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时序》“渐靡儒风”解

一、“渐靡儒风”在本文语境中的分析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论及东汉文学时有这么一段话，文曰：

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深怀图谶，颇略文华，然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虽非旁求，亦不遐弃。及明章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孟坚珥笔于国史，贾逵给札于瑞颂；东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论；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自和安以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皇羲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馀风遗文，盖蔑如也。

这段话指出，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沉迷于谶纬之说，对文学不怎么重视。到汉明帝、汉章帝时，帝王崇尚儒学，经常召集学士讲论经术，汉明帝甚至亲自到太学讲经授课，汉朝太学院在明帝之时达到巅峰，太学生最多达三万人。中间经过安帝、和帝到顺帝、桓帝，文坛人才辈出，有班固、傅毅、崔骃、崔瑗、崔寔、王延寿、马融、张衡、蔡邕等人。他们的作品受儒学风气的影响，取法经书文辞，从而与西汉华而不实的文风不同，表现出华实相符的特色。到灵帝的时候，大部分作家专好辞赋而轻视儒学，灵帝经常召集文人聚集于鸿都门下，讨论的却是“方俗闾里小事”。这类作品注重故事性与通俗性，却无异于政治教化，而刘勰强调“摛文必在纬军国”，也就是说文章必须要对国家政治军事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他认为灵帝时期的创作没有以儒家精神为指导，背离了儒家注重政治教化的原则，导致文风不振，因此他同意杨赐视其为驩兜，蔡邕比之为俳优的观点并直接引用。

“磊落鸿儒”中的“鸿儒”指的是“班傅三崔、王马张蔡”等人，又《文心雕龙·诠赋》提到班固的《两都赋》则曰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赋》则曰迅发以宏富，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则曰含飞动之势，最后总括他们为“辞赋之英杰”。由此可看出，刘勰对这些东汉辞赋家的评价很高。“鸿儒”一词采用王充的提法：“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王充《论衡·超奇》）王充认为，鸿儒凌驾于儒生、通人之上，不仅能贯通经书，还能精思著文、联结篇章。王充以疾虚征实的精神出发，对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做了尖锐的批判，对于汉代文人，他特别推重司马迁、班固等人，因为他们的文章正如刘勰所说的“华实所附，斟酌经辞”。刘勰在这里用鸿儒来形容这些东汉文人，是对他们极高的赞美。

“文章之选，存而不论”紧接着“磊落鸿儒”而来，语意固然是褒义的，即可以列举的作品太多了，由于篇幅的原因暂且存而不论。况且，“存而不论”一句出自《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意指天地六合之外，渺茫难知，圣人也没有能力说清楚，故言存而不论。所以在时序篇中，“存而不论”并不是因为作品质量问题而不论，而是由于客观因素限制采取保留的态度。“群才稍改前辙”指明了东汉文人的创作轨道已与西汉文人不同，汉赋多铺张扬厉，艳丽有余而质实不足，《物色》篇云：“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刘勰认为宋玉开辞赋淫丽之风，而到司马相如的时候达到了高潮，由于词句上的雕琢铺陈使得文章效果与主观意愿背道而驰，出现了欲讽反谀的情况，这种风气到东汉的时候才开始改变。东汉辞赋深受儒学和经书的影响，作家们写作时斟酌经纬，用儒家经书文质并茂的文风去矫正文坛淫靡之风，故谓之曰“渐靡儒风”。通过对“渐靡儒风”所在文本的分析，可见刘勰是从宗经的立场出发，赞美、肯定儒学影响下的东汉文风。

