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们这一代纸老虎
作者： 王方晨我是农民子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通过考试，脱离了农村，逐步当上了“城里人”。我知道，当上“城里人”是我们那一代农村青年的美好梦想，所采取的道路不一。有像我一样参加升学考试的，有通过当兵提干的，有接老子班的，据我所知，还有买户口转非农业的，等等。
等我毕业后参加工作，我才真切了解到，当时的城镇户口有多重要。我的一些同事和同学，找不到有正式工作的老婆，就转而去找“非农业”待业女性。因有这种种的阶层存在，我也很难接受自己去找个“非农业”的待业老婆，认为是对自己人格的践踏、侮辱。
寻找有城镇户口、有正式工作的女性做老婆很困难，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一些同学跟我和同事一样，是一位“孩子王”。那个年代，即便普通市民，对小学老师也很看不起。城里的小学老师们，虽然站在讲台上教育着那么多城镇居民的子弟，但却分明处在城镇鄙视链的最末端。这简直惹恼了我。
比较幸运的是，我通过写作脱离了这种困境。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只要能改变小学老师的身份，也就把“写作”给扔到一边了。不料，“写作”还很缠手。我扔了三十多年，也没能扔开。
一九八六年，我在课堂上编造了一篇童话；一九八七年我写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到一九八八年我发表了第一部中篇小说，一九九九年发表了第一篇童话；到现在，二〇二三年，一直没有中断写作。在别人眼中，我是创作量非常大的作家。那年，在我的作品研讨会上，著名评论家王干先生说，天上有一颗星，叫“王方晨星”，不论你什么时候抬头看，它都在那儿。但是，我不想总挂在那儿。我早就想休息，想躺平，想去玩。
也就是从去年，我尝试减少与外界的联系，还关闭了朋友圈。我觉得我该躲避曾经的这一切。
事实上，一个月前，我又把朋友圈打开了。而且，写作又在继续，去我家附近的体育场健身，也被我视为浪费时间。躺在床上就能写作，我也就不想起来。饭也不想吃，也是认为浪费时间。不想睡觉，但撑不住，还得睡。
坐地日行八万里，我却一里也不想走。我想大地静息，天空密闭。
长期以来，我抗拒流行歌曲。在曲阜师范学校，我学习的是民歌、古典歌曲、艺术歌曲。老师说《阳关三叠》《小河淌水》《牧歌》是世界艺术瑰宝，我就认为是艺术瑰宝。喜欢听与《阳关三叠》同类型的《关山月》等古曲，以及世界各地的经典民歌，就是听不得大街上的流行歌曲，也包括港台歌曲。
有一回，有人问我喜不喜欢罗大佑，我如实说不了解他。又问我是不是喜欢戏剧，我说，不敢保证。
我想略略探究一下自己的喜好由来，于是，捡了几首流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台歌曲来听。
我突然发现了问题所在。我拒绝的岂止是那种音乐？我是不敢接受包含其间的俗世欢乐。
原来我是一个拒绝欢乐的人！
我对人生的欢乐却又是那么渴望。晚了，晚了。我已年过半百，但我仍旧不敢。我怕自己随着欢乐漂走，深深迷失自己。
一个人生命中应该经历过的，我经历过了吗？美食、华服、远方、温暖的居所、众多的朋友……好像经历了，又好像没有。
我让小说中出身农门的人物说出了这样一句话：“纸老虎罢了。”那是一种很虚的状态。他与我的不同是通过自己在社会上打拼，最初把家庭建到城市的边缘，以满足自己成为“城里人”的渴望。因为机缘巧合，他与他的家人终究成了“城里人”。可是，经过一番波折后，他已满身沧桑。
于是，我发问，像我这样的一代人，当年千方百计，脱离了农村，成为了一名所谓的“城里人”，到底获得了什么？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不停地回望乡村？所谓的乡愁，到底有何价值？一个人要不要走回头路？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无怨无悔是否成立？田园诗的存在，到底具有多少真实性？梦想实质上是否就是对自己的善意欺骗？种种自欺欺人的幻象，是否需要戳破？
作为一个说话喜欢直接的人，即使我不太相信，也愿意马上给出一个简明扼要的答案：那就是，不管生活在哪里，不管是在一马平川的旷野，还是在高楼林立的城镇，我们实际上不愿意也是在竭力反对的，就是成长为一种无意义的生命样本。我们更希望具有的，是生命的本质，就像大地上那些葳蕤的草木。
生活的诗意也恰恰在于，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因此，我们有了无限的叹惋、悲愁、焦虑、失意、失望、梦魇。没有这些，生活可能不成为生活，至少不成为完整的生活。
在我说起这些的时候，我不能不感到生命的积极和强大。尽管我自己很多时候是脆弱的，甚至是不堪一击的，但不可否认，生命里总是含有积极和强大的成分。
我不是正在写作吗？更多的人，不是也在努力工作吗？那么，我是为写作而工作，更多的人在为什么工作呢？现在，我似乎有一种很妙的感受。
如果有可能，以文学之笔，把每个人生命中那种虚的状态揭示出来，或许也是很了不起的呢。至少，它让人们发现了真实的自己。
人，绝不是实心的铁块，也绝不是凶猛不败的老虎。人，在很多时候，确实是在漂着。在水中漂，在风中飘。
万鸟归巢，我且孑然长叹。众皆趋于实，我且自享这份“虚”，就像想扔掉什么，扔不掉，且随他在手上就是。而如若不能不写，且写就是。管它的！
责任编辑 蓝雅萍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