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的那一边

谁能给我一把枪，让我把子弹准确无误地打回到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那会儿去。

——题记

一

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那会儿，就是这么一条顿河成了分界线，河西被敌人占领了。敌人很快修起了一座高高的炮楼子，不断地往这边放冷枪。河东是根据地，已经转往山里的八路军还时常在这一带出现。那一年，奶奶青苗十七八岁，是一个青春气十足的女孩，两只眼睛像顿河的水一样清澈，逢人便笑，说话快言快语，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和残酷毫无概念。她一直跟着父母在顿河岸林里放蜂、酿蜜，据说当年她的笑容比蜜还甜。战事已经紧张，但她却不愿意从岸林里撤出。她提出的条件是撤出可以，但要让她参军。她认为参军不难，因为她姐夫就是老四团三营的营长武杰，她参军不过是姐夫一句话的事，而且部队也需要人。为这事她多次找过姐姐青穗，最后的结果是让她在岸林里留下来。姐姐青穗交代她说这是任务。我小的时候，顿河这边的岸林已经非常浓密，那些当年被炮火损毁的地方早已被郁郁葱葱的灌木丛所淹没，整个顿河流域已经失去了那场战争的印记。我自认为那场逝去并不算久远的战争与我无关，我的童年已经天下太平、无忧无虑，大人们去地里干活儿，小孩子们去学校上学，村庄安详静谧，炊烟袅袅，鸡犬相闻。或许是遗传了奶奶的基因，我从小就对顿河这片岸林充满了喜欢，喜欢那高高的大树、那长长的青藤、那碎碎的鸟鸣声、那纵横交错的枝杈间不时摇曳下来的斑斑阳光。当然还有那个长年住在顿河岸林里，喜欢讲故事的半屁股叔。

奶奶问过我：“小镢头，你真那么喜欢顿河的岸林？”我说：“是的。”奶奶问：“是你一个人去的吗？”我说：“不是。”奶奶又问：“那还有谁？”我说：“有小葱花、小黄瓜、小青藤、小油饼、小磨棍、小镰刀、小锨把。”我的这些小伙伴当然都有学名，但跟奶奶说学名她不一定能对得上号，说他们的小名奶奶全知道是谁。奶奶说：“不过一片树林子，你们去能做什么呢？”我说：“捞鱼摸虾。”

顿河里的鱼虾很多，它们成群结队、自由自在。细高挑的小锨把，手指特别长，善于摸虾。瘦得像月牙一样的小镰刀，习惯在水岸相接处摸螃蟹。螃蟹有大有小，碰上性子暴的，会把你手指死死夹住，几天过后，手指还是木木地疼。胖墩一样的小磨棍一直是捞鱼摸虾的主力，无论是在水里，还是在岸上，就数他底盘稳当、沉得住气，也舍得下力，每次都把自己抹成个泥猴子。女生们是拾干柴的主力，小葱花向来袅袅娜娜，捡个柴火也跟绣花一样，脚步轻轻地挪动，手指轻轻地捏住，怀抱轻轻地拢着。小油饼吃得胖，脸蛋也是饼子形，贪吃，干不一会儿就得休息。倒是小黄瓜跟个假小子似的，大大咧咧，爬屋上树，利利索索。有了鱼虾，有了柴火，大家围在一起坐下来，开始烧烤。伴随着晚风吹拂，夕阳西下，河水片片泛红像帷幔一样荡漾，古铜色的岸林变得肃穆起来。

奶奶问我：“就只捞鱼摸虾吗？”我说：“我们还演电影。”奶奶好奇地问：“呃，你们还演电影？”我说：“是的，我们会把我们看过的电影中有意思的地方演一遍。”

演电影对于我们来说，绝对比捞鱼摸虾更有意思，甚至可以说这正是我们这个小团队的核心凝聚力。我们在岸林里演过《地雷战》。说实话，《地雷战》不太好演，主要是没法儿设置炸点，只能用嘴去弄响声，很难有好的效果。演《地道战》要稍强些，可以利用野猪坑道和一些灌木丛，人忽隐忽现，多少能整出一点儿出其不意的味道。还是演《英雄儿女》好，无论是英雄“王成”一个人坚守阵地，还是扎个小木筏子下到顿河里去抬“王芳”，都很过瘾。在我们这个小团队中，论漂亮小葱花第一，但她怕水，说看见翻滚的河水就晕。小油饼很想演“王芳”，但她沉，小锨把和小磨棍都不愿意抬她。大家愿意抬的是小黄瓜，所以小黄瓜演“王芳”居多。抬着“王芳”过河时，天上有敌机轰炸，水面上需要不断被炸起浪花，但这个问题好解决，由小镰刀负责往河水中不断投掷石子就行。