二、《文心雕龙》其他篇目对东汉文学的态度

除《时序》篇外，《文心雕龙》其他篇目也多有论及东汉文学，主要以东汉著名作家班固、张衡、蔡邕为主。下面按照篇目顺序略举几例说明。

《明诗》云：“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怨篇》是东汉张衡创作的一首四言诗，诗以秋兰喻美善的人才，末句“虽曰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之远，我劳云何！”由地处幽深僻远的秋兰发兴，它虽处深山荒僻之处，却美善充溢，诗人虽极为赞赏，却无能为力，旨在嗟叹人才埋没的社会制度。此诗继承了传统四言诗的典雅，且在内容上体现了传统儒家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的精神，刘勰称之“清典可味”。张衡的《仙诗》《缓歌》现已不可考，刘勰评其为“雅有新声”，可见张衡的作品具有典雅的特色，刘勰最为推崇的风格即儒家经典的“圣文雅丽，衔华佩实”，张衡诗歌特色正和他博通典籍，熟悉经书有密切关系。

《体性》云：“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刘勰认为班固的文章风格典懿儒雅并予以重视，这正是他宗经思想的体现。

《才略》对东汉许多作家都作了简要的评析，其云：“张衡通赡，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则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也。刘向之奏议，旨切而调缓；赵壹之辞赋，意繁而体疏；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有偏美焉。潘勖凭经以骋才，故绝群于锡命；王朗发愤以托志，亦致美于序铭。然自卿渊已前，多俊才而不课学；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

以上所举出的作家除了刘向是西汉人以外，其余皆是东汉人，对于张衡、蔡邕、刘勰则赞美为金玉殊质而皆宝，对于潘勖则说凭经以骋才。潘勖是东汉末时人，锡命是指他为汉献帝写的《册魏公九锡文》，刘勰对这篇文章非常推重，在《文心雕龙》多处提及，如《诏册》中的“潘勖《九锡》，典雅逸群”，《风骨》中的“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俊也”。刘勰如此推重这篇文章是因为它在遣词造句和构思上都是“凭经”“思摹经典”，即认真向儒家经书学习。以上可以看出，东汉时期的创作受儒家经书的影响越来越大，正所谓是“渐靡儒风”，而这种影响主要是积极影响，即在内容上从劝百讽一的荒诞夸张到关注现实社会，在风格上从文胜于质到质文相称。

三、儒学的新变对东汉文学的影响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儒学开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但当时的儒家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思想的新儒学。当时的儒学在天人感应的哲学背景下与神学相结合，从而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在王权的笼罩下，儒学原有的批判精神有所减弱，更多是通过言说灾异来批评时政和约束统治者。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力也较弱，当时的主流文体汉赋中常常出现“劝百讽一”的情况。尽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于汉武帝，但儒学的鼎盛时期则是在东汉。东汉中期，对儒学的倡导远远超过西汉，明帝亲自到太学讲授儒经，当时的太学生多达三万人。传经之业不仅在学官，而且还散诸民间，儒学影响到社会各个层面。随着今文经学的衰弱和古文经学的兴起，学术逐渐摆脱了西汉兴起的神学思潮以及发展到东汉初期的谶纬学说，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传统儒学固有的批判意识深化，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力也变得较强。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广博视野下鸿儒的产生、浪漫色彩的减弱与文学现实性的增强、讽喻功能的回归。

（一）广博视野下鸿儒的产生

随着时代的发展，烦琐的解经方式导致今文经学走向衰弱，今文经学往往为了迎合统治者而妄申经义，解释两字竟可达十万余言，这种烦琐的弊病导致今文经学的发展道路越变越狭窄。相较下，古文经学具有更广博的视野，做到了“往往博学经籍，不守一门，知师法之所以然，打通学说之间狭隘的限域，从而出入通脱，无所胶滞”（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研究》）。这就使得东汉中后期学者的学术视野大大开阔，学者们也博通经史，成了鸿儒。即刘勰所说的“磊落鸿儒，才不乏时”。如尹敏习《欧阳尚书》，兼通《毛诗》《谷梁传》和《左氏春秋》。郑玄也是兼通今古文经学，他先入太学学习今文经学，又和张恭祖学习古文经学，后又跟随马融学习。他不执一家、博通古今的学术追求打破了今古文经学的对立，使得东汉学术出现了全新的局面。

