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兄弟

京华走后，我回到餐桌旁坐下，坐的是女儿的粉色餐椅。过了几分钟刘涛也走进来，站在洗碗机旁，那里面正翻腾着蓝色水柱。

“真没想到。”他说。

“是啊，谁想得到啊，平时根本看不出来。”我平淡地附和着，瞥见他正在脱藏青色的鹅绒外套，问，“哎，你要不要去洗洗澡？”

“现在不洗。”他把外套搭在京华刚坐过的那把餐椅的靠背上，依旧站着。

我慢吞吞地喝着一杯凉了的茶说：“你觉得好笑吗？”

“好笑？”他重复了一遍，似乎惊讶于我会用这个词。我转过身，看见他抱着胳臂，他把条纹衬衫的袖子卷起来。

“那我们要帮报警吗？或者就是听了，安慰一下，什么也不做？下次……”我的情绪开始波动，意识在苏醒，像晨曦中的水面。

刘涛低下身子象征性地抱了我一下，碰到了我的肩膀：“嘘，嘘——”他示意女儿还在客厅。餐桌边是京华遗留的茶杯，里面的普洱茶一口没动，已呈深赭色。时间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我推了他一下，说：“你走，让我一个人待着。”

刘涛罕见地没有顺从，说：“咖啡机你不是说坏了吗？要不要我看看？”

咖啡机实际上是前天早晨坏的，我斟酌到昨天下午才说出来。原本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按开机键后，咖啡机就精神饱满地启动，先自行判断水槽里的纯净水够不够，而后进入清理程序，像是一个人洗脸一样，从两根导管里流出含着咖啡渣浊液的少许热水，汇入不锈钢百叶窗一般的接水盘。机身内部也在严谨地进行升降动作，如果外壳是透明的，你将会看到一整块干燥的饼状咖啡渣掉落下来，落在抽屉盒里。

每天这个时候我都觉得咖啡机是厨房里的另一个人，不仅是因为刚才所说的它会不紧不慢地从鼻孔里喷出清洗水流。虽然它按时按量地排出水，但姿态并不完美，要么洒落在抽屉盒边缘，要么有时连续做好几杯咖啡之后，咖啡渣含水量饱和，潮湿滚烫松散未能成饼，就会有一部分淤积在排出口，得由我伸手进去摸索着抠一抠、刮一刮，带出来一手指咖啡泥，否则机器就会提示“clean”（清洁）而罢工。每当我清洁了排泄口，将焕然一新的整套系统归位，看着液晶屏上的红色“drawermissing”（抽屉盒消失）变为绿色的“ready”（准备完毕）之时，就像是完成了一整套临床护理。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我总会默念小时候学过的“华罗庚泡茶步骤”，虽然两者完全不一样。

问题就出在这里。昨天早晨，我忘记把刚洗过的某个部件装回去，刚一醒悟，脑子就管不住手，猛地把整个抽屉盒拉出来了，正忙着的咖啡机立刻哑了下去。此后，关机、开机、把各种零部件推来挪去都无法恢复。这一天我没出门，每过一两个小时就去试一下，但没有和刘涛说。他出差在外，我出于侥幸心理而一直拖着。第二天下午，他回到办公室后，我把咖啡机出现状况的视频发给他，一边简单说就是我抽出来抽得太快了，一边感受到了火辣辣的蠢。我想起上次磨豆组件因磨到一颗小石子儿而停工，我们花了买一台咖啡机的钱来维修它。我还想到刚拿到驾照时第一次开车上路就撞了一截水泥桩。刘涛下车检查时，我在车上坐了几分钟，从反光镜里看见楼房后的夕阳在淡去。“好，好，没事，会有办法的。”刘涛这样回复。

刘涛掏出手机点开几个小视频，主播高亢的语速就像《小猪佩奇》里的直上直下的一座座小山，把空间填满了。我对音量的容忍度很低，对此恼怒但又无话可说。这算是对我最小的示威权利吧，毕竟刘涛以文明人自诩。

我放下茶杯，手按在一盘苹果上，挨个摸过来，个个都很光滑、润泽、凉爽，像被祝福过。忽然间，一道灰绿色的影子从黑沉沉的窗外掠过，像巨大的睫毛翻动了一下，又像干燥的电流。那种糟糕的预感瞬间堆积得如此之高，往某个方向倒去，逼迫我说些什么来破除它。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海南兄弟的事？”我问。

“什么海南兄弟？海尔兄弟的堂弟吗？”刘涛一只手端接水盘，另一只手伸进咖啡机内摸排。

“就是海南兄弟，你想听听吗？里面我早就擦干净了，没用，不是渣的问题。我想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小盘子伸进去，接在废渣落下来的地方，触动它的感应开关让它继续落渣下水。但我们没有那么小的盘子。”我说。

