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书

一直不敢写有关故乡的文字，但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觉得对于这块我从出生就缺席的土地，尚有许多未言之言。随着时光的流转，对故乡的感觉一点一点地堆积起来，我身体里流浪的血液也开始被一滴一滴地注入了某种凝血剂。这种悲伤越来越浓稠。我想如果我一直保持缄默，它会不会在我体内凝结成固体，让我永远化成一块在他乡的望乡石。

在我长大后，我妈告诉我，那年我父亲带我回到瑞丽时，我蓬头垢面。那时我已一周没有洗过脸了，大概惨不忍睹，可能还有在脸上抹过又干掉的鼻涕糊，脚上只穿了一只鞋，另一只鞋我父亲则很疑惑，还问我妈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掉了，好像我妈在现场似的。总之，当时我的外形就像是丐帮最小的弟子。

那是我出生以后第一次和父母回老家，只是没待两天，我妈就受不了老家的冷和穷，嚷嚷着要回去。父亲没办法，想多陪陪爷爷奶奶，就让我妈先走，又舍不得我，就让我留下来陪他。可是我也想回家啊，老家有什么好？冷，我妈给我穿了很多衣服我都觉得冷。那个时候又没有羽绒服，光是一层一层地加衣服穿，躯干直接不能动弹。到处都是白茫茫的雾和霜，一眼望不到边的田地里种满了洋芋和萝卜，住的房子是土基房，地板也是硬泥巴，地上挖了一个坑，里面燃着火炭。晚上睡觉被子又冷又硬，怎么住得惯呢？最终我肯留下来陪父亲，是因为他说回去的时候带我坐飞机。结果还是带我坐了七天的货车回到瑞丽，让我变成丐帮小弟子。

第二次回老家，情况好了许多。父亲开着一辆吉普车，载着我们回去。那个时候他和妈妈已经离婚好几年了，我高中毕业，刚刚制造了一起离家出走事件，他回老家就把我和哥哥一起带上了。路还是不好走的，吉普车开出拖拉机的感觉来，坐在车里，被颠得七荤八素，头晕眼花。从瑞丽到昆明硬生生要开两天，再到昭通，又是实实在在的一天。

这次回老家，连远在北京的小叔也一起回了。他新婚的妻子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像明星一般漂亮，加上一口和播音员一样的标准普通话，惊艳得不得了。她带了很多当时最流行的大宝SOD蜜送给我们，一人一瓶，我们很是稀奇。

经过这么些年，老家的经济条件好像还是没有什么改变，除了爷爷奶奶更苍老了一些之外，房子还是那个房子，天还是那么冷。第一次回老家年龄小，不懂得挑三拣四，现在长大了，就觉得被子不仅仅是薄而硬，而且还脏，就生了嫌弃之心，尤其是发现居然有一只只米粒般的黑色虫子，细看，是虱子！这个发现我偷偷告诉了从北京来的小婶婶，她和我一样被吓坏了，但是她告诫我不要往外说，免得闹矛盾。我是不懂得这些人情世故，但小婶婶是教师，她说的肯定没错，就听了。于是在老家的那几天，晚上睡觉，我把衣服上的帽子拉上来戴好，拉绳系上，被子只敢拉到胸口，半梦半醒手脚冰凉地睡。现在说起那些久远的往事，不得不坦承，时光就像水银的汞柱一般侵吞我的记忆，缓慢，无感，却令人心生畏惧。故乡的面貌也在一次一次的啃噬中逐渐变得残缺不全。如果硬要回忆，那勉强可说的便是那条涓涓的满是鱼虾的田间细流，和那些把我吓个半死的虱子。

我并不想为那些如今已不存在的小河流和泥鳅、小蟹、田地、村庄伤感。不管你情愿不情愿，土地与人的联结正在以各种方式异化——历史发展下的城乡面目在每个时代都有所不同，我没有能力评判大地的现在和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甚至千万年前，哪种面貌更好一些。

溪水总是急着要流向海洋，而浪花却渴望着重回土地，所以我并不想感伤。唯有失落，因为我这一生的时光曾有那么一丁点儿是留在这里的，而我的生命，还是得回来。父亲、爷爷对一个家族的两代人来说，在这块土地上已烙下足够的印记。当我的身体和这块土地渐行渐远的时候，内心却有一股缓慢滋生的力量，隐秘地、不可阻拦地和皮囊逆向而行。

我终于坐上了飞机，这是一架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庞然大物的波音737，从边陲之地起飞，越过云贵高原，穿越重重迷雾，到了比天空更加苍茫的北京，目的地是小叔家。飞机缓慢地降下飞行高度，而小小的我贴在飞机的舷窗边，贪婪地往下看，巨大的城市像一幅辽阔的画，中间的空气却像一层深灰色的浓稠的纱，使来自地面的灯光闪闪烁烁，仿佛天地倒置，星辰在下。

