所创作的边塞诗不仅数量多、质量高，且内涵丰富，风格多变，胡震亨评价道：“李君虞生长西凉，负才尚气；流落戎旃，坎壈世故。所作从军诗，悲壮婉转，乐人谱入声肷，至今诵之，令人凄断。”

李颀和李益均是有仕进之心的诗人，二人都参加过唐代的科举考试，《唐才子传笺证》载：“颀，东川人。开元二十三年贾季邻榜进士及第。调新乡县尉。性疏简，厌薄世务……惜其伟才，只到黄绶。”盛唐时期的科考风气十分浓烈，进士科犹受当时士子们的追捧，“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唐摭言》）。举子们心怀报国之志，渴望通过科举来实现自身抱负，李颀也同样有强烈的入仕之心，他早年的交游正是在为此在做准备，但仕途的不顺遂迫使他选择了隐居生活，“秦川朝望迥，日出正东峰。远近山河净，逶迤城阙重。秋声万户竹，寒色五陵松。客有归欤叹，凄其霜露浓”（《望秦川》），就表现了诗人的归隐志趣。同李颀相比，李益的仕进之心则更加强烈，李益不止一次参加科举考试，据《唐才子传笺证》载：“大历四年齐映榜进士，调郑县尉。”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载：“拔萃科：李益、韦绶、李泌。”两次科考、五次入幕，足可以见李益对仕进的热衷之心。

二、二李边塞诗特色

李颀有边塞诗五首，分别是五言古诗两首，《塞下曲·黄云雁门郡》《古塞下曲》；七言古诗两首，《古从军行》《古意》；五言律诗一首，《塞下曲·少年学骑射》。从题目来看，李颀诗歌中《塞下曲》一题数量最多，此题由汉乐府《出塞》《入塞》曲演化而来，是唐人新创的乐府诗题，其内容多为描写边塞征战。古意一词有多重含义，作为诗题则取“拟古、仿古”之意，意即讽咏前代故事以寄意，如王绩曾作《古意六首》，卢照邻有《长安古意》等。《古从军行》取自乐府古题，这类诗歌多描写军旅生活的辛苦。单从题目来看，李颀的边塞诗全是拟自古题，其个人独创性不强；从篇章结构的设置来看，李颀的边塞诗多是卒章显志、欲抑先扬，如《塞下曲·少年学骑射》的前三联着重刻画了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形象，结句陡然一变作：“膂力今应尽，将军犹未知。”表达出诗人不遇的愤慨。《古意》以大篇幅来写将士征战的豪情、大漠的苍凉壮阔，结句“使我三军泪如雨”一下让诗歌所呈现的画面变得沉郁悲凉起来。此外，李颀的边塞诗构思宏大，有时间、视角、虚实的变幻和转移，《古从军行》中从“白日”到“黄昏”是时间的推移，由“山”到“河”是视角的变化，“野云和雨雪”是真实的场面，“闻道和应将”是合理的想象，虚实相生间，诗歌已游走于古今的时空。《古意》将男性视角同女性视角相结合，多角度反映出战争带给人们的复杂情思。不仅如此，李颀边塞诗的炼字和语言也十分考究，诗人善用叠词来使诗歌音韵和谐、情感充沛，如：“袅袅汉宫柳，青青胡地桑”“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古塞下曲》更是全篇押韵、一气呵成。总之，李颀的边塞诗受盛唐气象的影响，其情感浓烈、气势雄浑、意象丰富。

