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存在

外公已离世多年，我想写外公已经很久了。已故的祖母、舅公、舅婆、姨妈、姨夫经常在我的梦里活过来，甚至连一些从我生活中消失的故人，也会来梦里与我相见。可是外公却从未出现在我的梦里。

外公是我最亲近的人，几乎占据了我童年的全部时光。他是安徽人，认识一点儿字，祖上无从考证。家乡闹水灾，日子过不了，他跟随哥哥出来闯荡。闯荡到浙江开化，被我的外曾祖父相中，当了上门女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安江修水库，外公带着外婆和母亲举家搬迁到江西的一个小乡村落脚。外婆晚年体弱多病，在我刚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个出生于民国时期的大家闺秀，短暂的人生结束在异乡的小乡村。外婆走了，空荡荡的屋里只剩下外公瘦小的身影，在黯淡的光线里飘忽不定。母亲便将我送至外公家，说是给他做伴。事实上是妹妹出生了，父母又要忙着下地干活儿，实在无暇照顾幼小的我。

外公只有两个女儿。加上之前他曾在育婴堂抱养的一个女儿，母亲共有两个姐妹。没有儿子对于旧时的男人来说，多多少少会心存遗憾。外公一共有十三个外孙和外孙女。外公带过六个外孙和外孙女，我就是他带大的。三岁就到外公身边，那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单独和外公住在一起的生活。早上醒来，一束阳光从屋顶上青灰色的瓦缝间滚落下来，掉在房间的窗台上，声音灿烂而明媚，裹着草木的香气和鸟的啁啾。我睁开惺忪的睡眼，瞅见床尾搁置的樟木箱子。箱子上用红漆写着三个醒目的大字。我不识字，待外公烧好早饭，进房间喊我起床时，我一边套上衣裤，一边好奇地问：“阿公，木箱上写的是什么？”外公敲着樟木箱上的字，一字一顿地答道：“胡，健，侬。”我暗暗记下来。这是他老人家的名讳，是我最早认识的汉字。好多年过去了，那三个字慢慢地在我的心底生了根，揳入我的身体内，不再是单纯的汉字，而成了另一种意义。以至于现在提及外公，那三个字还在岁月的深处涌动，依然是热烈的蓬勃的。

怕黑似乎是孩子的天性。当倦鸟归巢时，天与地变得混淆不清，一不小心院子里的物件就失去了色调和形状。我吓得在屋子里乱窜。外公摸着我的小手说：“不怕，外公给你开灯。”说着他拉了一下门后的开关线。灯泡挂在饭桌的上方，玻璃球体散发出一种很透明的橘红，温暖地照着满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外公坐在饭桌的上座，我坐在他的旁边。记忆里外公是一个极其讲究礼数的人，认为守规遵俗是天地良序。一次，我大概是觉得上座的位置对着大门，敞亮，来来往往的人都尽收眼底，便抢先坐上去。外公见了立即撵我坐到原位，他说：“主就是主，宾就是宾，不可喧宾夺主，乱了套。”那时的我，懵懵懂懂，不是很理解外公说的话。如今细想，他在我家住的那段时间，就从不坐上座，而是把上座让给父亲。饭后外公照旧坐在门边抽黄烟。他抽不惯香烟，嫌它没有劲。橘红的灯光漫过了饭桌，漫过了外公，生出一层淡淡的烟岚。他嘴上含着一支长长的烟杆，整个人沦陷在烟岚里，如风化的雕像，一动不动。许久他摸出兜里的小铁盒，撮点烟丝塞进烟斗，点着烟后他一口接着一口地抽。偶尔他被烟呛着了，猛烈地咳嗽，左脸上一颗黄豆般大小的痦子猛烈地抖动，从痦子里长出来的三根长毛随之一颤一颤的。逢上村里停电，我们点亮煤油灯。灯芯被烧成灰，光晦暗下去，外公拿起剪刀把烧过的那一截剪掉。灯芯跳跃，吐出耀眼的亮光，我们的影子变形地映照在墙上。外公让我对着墙，伸出手掌，教我玩手影游戏。到了上床睡觉的时间，外公总是在火炉里留一块炭火，让我坐在边上单独烤一会儿。等他暖了被窝，才叫我脱衣服钻进热乎乎的被窝。