“你这个思路是对的，也有博主说到了要诱骗咖啡机主机，让它以为已经安全了，可以放水放渣了，就能接上中断的程序。”刘涛一边洗手一边侧过脸示意接续话题，“‘海南兄弟’听着像诈骗集团。他们来自海南吗？”

“据说是。那是我大三还是大四时候的事情了。快要毕业时反而在宿舍的时间多了，要填这个表那个表，时不时地还有校招、宣讲会、考试。你真的要听听吗？我可能会有点啰唆。”刘涛对我做了一个无声的表情，这是我们结婚以来形成的默契之一。

于是我就开始了。

先浮上心头的并不是海南兄弟，而是虞明明的腿。那是跳舞女孩特有的细腿，不仅细，而且直；不仅细直，而且还长。而她的腿未免太长了一些，长得像鹭鸶的脚杆子，舞蹈女孩的那种美感被拉得有点稀薄。都怪她长得太高了，站在哪儿都鹤立鸡群。她现在传递着两条细长之腿，停留在我的房门前。穿过岁月到如今的我，能看见当时的我看不见的一些东西，比如她在敲门前，抱着胳膊肘端着下巴。

二十岁的年纪是嗅觉格外发达的阶段，投契的恨不得钻一个被窝睡觉，看不顺眼的则是各种毒舌吐槽。经过三年半不知所谓的本科生涯，我和虞明明之间的互相了解仅仅来自在水房洗脸时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也没能搞清楚她引以为傲的舞蹈特长为何没能转化为舞蹈专业，她曾提到二年级去美国洛杉矶参加国际舞蹈大赛，还有她爸爸请中国最牛的舞蹈编导潘老师和江老师吃饭。但就是不知道怎么掉落到一个遥远的边陲小城，又是怎么从小城考到这所杭州二本大学的文博专业，成为我隔壁寝室的室友。为什么她穿得那样暗淡、混搭、土气，却又支棱一副时尚名媛的姿态？为什么她见人就要表示亲近，笑起来却总让人感觉不是真的高兴？就是这种怪诞不和谐的感觉，让虞明明缺少朋友，有人说她爱吹牛，好往自己脸上贴金，有人说她来路不明奇奇怪怪的，还有人说她装腔作势又没装到位。

二本毕业后工作不好找，文博专业是个小专业，同学经常在用人单位碰到，大多的时候是同途同归，彼此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似乎一夜之间成了竞争对手。有一个精神上受过创伤的女生甚至哭着喊着要退学，每天给系里的主任、副主任、辅导员依次打电话唱《感恩的心》。后来当我读到《三体》里的“黑暗森林法则”时，一下子就想通了——那不就是毕业前我们的那种状态吗？所以那段时间，宿舍里虽然住了不少人，但都寂无声息，谁接陌生电话都跑到楼梯间去悄悄儿接。也有一些仿佛事关重大的小道消息在拉帮结派的小团体当中传播，类似于推优、保荐、入党的机会，都是用压低了的嗓音说出来的。我知道虞明明自视甚高，虽然也投简历给大大小小的博物馆、美术馆，但那只是备选，她其实野心勃勃想要考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可惜专业不对口，第一道关就被卡，因此，她就热衷于在外面认识各种各样的“老师”，去兜售她在校报、校广播台、城际运动会中的实习经验。她在水房里叽叽咕咕说这些的时候也不避人。我当时已经打定主意转考中文系的研究生，每天都沉迷于在BBS上寻求秘籍，但也隔三岔五去投份简历或者赶场笔试。可能每个人都在骑驴找马，顿时我们的心灵里牛马众多。

虞明明在宿舍门口煞有介事地敲了三下门，我赶紧跳下床开了顶上的日光灯，又把窗帘拉开，准备把她迎进来。我回头才看清楚，她满不在乎地顶着一头卷发杠子，穿着鲜艳的棉袄睡衣，戴着黑框眼镜，双眼皮笑得柔情似水，但声音却是立起来的，训练有素的女报幕员风范：“小贝贝，刚起来啊？想问一下，你今天下午有没有空啊？”

“进来嘛。”我心想谁都忙得很哪有空，嘴上却说，“下雨，干脆在床上看书。”

“噢——《世说新语精读》，这么高深。”虞明明拿起书一个字一个字地把书名读出来，这才说出来意，“下午一起去打羽毛球啊，刚好有两个男生，我们双打。”

“不去！不去！！我羽毛球打得太臭，怎么想起来找我？你问问楼下滕京华，她是羽毛球社的。” 滕京华经常和我一起去图书馆，虞明明也见过，她知道的。

“整天看书也不行，适当运动运动才有学习效率。”虞明明微笑着说，她的一只胳臂朝后优雅地抵在后腰上。顺着目光看过去，她就像钱理群先生分析《故乡》里的杨二嫂一样，一只腿直支着，另一只腿斜支，整个像一支圆规。我的思维发散了，钱理群先生有没有分析过《故乡》？难道分析的是《社戏》？脑子乱了起来，考题在旋转，只听得虞明明已经快说完了：“他们想要认识有文学气质的女生，想来想去只有你最适合，我们班就你最文学了，不是在外面还得过一个诗歌奖吗？”