《全唐诗》录李益诗歌共两卷一百五十二首，边塞诗是其中的主体。李益的边塞诗名作颇多，选材丰富，描写细腻真切。首先，从体裁上来看，李益的边塞诗体裁多样，有古风、律诗、绝句，字数从二十字到二百余字不等，其间描写详略得当、情感收放自如，李益尤以绝句著称，胡应麟云：“七言绝，开元之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李益的绝句边塞诗颇得盛唐风韵。其次，李益的边塞诗中多叙事成分，细节描写真实生动，《从军有苦乐行》中，作者从“仆本居陇上”一直写到“从军至朔方”俨然是在陈述自身过往的经历，《来从窦车骑行（自朔方行作）》叙写平生经历更是占据了几乎全篇的内容，但李益的叙事不是单纯的记录，而是将情感和议论熔铸其间。此外，李益有许多对友人的赠答诗中也蕴含着边塞背景，如《送辽阳使还军》《送韩将军还边》《送柳判官赴振武》等，其中不仅寄托着诗人对友人的殷切勉励与希冀，更是作者爱国之情、立功之心的真切流露。总体来看，李益边塞诗的情感是复杂多变的，苍凉悲壮的基调不足以概括李益边塞诗歌的整体风貌，因为诗人也有不少豪放激昂的热血之作，承续着盛唐边塞诗的辉煌。

三、二李边塞诗异同

二人的边塞诗歌创作有许多类似之处，但同中有异，各具特点：

其一，二人的边塞诗都善用“以汉喻唐”的手法，但其目的却不同：李颀是借古讽今，表达对君主穷兵黩武、盲目开边的批判与讽刺；李益则多表现出对汉将的敬慕之情，以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雄心和对唐朝中兴的期许。李颀在《古从军行》中用“公主琵琶”和“玉门被遮”的典故，引出“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的结局，以极强烈的对比写出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创伤，暗讽对玄宗用兵开边的不满。李益的《塞下曲》，“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提到了汉代的两员大将，马援和班超。他们都是忠心报国、舍生忘死的民族英雄，是李益仰慕的对象，借用二人的典故也抒发诗人自己的爱国之情；《上黄堆烽》中的“年发已从书剑老，戎衣更逐霍将军”提到了西汉的名将霍去病，表达了对霍将军的追慕与真挚的报国之情；《赴邠宁留别》中的“身承汉飞将，束发即言兵”写到的则是西汉名将李广，表达了诗人对投身沙场、领兵作战、谋取功名的向往；《登长城》中的“汉家今上郡，秦塞古长城。有日云长惨，无风沙自惊。当今圣天子，不战四夷平”采用今昔对比，写出了对历史变迁、局势变换的感慨。

其二，二人的边塞诗都擅长通过色彩意象的使用来渲染画面，从而为读者带来更加直观的艺术体验和情绪想象，但在具体色彩意象的选择上，二人却有明显的偏好。李颀善用色彩鲜明，具有对比冲击力的颜色，如《塞下曲·黄云雁门郡》中李颀选用了“黄”“黑”“金”等颜色，这些色彩浓烈明艳，同李贺“黑云”“金鳞”等色彩的选用有异曲同工之妙，均带给读者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古塞下曲》中李颀又选用边塞桑条的“青”来和长安宫城中柳条的繁茂作对比，传达出大漠的寒冷、萧瑟之感。而李益诗歌中的颜色选取则更清新生动、充满活力与希望，如《塞下曲》中的“牧马群嘶边草绿”，《献刘济》中的“草绿古燕州”，《寄赠衡州杨使君》中的“湘竹斑斑湘水春”等，“绿”字的使用，改变了茫茫大漠在人们印象中固有的荒凉、萧条的景象，为边塞带去了一抹生机。

其三，二人的边塞诗主要都是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但其表现方式略有不同。李颀边塞诗的现实主义风格主要体现在他对边事战争破坏性的认识方面，李颀的边塞诗不是一味地为唐王朝的军事实力唱赞歌，而是能够冷静分析战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古从军行》中的“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借古讽今地指出君主好大喜功所带来的沉重代价。不仅如此，李颀的诗歌总是站在将士的立场来理解他们的无奈和痛苦，《塞下曲》中的“膂力今应尽，将军犹未知”和《古塞下曲》中的“琵琶出塞曲，横笛断君肠”都真实感人地写出了边地将士的无奈与辛酸。李益边塞诗的现实主义风格则主要来自他细节的真实性，如《从军有苦乐行》中的“剑文夜如水，马汗冻成霜”，《度破讷沙二首》中的“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以及“平明日出东南地，满碛寒光生铁衣”，这些细节的生动刻画都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边塞大漠的真实环境。