两年后，母亲生了弟弟，父亲突然着急要盖新房。外公卖掉自己的房子，凑钱帮衬父亲盖了房子。新房盖好后，外公和我们一同搬进新房，父亲安排外公和我住在一个房间里。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外公似乎习惯把好吃的都留给我，自己总舍不得吃。大姨和二姨来看望外公，带来的冰糖、橘饼和芙蓉糕，外公全锁在我们房间的柜子里。这些零食每次我叫他吃一点儿，他就说他不喜欢吃。当然他也不会把零食分给我的弟弟妹妹吃，最后都是进入我的肚子里。有一次我把芙蓉糕偷偷带出去，分给妹妹吃。妹妹吃完了不解馋，哭闹要我再给她。我去找到外公，央求他打开柜子。外公看了看我，不吭声，取出芙蓉糕，挑来选去，最后用手指头沾了一点碎末给妹妹。我至今记得，妹妹当时用怨恨的眼神看着外公愤愤地嚷道：“阿公真偏心。”

小时候，我喜欢吃鱼。那时家里没有池塘，吃鱼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我家屋后有一块低洼的水田，脚踩进去，烂泥埋到大腿根部。种两季的水稻肯定不行，父亲尝试着种糯谷。到了收割季节，整块水田的稻穗倒伏在烂泥里，颗粒无收。水田荒了可惜。父亲原本是想着把水田改为地，栽芋头，因为芋头耐涝，喜阴。外公却硬要将水田挖深，蓄满雨水，捉来数十尾草鱼和鲤鱼苗。鱼苗投放进去，他腾出心思把时间交付给了小池塘。天不亮，外公就起床挑着担粪箕到茶山割草。露水打湿他的裤腿，他腿上起了红疹子，痒得他整晚睡不安稳。出门割草，外公喜欢戴一顶草帽。彼时的我觉得他的草帽太神奇了，俨然是电影里的万花筒，能变出许多我爱吃的野果子。有时是一捧蓬虆，有时是一把地稔，有时是一些山楂。总之，他将山野长的果子都采摘回来，使我儿时的记忆弥漫着香甜的气息。或许是初夏雨水多的缘故，小池塘里的鱼一条条翻着白色的肚皮，浮在了混浊的水面上。外公去小池塘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他拎回尚未断气的鱼，放到井边清理。我蹲在他的身边，看他耐心细致地刮去鱼鳞，掏掉鱼的内脏。鱼泡和鱼肠子被他剔出来，放至一旁。在井沿的水沟边，他扯下一把野紫苏，双手使劲地搓着，直至汁液流出来。他把汁液翻来覆去涂抹在鱼的身上，沉浸其中不能自拔。我低声问：“阿公，这是干什么？”外公抬起头，脸上的痦子不自觉地抖动了一下，他笑道：“给鱼泡澡。泡干净了，鲜味就不会被腥味盖住了。”还真是，外公烧的鱼，一点腥味都没有，轻轻吃上一口，那滋味真鲜。我父亲本是不吃鱼的，嫌鱼腥味重，但看到外公烧的鱼端上桌，必定会伸筷子。

贫贱夫妻百事哀。在贫困的年代里，收入少，家庭中延伸出来的小纷争极容易被放大，导致关系失和，小夫妻拌嘴便成了常态。外公的三个女儿，没有哪个让他省心。往往是好不容易摁下大女儿家的葫芦，小女儿家的瓢又浮上来了。外公一年到头都在往女儿家的路上奔波着。儿时，并不理解成年人生活的艰辛，更无法懂得外公忧虑的心情，一心只想着姨妈姨夫吵架，外公就得去劝架，我就可以跟着他走亲戚了。走亲戚多好玩啊。尤其是去大姨妈家，那些表哥表姐带着我满山追着野兔疯跑，我们还下河捉鱼、摸螺蛳。