到了北京，除了好奇，就是难受。每个离乡的人，最先作祟的都是胃。我的胃比我更有乡愁，更眷恋某一种食物，譬如洋芋、酸扒菜、大米饭，譬如所有不勾芡的汤。某日，我在厨房准备泡面吃，见爷爷紧皱着眉头踱着步走进来，手里捏着一个馒头，嘴里喃喃地说：“跟吃猪食一样！”我忍不住笑了，原来爷爷也不习惯。我离开北京后，爷爷不久也回了老家。那个曾经能肩挑百斤的矍铄老人回到昭通后便一病不起，北京那一次竟成了最后一面。直到如今，我脑海里的爷爷仍然是那一袭深蓝色土布长袍，戴一个大大的黑色包头，脸膛瘦削，布满老人斑，似笑非笑，看着叔叔院子里的那方寸菜地，仿佛在嘲笑菜地的袖珍和小气的人。

就跟东北人喜欢称呼女孩子为丫头一样，姑娘这称呼是我老家人喜欢用的。我自小被父亲和几个叔叔叫着姑娘长大，一直到现在仍然是被这样叫。我一听这声称呼心里头就柔软了三分，听话了三分。某日，一位昭通籍的老师居然对我以乔姑娘相称，我的心立刻就化了，立刻就贴了过去，仿佛对方成了我的亲人。

掰掰指头算，已有二十余年未回过老家了。老李一直说我是冒牌的昭通人，我特别不服气，凭啥说我是冒牌的昭通人呢？就因为我没出生在昭通？那也是因为我父亲毕业后被分配到边境线上的小城瑞丽工作，可这并不能改变我的血缘。

那年，参加云南省报告文学协会的年会，地点就在老家。飞到昆明的次日清晨，丽海和老李到酒店接了我，三人一车自昆明出发了。和前两次回老家不一样的是已经有了高速公路，四平八稳。车上老李开玩笑说我这是荣归故里，我一下子脸热心跳，羞耻起来。明知这不过是一句玩笑话，却在心里跟自己认真起来。

父亲是家中的老大，毕业后原本应该分在昆明军区做一名军人，却阴差阳错，命运拐了个弯儿，被分配到了瑞丽。也就是在瑞丽，他和母亲相遇了，完成了命中注定的一场姻缘。他们和所有相爱而结合的男女一样，对爱情抱有天然的乐观主义步入婚姻殿堂，后来却不得不狼狈不堪地挣扎着游出这方泥塘。

若是以世俗标准来看，当时的父亲在事业和家庭上算是略有小成，年纪轻轻便步入管理层，育有一儿一女。随着父亲根基日渐稳扎，老家几位叔伯也来了瑞丽，各自也都有了自己的落脚点，家族在父亲这一代似乎到了鼎盛时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瑞丽，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如同泄洪的闸，追风的人和财富从各个通道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翡翠、黄金、红蓝宝石、水晶、玛瑙……让人目瞪口呆，应接不暇。伴随而来的还有不可测的风险。昨天还是挑着担子卖卤鸡蛋的小贩忽然就成了大饭店的老板，今天还荷包充实明天就沦落街头。

如果没有那一次意外，我很有可能成为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小姐，可是命运之神从来不容人抵抗，它将我家撕成了碎片。人类的贪欲已是原罪，自出生便随附而来，终生与之作战。父亲那次在经济上出现意外后，性格开始大变，怨气满腹。我也开始畏惧每一次跟他的接触，因为每一次见到父亲唯一的内容就是听他骂所有的人，骂该死的婚姻，从三十年前开始历数“罪状”。我悲哀地看着腰背尚且挺直，须发尚乌黑茂密的父亲，终于有一天我打断了他的话：“爸爸，如果你一直活在过去，那你永远就没有未来。”“未来？我都这把年纪了，早死早好！”父亲依旧中气十足。“可是，爸爸，我从小看书，看到的都是年长的人可为年幼者做表率，可是在我们家，为什么不是这样呢？”父亲听到这句话突然就沉默了，低头呼哧呼哧地吸着他的水烟筒。从那以后，再没有听他抱怨什么。几位叔叔的境遇也和父亲一样开始走下坡路。经过城市生活的他们又如何回得去？

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如今这些父辈的亲人一个个如离枝的叶子散落各地，为一家子老小拼尽全力和生活死磕。

拼凑我现在残存的记忆碎片，记得爷爷的家是木房子，有一座低矮的阁楼，地面是深褐色又隐隐带点红色的胶泥土压成，被奶奶清扫得一尘不染。屋外是一垄一垄平平整整的田，当时种的是红萝卜，翠绿的叶片柔弱细长，我将它的叶子拢在一起，用力向上拔起，一根和我手腕差不多粗细的红萝卜便被拔出来。纤长的身体带着湿漉漉的泥土，有一种透明的晶莹质感。比之红萝卜，昭通的洋芋我吃了那么多，印象却不可思议地模糊了。洋芋是第二次回老家时吃的了。洋芋和昭通酱是我那一次的发现。它俩是绝配，天作之合。