除此之外，二人的边塞诗又有高度一致之处：

首先，二人的边塞诗都善用听觉意象。二人的边塞诗中都涉及乐器和音乐的描写，李颀的《古塞下曲》《古意》《古从军行》《塞下曲》中都写到了琵琶声，“琵琶出塞曲，横笛断君肠”“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戎鞭腰下插，羌笛雪中吹”，琵琶声音如玉珠走盘，清脆响亮，用来弹奏军乐《出塞》颇有气势，可起到鼓舞军心的作用；横笛声如泣如诉、幽怨动人，听罢教人悲从中来，吹尽征人内心对家乡和亲人的留恋与不舍；《塞下曲·黄云雁门郡》中又有“金笳吹朔雪”，金笳声仿佛在为边塞的雪景伴奏，更加重了塞外的孤独寂寥之感。李益诗中也多次涉及琵琶、羌笛、胡笳等意象，如《送客归振武》中的“桂满天西月，芦吹塞北笳”，《夜上受降城闻笛》中的“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听晓角》中的“边霜昨夜堕关榆，吹角当城汉月孤。无限塞鸿飞不度，秋风卷入小单于”，《夜宴观石将军舞》中的“微月东南上戍楼，琵琶起舞锦缠头。更闻横笛关山远，白草胡沙西塞秋”，《从北军征》中的“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等。音乐最能渲染气氛，引发人们的思考和情绪，二人的边塞诗中多处使用此类意象，既为诗歌增添了一份音乐美，也更有利于情感的抒发。

其次，二人的边塞作品都有超越时代背景的深刻思考。李颀的作品在盛唐边塞诗中之所以独树一帜，就在于比起关注战斗本身的热烈激昂，抒发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诗人更偏向于对战争所带来的伤痛做理性的批判与反思，《古从军行》中，诗人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边地外族人民的立场上，对他们饱受战乱的摧残寄寓深深的同情，从而发出“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的感叹。有时，边塞不过是诗人抒发己怀的凭借，《塞下曲》中的并州少年何不是诗人郁郁不得志的真实写照。李益的边塞诗之所以能在中唐边塞诗中独具一格，就在于从他的边塞作品中仍能看出盛唐边塞诗的豪迈气魄，《唐才子传》云：“往往鞍马间为文，横槊赋诗，故多抑扬激励悲离之作，高适、岑参之流也。”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的倾颓激发了诗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李益的诗中我们既可以读到作者对家国命运、政治时局的感慨与关切，也能够领略到盛唐时期边塞诗人那种慷慨激昂的情调。《来从窦车骑行》中的“束发逢世屯，怀恩抱明义”，抒发了诗人心怀家国的奉献精神；《塞下曲》中的“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借唐初薛仁贵西征突厥的故事，来表达自己保家卫国的衷心；《赴邠宁留别》中的“幸应边书募，横戈会取名”，则传达出作者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李颀和李益的边塞诗之所以能在时代之中脱颖而出、获得极高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他们都能够在汲取时代风格的同时又保持创作鲜明的独立性，展现了独特且珍贵的诗歌创造力。

诗歌的创作和表达受时代背景的影响，但不完全局限于此。生活在盛唐的诗人李颀，其边塞诗创作流露出中唐的沉郁悲凉，受中唐大历诗风影响的诗人李益，其边塞诗创作不乏慷慨激昂之壮词。二人的边塞诗都在时代群体风格之中保持着鲜明的独特性，他们对唐代边塞诗创作的贡献是杰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