七岁那年的春末，我留恋门前竹林里的野蔷薇花，把它采下来插进新长出嫩叶的竹枝，无意瞥见大姨家的二表哥骑着自行车进了我家的院子。我慌忙跑回家。果然是大姨妈和大姨夫吵架了。据二表哥说，大姨夫气得将家里的水缸都砸了。外公担忧大姨夫会伤害大姨妈，就摆手示意二表哥快回去。二表哥急匆匆地走了。外公走进房间，取下挂在墙上的礼帽。出门戴礼帽，是外公走亲戚的派头。我一见，便吵着要跟着他去。外公拗不过我，只能牵了我的手，出了村庄，沿着山间的小路慢慢地走。夜里下了一场大雨，小路被雨水冲得不那么好走。起初我还能迈着碎步磕磕绊绊地跟上外公的脚步。不一会儿，到了茶山，我走得心力交瘁，远远落在外公的身后。“快走，快走。”外公戴着黑色的礼帽，站在山坡上，焦虑地催促我。我不情愿地走了几步。鞋底沾了厚厚一层黄泥巴，每走一步，都要花掉我浑身的力气。我把鞋子脱掉，懊恼地扔入茶树垄里，心里倏然觉得委屈极了，眼泪哗哗流淌。那一刻，我觉得外公一点儿都不疼爱我。他之前对我的好，全部被眼前的不好蒙蔽了。外公看到我哭了，满脸挫败地走下坡。他为我捡回鞋子，在我的面前蹲下，并未责怪我，而是讪讪地笑道：“阿公心急了，都是阿公不好。”说罢，他背起了我。阳光的金线透过路旁返青的树枝倾盆而下，将山路逼得只能盛下外公蹒跚的脚步。茶山、田畈和远处的山峦，弥散着一种温暖的气息。我伏在外公湿漉漉的后背上，一路闻着他身上的烟草味和他的喘息声，先前胸中积聚的怨气烟消云散。

野蔷薇开尽，牵牛花在风中晃呀晃，夏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也进了垦殖场小学读书。每天早上，母亲发愁我的早餐要怎么煮才好。自幼我在外公的宠溺下，嘴巴刁，很挑食。母亲使出浑身解数做的早餐被我原封不动地倒进猪食桶里。我常常饿着肚子坐在教室里上课。外公担心我的身体吃不消，就到街上去买油子粿或是包子给我吃。倘若放学时下雨，外公必第一个出现在校门口。回家的途中，他生怕雨水滴到我的身上，不断地唠叨着教我打伞要看着风向，迎着风伞会被吹走，小心淋雨生病。读至四年级的时候，记得是冬日的一天，我们在上早读课。外公推开教室门探头探脑地张望。当他看到我时，掏出一个橘子笑着递过来。前排的一个男同学待外公走后，走到我的面前，高声嬉笑道：“风也大，雨也大，俊哥吓得抱住了阿公。阿公问，吃不吃橘子？”身旁的几个男孩哄笑着，齐声回应：“吃，吃，吃。”同学们的嘲讽如同一根根锐利的箭矢，射向我卑微的自尊。我沮丧极了，黑着脸踢翻凳子，将手中的橘子随手丢进垃圾桶。放学回到家，我饭也不吃，衣服也不脱，躺在床上生闷气。外公走进房间，掀开被子，关切地问我：“怎么啦？是不是病了？”他习惯性地摸了摸我的额头。我推开他的手，气咻咻地说：“阿公，你能不能别去我们学校了？我已经长大了。”外公怔住了，站在床边，惶恐地看着我。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的话语刺痛了他的心，却故意侧转身不理他。

显然，一个孩子年岁渐长后，总是避免不了要脱离大人支配的圈子。外公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后来，他真的就没有去过学校，开始热衷于侍弄花草。村庄里丢弃的破搪瓷盆都被外公捡回家，种上花草。他小心翼翼地哄着那些花草成长。没过多久，家里的院子挤满了很多花，香气扑鼻。天落雨，他生怕水珠淋坏了花草，把它们一盆盆搬进仓库。天晴了，他怕花草经受不起阳光的炽热，替它们撑开一把遮阳伞。有一次，我看到外公端着一盆石榴树朝仓库走去。仓库的门槛太高，他的一条腿费劲地跨进去，把花盆架在门槛上，再将另一条腿缓缓地收进去。外公不得不坐在门槛上喘着粗气歇息，稀疏的白发在风中格外显眼，宛如野地里的一蓬枯草。蓦然，我觉得外公老了。如此迅速，一如我的长大。他不再是母亲嘴里说的那个凭着一双拳力敌八个壮汉的英雄，也不再是我记忆里那个将一根扁担舞得呼呼作响的阿公。没有人能逃过“老”，外公亦如此。

