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们这一代纸老虎
作者: 王方晨我是农民子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通过考试,脱离了农村,逐步当上了“城里人”。我知道,当上“城里人”是我们那一代农村青年的美好梦想,所采取的道路不一。有像我一样参加升学考试的,有通过当兵提干的,有接老子班的,据我所知,还有买户口转非农业的,等等。
等我毕业后参加工作,我才真切了解到,当时的城镇户口有多重要。我的一些同事和同学,找不到有正式工作的老婆,就转而去找“非农业”待业女性。因有这种种的阶层存在,我也很难接受自己去找个“非农业”的待业老婆,认为是对自己人格的践踏、侮辱。
寻找有城镇户口、有正式工作的女性做老婆很困难,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一些同学跟我和同事一样,是一位“孩子王”。那个年代,即便普通市民,对小学老师也很看不起。城里的小学老师们,虽然站在讲台上教育着那么多城镇居民的子弟,但却分明处在城镇鄙视链的最末端。这简直惹恼了我。
比较幸运的是,我通过写作脱离了这种困境。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只要能改变小学老师的身份,也就把“写作”给扔到一边了。不料,“写作”还很缠手。我扔了三十多年,也没能扔开。
一九八六年,我在课堂上编造了一篇童话;一九八七年我写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到一九八八年我发表了第一部中篇小说,一九九九年发表了第一篇童话;到现在,二〇二三年,一直没有中断写作。在别人眼中,我是创作量非常大的作家。那年,在我的作品研讨会上,著名评论家王干先生说,天上有一颗星,叫“王方晨星”,不论你什么时候抬头看,它都在那儿。但是,我不想总挂在那儿。我早就想休息,想躺平,想去玩。
也就是从去年,我尝试减少与外界的联系,还关闭了朋友圈。我觉得我该躲避曾经的这一切。
事实上,一个月前,我又把朋友圈打开了。而且,写作又在继续,去我家附近的体育场健身,也被我视为浪费时间。躺在床上就能写作,我也就不想起来。饭也不想吃,也是认为浪费时间。不想睡觉,但撑不住,还得睡。
坐地日行八万里,我却一里也不想走。我想大地静息,天空密闭。
长期以来,我抗拒流行歌曲。在曲阜师范学校,我学习的是民歌、古典歌曲、艺术歌曲。老师说《阳关三叠》《小河淌水》《牧歌》是世界艺术瑰宝,我就认为是艺术瑰宝。喜欢听与《阳关三叠》同类型的《关山月》等古曲,以及世界各地的经典民歌,就是听不得大街上的流行歌曲,也包括港台歌曲。
有一回,有人问我喜不喜欢罗大佑,我如实说不了解他。又问我是不是喜欢戏剧,我说,不敢保证。
我想略略探究一下自己的喜好由来,于是,捡了几首流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台歌曲来听。
我突然发现了问题所在。我拒绝的岂止是那种音乐?我是不敢接受包含其间的俗世欢乐。
原来我是一个拒绝欢乐的人!
我对人生的欢乐却又是那么渴望。晚了,晚了。我已年过半百,但我仍旧不敢。我怕自己随着欢乐漂走,深深迷失自己。
一个人生命中应该经历过的,我经历过了吗?美食、华服、远方、温暖的居所、众多的朋友……好像经历了,又好像没有。
我让小说中出身农门的人物说出了这样一句话:“纸老虎罢了。”那是一种很虚的状态。他与我的不同是通过自己在社会上打拼,最初把家庭建到城市的边缘,以满足自己成为“城里人”的渴望。因为机缘巧合,他与他的家人终究成了“城里人”。可是,经过一番波折后,他已满身沧桑。
于是,我发问,像我这样的一代人,当年千方百计,脱离了农村,成为了一名所谓的“城里人”,到底获得了什么?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不停地回望乡村?所谓的乡愁,到底有何价值?一个人要不要走回头路?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无怨无悔是否成立?田园诗的存在,到底具有多少真实性?梦想实质上是否就是对自己的善意欺骗?种种自欺欺人的幻象,是否需要戳破?
作为一个说话喜欢直接的人,即使我不太相信,也愿意马上给出一个简明扼要的答案:那就是,不管生活在哪里,不管是在一马平川的旷野,还是在高楼林立的城镇,我们实际上不愿意也是在竭力反对的,就是成长为一种无意义的生命样本。我们更希望具有的,是生命的本质,就像大地上那些葳蕤的草木。
生活的诗意也恰恰在于,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因此,我们有了无限的叹惋、悲愁、焦虑、失意、失望、梦魇。没有这些,生活可能不成为生活,至少不成为完整的生活。
在我说起这些的时候,我不能不感到生命的积极和强大。尽管我自己很多时候是脆弱的,甚至是不堪一击的,但不可否认,生命里总是含有积极和强大的成分。
我不是正在写作吗?更多的人,不是也在努力工作吗?那么,我是为写作而工作,更多的人在为什么工作呢?现在,我似乎有一种很妙的感受。
如果有可能,以文学之笔,把每个人生命中那种虚的状态揭示出来,或许也是很了不起的呢。至少,它让人们发现了真实的自己。
人,绝不是实心的铁块,也绝不是凶猛不败的老虎。人,在很多时候,确实是在漂着。在水中漂,在风中飘。
万鸟归巢,我且孑然长叹。众皆趋于实,我且自享这份“虚”,就像想扔掉什么,扔不掉,且随他在手上就是。而如若不能不写,且写就是。管它的!
责任编辑 蓝雅萍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