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非亚及非亚近作

引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西涌现出“扬子鳄”“自行车”和“漆”等诗群，非亚即“自行车”诗群的发起人之一。在那种文化转型的历史语境中，和小说、散文以及各种影像文化相比，诗歌确实遭到了公众话语的冷落。但对于诗歌写作本身，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诗歌写作可以由此切实回到“个人”，回到一种文学写作应有的自然状态（出于内心需要，谁都可以写，写什么都可以）。当时代、社会不再对诗歌写作提供意义订单和价值承诺，诗人的写作只能是个人单独地面对自我与世界。作品的问世，除了自我心灵得到一定的慰藉，除了自认为在写作中又进一步认识了自我与世界，很难说还有更值得期待的价值。那么此时的写作又将如何进行？写作面对的是无限虚空中的自我，这一景象也在考验着写作者，是无奈地默认意义的虚无继而高举享乐主义大旗还是在虚无的煎熬中继续意义的探寻？也许正是在这种境况中，写作算是回到了它的本位：心灵的困苦唯有通过写作才能缓解。写作此时不依附任何他物，完全出自心灵的需要。

从时代的角度看，这似乎是一个因终极价值追求不明确而显得无聊的时代，诗似乎面对无物之阵，缺乏激动人心之物。但另一方面，这个时代也由于终极价值的消隐而产生了价值立场多元化的文化奇观，也显出惊人的喧嚣和迷乱。正如谢冕先生所言，这是一个“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对于有的人而言，这个时代是“贫乏”的，但对于另一些人，这个时代完全可以给诗歌写作提供足够多的表象和经验。不过，对于优秀的诗人而言，任何时代可能都是一样的。诗，并不在乎那个时代在思想、文化上的“丰富”“贫乏”与否，诗人“所从事的工作只不过是把人类的行动转化成为诗歌”。正如诗人艾略特所说，“诗人制作诗歌”正如“蜜蜂制作蜂蜜”一样，“他只管制作”。一个诗人的优秀之处正在于他对时代的经验在语言、形式上的“转化”与高质量的文本的“制作”。这也是一个考验诗人的时代。

非亚与“自行车”

也许只有在这样以“自由”和“个人化”为特征的诗歌时代，才能产生无数的“民间”化的诗歌群体。诗人们没有任何依附，近乎白手起家；也没有什么企图或某种偏执的精神取向而写作，似乎一无所求。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心灵的自由表达，言说自身的生存状态。甚至有的诗群就直接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写诗，只是为了交友，传统中那种为了文学理想诗人要如何努力的抱负，也被搁置一边。

据非亚的自述，作为诗群名称的“自行车”的最初诞生，与广西诗人麦子、刘春等创办的《扬子鳄》诗刊有关。一九九一年初，和麦子结识之后，非亚建议《扬子鳄》出版一期广西本土的诗歌专号。五月，二人和杨克等人在为这一期专号另外取一个名字时，非亚“觉得《扬子鳄》既缺少广西的地域色彩，也缺少我们希望的态度和倾向”，在大家为这个专号的名字发愁之际，非亚“不知是突然来了灵感，还是打算不再花心思去想，对着麦子身边的自行车突然脱口而出：就叫‘自行车’吧”。事后非亚写道：“当我最终想到用‘自行车’作为刊名时，我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和豁然开朗的感觉，我寻找了无数时辰的，竟是如此一个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工具。但也许正是因为它的司空见惯，当我们顺手把它拿过来，用来命名我们的诗报时，它便有了全新的符合它本意的含义：是的，在那一刻，它多么符合我们做一名自由艺术家和自由诗人的愿望。”（非亚关于《自行车》诞生的自述，见《一个老诗歌分子有关《自行车》的回忆录》，来源：中国艺术批评网。）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数次感叹非亚的这个命名近乎神启——“自行车”。一个最能够象征中国人生活的出行用具，在这里是一个意象，意味着一种艺术态度——独自行走，个体意识，日常生活，等等。在当代中国，再没有一个名字比“自行车”更适合用来称呼一期立志坚持“实验潮流和原创精神”的诗歌专号了。也是在这里，《自行车》同仁的写作立场、诗歌风格和与汉诗的传统和历史有深度连接、风格上倾向于抒情的“扬子鳄”诗歌，似乎有些区别。非亚、罗池、伍迁等人坚持的是一种尽量客观呈现现实的立场，在抒情上力图剔出古典的诗意和文化的痕迹，很多读者甚至对他们口语化、极为克制抒情的写作方式难以接受。事实上，他们有许多优秀之作，尤其是非亚。二十年前，在与罗池等诗人的交流中，我对《自行车》同仁的写作有了更多的理解：他们试图以一种最原生态的语言来呈现生命和生存真实，在一种破坏传统诗歌美学、不怕丧失读者的方式中试图颠覆“原有的审美和诗歌秩序，也使诗歌在无意的发展中获得一口可贵的‘活气’”。在一个诗歌回到自身的“自由”年代，非亚确实“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个人诗歌的写作上”，在从事着实实在在的“探索和实验”，但他没有迷失在这个“自由”年代（他称之为“个体写作时代”）的诗歌“自由”中。（非亚这段对自己写作的表述见《自行车诗论——九十年代中国的实验诗歌》）他有自己的方向和目标。