我清楚地记得，一九八五年年末，外公去婺源探望他的弟弟，摔了一跤。父亲把他接回家。最初外公还能拄着拐杖在村庄到处转悠。他情绪好的时候，会和我们坐在饭桌边吃饭、闲聊。但更多的时候，他举着拐杖追着母亲满村庄乱跑，数落她的良心被狗吃了。他老是疑心母亲会在他的饭菜里下毒，就以恶毒的言语谩骂她、责难她。更令家人难以启齿的是，他不止一次脱光自己的衣服，一丝不挂地出现在村人的面前。父亲和母亲无计可施，只好把外公关在房间里。他挥动拐杖砸房门，在房间里像狮子一样嘶吼。声音传得很远，连隔壁邻居都受不了。渐渐地，他不愿意说话了，每天躺在床上，朝着窗户的方向望去，不清楚他在想什么。母亲端饭给他吃，他吃了两大海碗。但一盏茶的工夫不到，他开始叫嚷饿，好像他的肚子里狂奔着一头饕餮。

外公摔成中风偏瘫是因为他有高血压。早在几年前，外公身体不适，检查出有高血压的毛病。外公的一个颇通医术的朋友教他多吃点蜂蜜。外公便在屋后养了几箱蜜蜂。蜜蜂喜欢聚集在压水机上爬来爬去。一天早上，我急着洗漱，遂挥手驱赶蜜蜂。几只蜜蜂朝我的脸上飞过来，我慌得抬手胡乱拍打，陡然觉得手背有如被针扎似的疼起来。我惊叫一声，扔掉手中的脸盆。我察看自己的手背，被蜜蜂蜇了一下，肿得像是发酵过的馒头，火烧火辣地疼。外公端着一盆清水过来，用肥皂帮我搓洗了几遍。之后，外公怕蜜蜂再蜇我，就将那几箱蜜蜂送给邻村的朋友喂养。我时常想，是我被蜜蜂蜇了，致使外公养不成蜜蜂，要不然外公多吃点蜂蜜，他或许就不会摔跤，就能免遭这样的痛苦。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傍晚我端饭喂外公。外公和往常一样吃了好多饭，仍旧喊饿。父亲说想给外公洗澡，可外公是习武之人，尽管疾病缠身，力气却大如牛，父亲一个人给外公洗澡，实在够呛，让我叫表舅家的大表哥来帮忙。我跑到表舅家，把父亲的原话复述了一遍。大表哥放下饭碗，来到我家。我想着表舅家不远的一个池塘里开着红莲，采几支插在瓶子里，说不定爱花的外公看见了会很高兴。我记不清在池塘里采摘了多少支红莲，只记得自己的小腿被蚂蟥叮出了血。我拿着红莲回到家天已黑透了。父亲站在门口，没有拉亮屋檐下的灯，我以为父亲是要责问我晚回家的事，就把手里的红莲藏在身后，不敢吭声。父亲沉默着，似在思索什么。良久他压低声音对我说：“你阿公走了。”父亲给外公洗澡的时候，外公靠在他的肩膀上，身子挣扎了数下，喉咙里发出长长的叹息，头偏向一旁。父亲唤他时他已没了回应。

外公走得很安详。他在人世盘桓的最后时日里，忘掉了一生诸多的苦难和悲欢，没有了挂碍。弘一法师说：“亲人去世不来梦里或者很少来梦里，因为其界有规定，不可以没有缘由地靠近在世的亲人。人鬼殊途，他的靠近也会让在世的亲人生病，磁场受到干扰。所以不来梦里，是他们过得很好，不想让活着的亲人受羁绊。”如此说来，我感到有些释然。外公在我的生命中退场，并不意味着他永远离开了我。他在另一个世界里，透过云层，时时刻刻凝视着我，守护着我。

【作者简介】王俊，女，江西上饶人。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文艺报》《散文》《湖南文学》《美文》《安徽文学》《山东文学》《星火》《四川文学》《野草》等报刊。

责任编辑   练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