奶奶问我：“你们是不是经常见半屁股叔？”我说：“是的。”

奶奶说的这个半屁股叔，按说我们应该叫他爷爷，但村里人背地里都是“半屁股叔”“半屁股叔”地叫，我们小孩子也就跟着这么叫了。有时当面我们也会叫：“半屁股叔，忙啥呢？”这种时候，半屁股叔不但不恼，还笑眯眯的，仿佛他早已习惯了叫他半屁股叔，已经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半屁股叔真是个老顽童，我们演《地雷战》时，他为了配合我们，故意捂着屁股。小锨把曾调侃过他：“半屁股叔，你这半个屁股是不是被地雷炸的呀？”半屁股叔赶紧纠正，说：“咱们八路军埋地雷是炸日军的，怎么会炸到我呢！”

我们知道的版本，半屁股叔的屁股是被日军的大炮炸的。八路军把顿河上的石桥炸断后，日军被宽阔的顿河给堵住，气急败坏。听说有一部分八路军就藏在密林里，于是日军就往这片密匝匝的树林子里开炮。一块炮弹皮飞起来，正好把坐在树丫上看“洋景”的半屁股叔给掀了下来，于是好端端的屁股便只剩下了一半。半屁股叔自己是承认这个版本的，但有时他也会给我们说是狼咬的。我们可从未听说过顿河的岸林里有狼，但半屁股叔一口咬定说：“有！”并且强调，“原来还是一群呢，现在只剩下一只了，只是你们没见过罢了。”我们便问：“狼是怎么咬到你的？”半屁股叔说：“那是一只孤狼，平常很亲我，有一天它又来到了小木屋门前的空地上，找我要吃的，我说：‘我自己还没吃的呢，给不了你。’可是那狼不走啊，我又说，‘我这儿倒是还有俩屁股，你吃不吃？’嗐，没想到那狼也不客气，上来就是一口。”对这个说法，我们当然持怀疑态度。我们问过村里的大人们咱们顿河岸林里是否有狼，大人们说：“别听他胡说！”我们说：“可是，村里确实有人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从顿河岸林里传出的狼叫声啊。”大人们又说：“这狼叫声十有八九是半屁股叔自己吼出来的。”这说法让我们更不明白，半屁股叔干吗要学狼叫呢？

奶奶说：“听说半屁股叔经常给你们讲故事。”我说：“是的。”奶奶问：“他都讲些什么？”我说：“那可多了。”奶奶说：“少听他胡说。”我问：“为什么呀？”

奶奶却不说话了。

二

一九八一年罗大佑作词作曲的校园民谣《童年》正火的时候，也正是我们童年疯长的时候。可惜的是，等这首歌传到顿河这一带时，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早十年传过来的话，我们一群小伙伴一定会集体高唱这首民谣，冲出校园。远在海峡彼岸的罗大佑也有跟我们相似的童年。这写的不只是他自己，这歌唱的也是我们。

夏天的下午，放学后日头还老高。小葱花、小黄瓜、小青藤、小油饼、小磨棍、小镰刀、小锨把和我，我们这七八个人经常结成一伙，一到放学，便沿着两边的庄稼地一路向西撒丫子朝顿河奔去。