“哎哎，什么奖啊？参加的，人人都有奖。”我后悔上次顺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但回想这几年我和虞明明相处得还算融洽，经常互借个吹风机、下雨天帮忙收衣服什么的，如果她真的是想请我帮忙，我也不能不给面子。那就去吧，虽然我并不想认识什么男生，但打一场球最多也就个把小时。

出发前再次见到虞明明，她的一丝不苟让我感到惊讶。她把卷好的长发高高束起成一股冲天马尾，穿一件奶黄色翻领长袖T恤，搭配标准的白色网球裙，长腿包裹着肉色厚丝袜，也就是二十年后被称作“光腿神器”的东西。只不过当时大部分女生都觉得很土，现在倒成了“又纯又欲”的象征。我也不是完全放弃了装扮，只是行头太少变不出花样，只能是一件洋红色拉链线衫加一条磨得没有了骨头的牛仔裤，挎一个单肩书包。好在我的白球鞋刚洗过，衬在牛仔裤的裤管下还是挺精神的。

“哪个系的找你打球啊？”我下楼梯的时候问她。

“不是我们学校的。” 虞明明说。

“那咋来我们学校打球？他们学校没有羽毛球馆？”

“是这样，小贝贝，我忘记说了，今天和咱们打球的那两个已经工作了，但年龄都不大，你看到就知道了。”

我木然地点点头，有那么一丝不对劲和不可思议的感觉，可是在虞明明春风般的笑意和朝气蓬勃的精致中，似乎又泯然了。外面下着细雨，但以此作为借口跑回宿舍也不可能了。她有备而来似的，从小包里拿出一把小折叠伞。我不得不和她紧紧贴着，头靠着她的肩，就像被挟持着一样去景明体育场。

景明体育场是我们学校的主要体育场馆，要不是这次打羽毛球，我永远也不知道它不仅对外开放，还接受包场。海南兄弟就在场外十分绅士地等着我们。他们的样子我过一会儿再说，我现在想说的是在我们昔日热热闹闹上体育选修课的地方，如今挂上了“已预订”的牌子，看着有点儿很不是滋味，尤其是得知包场一小时“才二百六十元”的时候。

我得公平地说，海南兄弟确实就是来打球的，全套装备不说，弟弟还在脖子上挂了条吸汗小白巾。我们双打了一会儿，四个人都很活跃，蓝色的场地上不断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我甚至轻轻松松扣杀了好几次，出了一身汗。我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形象，我的休闲装简直是个笑话，更不用说被汗水沾湿的刘海。

休息时，弟弟绕过来给我送了一瓶矿泉水，说：“你打得很好啊。”

“瞎打的。”我笑了笑说。

海南兄弟是姓林还是姓宁我早就忘记了，那个高个子是不是小个子的亲哥哥，我也不确定。我只记得虞明明介绍时，说：“这两位年少有为的小哥哥是做医药行业的，小贝贝是我们系的才女，写诗也写散文，你们多交流。”我咕咚一声把口水吞下去，赶紧说：“叫我黎珠贝或珠贝都行，谐音‘猪呗’，我只擅长睡懒觉和逃课，其他都不会。”小个子破颜笑了一下。我清楚地感受到，就在小个子笑的一刹那像有一道门禁被打开了。

下半场直接变成我和弟弟打，虞明明和哥哥打。这半场却打得很乏味，弟弟灵活的身姿传达着坚韧，而我则没了缠斗的兴趣。我发现他发球之前喜欢反手拧一下脖子上的小白巾，那是一个很轻微的动作，我却越看越难受。他俩确实和我以前认识的其他人不太一样，具体什么地方不太一样却说不好。如果一定要说，那就是无趣，绝壁一般的无趣，但又杀伐果断。偶尔有球打到我身上——肩膀、胸脯、大腿。我好像并不真的生气，我也没因此找个理由停下来。我惊讶于早上还在被窝里看《世说新语精读》，给古人的《任诞》画波浪线，下午就在体育馆里和两个极其陌生的男人包场打羽毛球。我身边的虞明明也变得陌生了，不知道她在哪儿认识的这对海南兄弟——她好像说过是替某画报采访家族企业接班人时认识的，又好像说是师兄介绍的，他们要在我们学校附近住一阵子，想多结识生物科学专业的教授——时间变得无穷无尽，黄昏的雨丝重重围住了景明体育场，像茧丝包住了一个明灭幽暗的蛹，蛹的身上趴着一条小白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