“废话”中的诗意

在最新读到的非亚的诗作中，我大概能看到其中独特的风格及主题。这些近作中，第一类是我们很容易在《自行车》上读到的那种追求客观化的、抒情极为克制的作品，比如《他手里的两只灯泡》。读这样的诗作，我们若是急于发现传统的“诗意”的话，你会非常失望，诗作的叙述给人的感觉是：这像在写小说，不是在写诗。作者尽量客观化地讲述一个男人邮购日常用品（灯泡）、拿快递，以及回家安装的过程，整个过程都是非常乏味的，如同昏暗的房间。但是，诗作的最后，作者的叙述让整首诗为之一亮：“他拿着两只灯泡，走向书房的时候/那两个缺失灯泡的插口/正等待更多的亮光，照亮他上身赤裸的肉体//与密集在书页上的一首诗”，这最后一段道出了前面冗长、乏味的过程之目的，一切只为了那个能照亮肉体与精神（“密集在书页的一首诗”）的存在而出场。这时我们才知道“灯泡”此日常之物在作者心目中的深意。

面对这样的诗作，传统的诗歌鉴赏程式就会失效。第一，此种诗作缺乏好词好句，在局部上你看不出其“诗意”；第二，其风格在整体上一点也不“美”，好像你要求的“意境”也不出众、缺乏超越性。但是，正是在整体上，这种口语化的叙述所建构的一个想象性的空间才有特定的意味，你必须在读完之后凝神揣度，完整地去体会这个景象，体会这种叙述的深意——其目的不是营造一种“美”，而是呈现人的日常之中的常态、缺乏与需要之“真”。其诗意正是这“真”。

类似的诗作还有《出门》，你仿佛感觉，诗人非常珍惜诗意的呈现。这种呈现是小心谨慎的，他只是在日常生活的普通场景中留心某一个瞬间、某一个场景的特别，然后用语言将之刻画出来：“……他坐在灯光明亮的书房/看一本书//他知道，待会儿出门时/夜色会如同一只/猫//从墙头/跳落到他写作与生活的房间。”这首诗的主角应该是“夜色”，作者没有如何用力去写夜幕如何降临，而是在冗长的叙述中突然用一只“猫”的跳跃将那个时刻或景象呈现出来，从而使夜幕降临那一幕变得真实、生动。

《带手电筒的男人》这首诗中，前面皆为客观化、类似某些小说的叙述，但诗作的结尾“一只白色的水鸟，在河边飞起/流逝的时间/就这样消失在我们的脸和脸以及手与手之间”，提升了前面的叙述的意味：生命的衰老，人的颓败，如同时间流逝，不可挽回，但又清晰可见，具体可感。人生的悲剧意味在这首诗中非常浓重。

我曾经将这样的写作方式称为“认认真真用废话写诗”。作者几乎不用任何携带情感的词语，所有的语言都平淡无奇，但诗作读完之后，整体上你有感动。这种诗歌以最没有诗意的语言在陈述生活中那些令人怅然若失的东西。一些写口语诗的优秀诗人坦言，其实这样的诗作非常难写。很多时候，你必须像写古诗一样，反复打磨，因为它不能有一处词语、描写是无用的。与很多读者所说的恰恰相反：这样的诗，没有一处是废话。它追求的是一种寓深意于无形的整体效果。当代口语诗的写作者，承继了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和杨黎的“废话”观念，也吸收了“下半身”诗歌对当下现实的直接反映能力、诗歌叙述的“性感”之风，他们坚持以最直白的语言来表达生命的感动、感慨或感触，力图呈现生存中的真实、生命中的感动。他们的写作方式，要提炼出“诗意”，其实更难，期望读者对其认同，也很难。因为这一类诗作的诗意，来自整体，所以对遣词造句的要求，其实更高，不能滥用抒情的词汇，陈言套语、思想观念上的“俗”更是禁忌。一切工作，要做到恰到好处、浑然天成。而我们的读者，很多人还是以欣赏旧诗的程式在对待新诗。很多写新诗的诗人，其抒情模式，其实也是旧诗的。故我对这些“认认真真用废话写出诗意”之人，充满敬意。