我们本来还有一个小伙伴，他的小名叫小扫帚，但他家庭出身有问题，当年他爷爷是专门给炮楼子里的日军做饭的，给日军做饭，那跟汉奸有什么两样？！据说，当年河东的八路军和河西的游击队几次联手，想把日军的炮楼子给搞掉，但一直没能成功。其间有一种说法，说这事要怨小扫帚的爷爷，是他没能按照商定好的里应外合的细节去做，结果错过了机会。既然这样，我们自认为我们的小团体是一支革命队伍，那么怎么可能再跟小扫帚玩到一起呢？平时我们的活动地盘主要是村西的顿河岸林，小扫帚加入不进来，便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去爬村东的顿山，对着山的那一边出神。小扫帚和小葱花是同桌，有一天他悄悄地把一本没有封皮的书塞给小葱花。小葱花一看便上瘾了，看完后给了我。我一翻，同样也是欲罢不能，看得惊心动魄。我看完后，立马给了小锨把他们几个。待他们几个看完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演这个。为了演好这个戏，我们专门选了星期日，早早地去了顿河岸林。按惯例，许云峰这个角色必须是我的，但甫志高这个叛徒，大家不想演，最后好不容易安在了小镰刀身上。江姐这个角色显然只能从女生中找，小葱花娇俏柔弱，显然不适合，要说适合的人选那一定是小黄瓜，可小黄瓜执意要演一个特务，她说：“演女特务，可以扎个花冠戴在头上，漂亮。”那江姐就只能由小油饼来演了。大家不由分说，把小油饼逮起来，把她绑到了一棵树上。剧情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不管怎么折磨，江姐始终不能交代组织上的事，交代了就不是江姐了。但不交代就得一直绑在树上，这事还挺难办的。按说还不到饭点，但小磨棍平时就是个小饭桶，这会儿竟说饿了。演许云峰的我，那时还没被“敌人”逮着，我说：“那这样，咱先回去，大家赶紧吃点儿饭，吃完饭再过来继续对江姐进行严刑拷打。”没想到在吃饭的时候，天降大雨，被绑在树干上的小油饼挣脱不开绳索，被雨水灌了个浑身透，直接昏了过去。好在巡林的半屁股叔发现得及时，把她救了下来。家人把她送去镇里的医院后，她一整天昏迷不醒，接下来便是高烧不退，嘴里絮絮叨叨，胡言乱语。小油饼的家人把我们几个惹事的家伙告到了学校，没想到演甫志高的小镰刀真成了“甫志高”，还没等“用刑”呢，老师刚一黑脸，他倒好，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盘给端出来了。不用说，老师狠狠地批评了我们。不过老师私下单独跟我谈话的时候，探讨的并不是小油饼被淋了个落汤鸡的问题，而是批评我们根本没吃透原著，对角色分配不准。老师说：“小油饼是谁啊？就她那副粗壮的腰身，那张有边无棱的饼子脸，那副好吃懒做的样子，哪里有秘密和坚守可言？她怎么可能演得了江姐？”老师特别强调，江姐是少有的英雄，不是谁想演就能演，别说小油饼，就是小葱花、小黄瓜也都不行。

这晚，放电影的又来村里了，片子是彩色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四海镇只有一套拷贝，却要在顺村和顿村放映。顺村先放，顿村后放，两个人的放映组需要有一个人负责跑片子。

“一打”很好看，“二打”也很过瘾，不用说，“三打”一定会更精彩。但放完“二打”后，片场却骤然亮起了灯。此时大家的情绪都还埋在“西游”里，一时回不来，对突然亮起的灯感到格外刺眼。原因是片子还没跑来，所以只能等。按说那边的片子早已放完了，怎么还没跑来呢？

那时村里人并不懂得什么拷贝不拷贝，都是把拷贝叫作“轱辘”，一个拷贝就是一个“轱辘”。一般都是问放映员：“这个电影有几个轱辘啊？”一部电影一般都是四个轱辘，少时三个轱辘，多时五个轱辘，六个轱辘的很少见。《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部片子的拷贝是正常的四个轱辘，我们已经看了三个轱辘，轮到这关键的第四个轱辘了，没想到却怎么等也等不来了。

负责跑片子的是组员小八。小八是镇上的人，在家族中行八，长得一副喜相，说话自带笑容，做事利落。大家都喜欢他，只要他一出现，就说明一场久盼不到的电影就要来了。

过去的农村，有电影的夜晚与没电影的夜晚，差别可不是一般大。当时的热闹自不必说，后续的话题也会一直延续，至少会到下一场电影的到来。但这晚的电影，大家却是在干巴巴的等待中黯然收场，一村的人全都怅然若失。

人们很快便知道了答案。片子迟迟不到的原因是，负责跑片的小八出了意外，自行车摔在了山梁上，人跌进了沟底，绑在自行车后座上的那盘拷贝，真成了轱辘，早已经不知道滚到了哪道山梁，滚落到了哪片树林，滚进了哪道河沟。

找到小八时，小八早已没了气息。大人们的唏嘘感叹可能更多停留在对小八的不幸遭遇上，可我们一帮小孩子并不太关心这些，我们关心的是“三打”到底是怎么打的。

那些天，我们都无心上学，每个人都跟着了魔似的，比如小锨把见人说不上两句话就要学着唐僧念紧箍咒。那两天正赶上老师头疼，有同学便向老师打小报告，说他好几次看见小锨把冲着老师，嘴里嘀嘀咕咕的，老师的头疼应该是被念紧箍咒勒的。小磨棍本来就胖墩墩的，这会儿说话时会故意发出猪叫声，甚至必须肩上扛把粪耙子，才能去上学。我呢，不用说，对孙悟空着迷——孙悟空简直是太神了，火眼金睛，七十二变，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那段时间，只要一放学，我们便往镇里跑，向镇里打听片子的情况，并且讨要说法，问什么时候能把“三打”给顿村补上。我们共同的感受就是，不补上这一打，下面的日子不好过。当时这部片子“热得烫手”，根本没有多余的拷贝，因此镇里的回复始终是：“会的，等着。”时间一长，结伴去镇里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