（二）浪漫色彩的减弱与文学现实性的增强

西汉文人一方面对现实中的事物抱有极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又幻想沟通天人，到神仙的世界去遨游，如汉武帝造金铜仙人承露以祈长生，司马相如为迎合武帝需求所作《大人赋》，这种“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创作思想让文人在人间与神界之间遨游自若，使西汉文学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而东汉文学浪漫色彩减弱，文学的现实性逐渐增强，促成了文风由“虚”向“实”的转变。东汉时期，贴近现实、揭露黑暗的作品增多，同时散体大赋也向抒情小赋演变。如蔡邕的《述行赋》描写了梁冀新诛，徐璜、左悺等五侯乱政，其中有云：“贵宠煽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洷。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用了穷与富人的两组鲜明对比来揭露当时社会的无道与黑暗。就诗歌而言，到东汉后期才出现了许多描写社会现实的诗歌。如张衡的《四愁诗》、蔡琰的《悲愤诗》、仲长统的《见志诗》等。又如《古诗十九首》虽说是抒情诗，但在抒情的过程中也折射出了社会的黑暗。由此可见，东汉文学的现实性显著增强。

那么刘勰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态度又是如何呢？刘勰在《宗经》中提出了文章写作的“六义”标准，其中“一义”便是“事信而不诞”，在刘勰的宗经观念看来，神话传说一类的事情都是违背其写作标准的，因为尽管他们有文采，但无益于政治教化。刘勰在《杂文》中批评枚乘《七发》以后的一类作品云：“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词动魂识；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他不反对浪漫主义的“奇”，但更注重“执正驭奇”东汉文学矫正了之前夸张不实的风气，正为刘勰所推崇。

（三）讽喻功能的回归

刘勰提倡文学要为社会现实服务，因此非常注重文学的讽喻功能。他在《明诗》中评夏代《五子之歌》云：“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评韦孟《讽谏诗》云：“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评应璩《百一》诗云：“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可见，刘勰对讽喻功能的重视程度。而东汉辞赋受儒家思想回归的影响，讽喻功能较西汉明显更多。像张衡《二京赋》这样的散体大赋，已与西汉的散体大赋有着很大区别。《二京赋》在描写广阔社会内容的同时非常注重劝谏与规讽，像“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觉，乐而无节，后离其戚”就有很浓的劝谏意味。《二京赋》虽然是模仿班固的《两都赋》而作，但二者出发点不同，张衡在写作时有着自觉的批判意识。以讽谏为主的箴体文也在东汉时期繁荣了起来，箴体文自战国以后逐渐衰弱，写箴体文的作家也很少，东汉初期只有扬雄有箴体文的创作，到了东汉中期，随着讽喻功能越来越被人重视，箴体文的创作也走向高潮。箴文的内容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涉及国家社会的重大事件。箴体文的繁荣更导致胡广编纂的官箴总集《百官箴》的出现。由以上可以看出，传统儒家精神在东汉重新复苏，文人们的创作也重视讽喻功能，以期对社会政治起到积极的作用。

通过以上对《文心雕龙》文本和东汉文学发展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出，“渐靡儒风”是刘勰对东汉文学的总体评价，这个评价是正面的、赞扬的。刘勰从宗经的立场出发，认为东汉的鸿儒们既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又广泛吸收了经书的语言，所谓“斟酌经辞”“玩华而不坠其实”，写出了很多华实相符的好作品。“渐靡儒风”与玄言诗的“溺乎玄风”亦差别甚大，玄言诗在诗中赤裸裸地表达玄学思想，语言也质木无文，而东汉“渐靡儒风”的作品则不是这样的，他们既以儒家的质实去矫正了西汉以来的浮靡文风，又把深刻的理性主义精神注入文学品，他们的诗歌往往华实兼备，受到了不少读者的喜爱。“渐靡儒风”指的是用儒家思想来指导写作，而不是像玄言诗直接表达玄学思想那样，直接侧重于表现儒家思想。宋明时期的理学诗、道学诗才是侧重于宣传儒家思想，因此不受读者欢迎。故“渐靡儒风”与“溺乎玄风”的情感色彩完全不同，前者是在特定语境下的赞扬，后者即是明显的贬义，不可把二者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