奶奶把洋芋放在屋子中间的火炉上烤，还没烤熟，一股焦香味就像钩子般地钻到鼻腔里，把馋虫给勾出来了。没烤熟之前奶奶是不给我们碰的，烤熟以后奶奶就用两根手指飞快地将熟了的洋芋提拎起来，另一只手则迅速用靛蓝色的粗布衣襟接住，掸掸灰，放在一张小小的草纸上。蘸料她早已经准备好，是放在土碗里的昭通酱。如果洋芋烤熟了奶奶刚好不在跟前，我们就会抢着吃。一个个都快成年的大孩子了，还跟小顽童一样没大没小、抢来抢去，搞得洋芋一个个满地打滚。

一次和哥哥吵了架，我赌气不搭理他好几个小时，他就一直在我面前绕来绕去讨好我。我跑到火塘面前坐着，扔个洋芋进去烤，快烤熟的时候他又跑来站在我面前嘻笑。我没好气地说了一句：“快让开，别对我的洋芋虎视眈眈！”话一出口，自己就忍不住笑出来了，妈呀，虎视眈眈我的洋芋！哥哥愣了一下，恨不得笑到打滚，屋里所有的人都乐不可支。再一次，爷爷坐在火塘前吸水烟，披一件蓝灰色的布衣外套，缠着深蓝色的布包头，穿着双手纳的黑色粗布鞋，灰白色的胡子还一翘一翘的。现在回忆这些场景，竟然有油画一般的美感。那次，我拿了几个洋芋放到火塘旁边，用灰埋起来，坐在旁边的爷爷笑道：“小丽，你怎么那么爱吃洋芋呢？”我“嗯”一声就准备走，爷爷把我叫住，爷爷一边“扑噜噜”地吸着水烟筒，一边跟我讲：“你们在宣威、会泽和东川还有三个奶奶哩！”“哈？”我的嘴巴刚张大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听见奶奶说：“那你要不要带她们去认认亲呢？”爷爷肯定是被吓了一跳的，连我都看得出来他的强作镇定，他瞅一眼奶奶，赶紧换了个话题。奶奶白了他一眼出去了，我则乐得半死。这件事后来被我当成家里的趣事说了好多年。

我天天吃洋芋，顿顿吃，在家吃，出门还要花钱买了吃。在老家的那十五天里，我足足吃胖了九斤。往后的二十年里，我再也不碰洋芋了，真是吃怕了。直到去年，因为一个对洋芋爱之入骨的朋友老拿开花洋芋和火腿来招待我，我才勉为其难地动了动筷子，发现洋芋的口感变化不是一点，真的太好吃了。这才知道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发展，昭通的洋芋种植竟然规模化了，还有了自己的品牌，故乡的人民脱贫，功劳离不开这大洋芋。

昭通苹果和往事有关。那年我和一个男生相爱了。他和我是异地，但因我一直自诩为流浪儿，并未在意空间的距离。昭通苹果就是那个时候吃怕的。他见我爱吃昭通苹果，便一箱一箱地买了给我，哪怕我回到老家，他也买了寄来。空间的距离可以忽略，两个人的性格却无法忽略。时间久了，吵闹倦了，便拼死拼活闹分开，爱到尽头覆水难收不如一别两宽。时光漫卷，那份情感也早已时过境迁。但即便如今，每每见昭通苹果，仍是忍不住地想起那个人，那些整箱的苹果。

父亲少小离家，今已白发苍苍年近八旬。

我在黑夜中回到这块养育了父辈祖辈的土地上，一路磕磕绊绊地寻找。父亲的长安奔奔在这样的道路上显得笨拙但实用。对于回乡的路，父亲显然也不太记得，一路且行且问。接近那个叫作二十八户的村庄，我的心里竟然惶惑起来。

刹车，询问，起步，给油。父亲在逼仄弯拐的村里土路中驾驶得手忙脚乱，还要时不时给我指出，这儿是家里的老宅，那里是二叔现在的家。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我曾经来过这里，但现在这里三分之二的地方被垃圾、土基、沙土和一些面目不清的堆积物所覆盖、掩埋，三分之一突兀地盖着崭新的楼房。父亲看出我的情绪，他只是笑。

是的，这是我的老家，一个真正的、真实的农村，并不是文人心目中的田园。新的覆盖了旧的，旧的被新的取代。淹没，填充。层叠式的覆盖，遗忘了遗忘的伊始。

我站在现实却被过去淹没。记忆中的故乡是冷的空气，甜的苹果，香的洋芋。时至今日，时间已经将这种种全部发酵成一个血缘式的名词——“昭通”。

文字中离不开的故乡，对应的是现实中倾尽半生也难以回来的漂泊人。抵达熟悉却如抵达陌生，抵达陌生也是抵达熟悉。

每一个人，都是被关在故乡里的人。

【作者简介】乔丽，女，傣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理事，云南省文艺评论委员会委员。作品散见于《文艺报》《民族文学》《散文海外版》《边疆文学》《云南文艺评论》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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