专注于“此刻的我”

正如《最近的生活》一诗中所言：“在日复一日东奔西走的忙碌中/我的灵魂沉默着/它仿佛是我的助手，又仿佛是忠实的手脚/接受了我平凡、混乱与毫无/光彩的生活”，哪一个人不是如此“平凡”地活着？但诗人非亚的写作似乎有一种企图：用诗歌语言来点亮那“平凡、混乱与毫无/光彩的生活”，对诗人来说，“语言如同魔术师”，在语言中，当日常生活成为我们观望、省思的对象，便成了“诗”；即使是“宁静”与“虚空”，也可以敲击心灵，如《语言如同魔术师的诗人》中：“……一楼的船舱/有荔枝、香蕉、点心/与其他饮料。好客的东道主希望每个人/往空中伸手，就可以抓到一把/可以留下来的诗/那个行动有点不便的诗人，来自这条河的下游/他没有上到船顶。在我们被/零星的星光簇拥，被河面上吹来的风包围时/他几乎是一个人，享用了/大厅里暂时的安静，和敲击他心灵的/虚空。”

在这种对日常生活的省察与思忖中，时间、自我成为聚焦的对象。在非亚的写作中，对日常生活中许多时刻的凝神、想象，比较常见，前面有《出门》，其实《夏天。和傍晚的湖泊》《早晨。读佩索阿》等诗皆是此种时间主题。《日子》一诗，是纯粹地叙述我们每日面对的时间：“日子是有脚的，它独自从楼梯上来/一步一步/来到你的门前/你听到铃声，穿上拖鞋出来/打开门的瞬间，你/看到一个人，正低垂双手/穿一件白色的棉布衬衣/如同久违的朋友/又一次/站在你的门口”，而叙述者“你”看到的是那个“人”，其实是另一个自我的形象。唯有对时间问题有极为强烈的自觉意识的人，才会如此专注于自我形象；同样，也唯有对自我问题有极为强烈的自觉意识的人，才会如此专注于叙述时间。时间意识与自我形象，在诗人的叙述中无法分离，如同我们想象不出可以离开时间的空间或者没有空间的时间一样。

我想说像《在阳台遥望破碎的苍穹》这样的抒情诗对于“自行车”群体的写作来说，都是不同寻常的。“自行车”整体上反抒情、崇尚诗歌语言的客观化，我也将这一类的诗作当作非亚诗歌的第二种风格。在这种风格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主题——那个“此刻的我”，这个诗歌话语的核心，在非亚那些“废话”般的写作中似乎更常见。“……在又一个日子即将结束之前，我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那种呼应与回音，然而这一切/对于此刻的我/几近于/无//在头顶漆黑的宇宙，一颗微弱的蓝星/滑向苍穹的最深处/我孤独的心，如同悬挂的钟摆/撞向午夜的某个/刻度”，所有的叙述都聚焦于“此刻的我”，诗的职责是辨明自我的形象。不同的是，在这首诗里，作者用了更有抒情性的言辞，类似的作品还有《晨光》，“……搭在椅子上的衣服，在一夜之后/会重新套上身体//我的手脚此刻平躺在床板和席子之上/我的肉体等待另一次拥抱与行走……”，这些话语，表达了叙述者对在时间里的“我”得到重生或更新之渴望。

非亚学建筑出身，熟悉绘画，近年多有小说发表。这是那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一直在艺术上从事着实实在在的“探索和实验”的非亚。我很高兴在多年后读到他的诗歌新作。向这样的诗人致敬。

【作者简介】荣光启，一九七四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写作》杂志副主编。著有《“现代汉诗”的发生：晚清至五四》《如何谈论新诗：本体认知与批评方法》《目送自己进入旷野：文学写作的意义与限度》等；出版诗集《噢恰当》等。曾为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访问学者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费曼项目学者。曾获“中国十大新锐诗评家”提名、“安徽诗歌奖·优秀评论家”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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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