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歌先生

认识王歌先生是二〇〇〇年夏秋之交。由于汪兆骞、牛汉、张同吾等三位文坛前辈联名推荐，我得以从江南乡下跨进鲁迅文学院学习，圆了我多年梦寐以求的心愿。他就是我们这届作家班的班主任，也是我求学路上的良师益友。

第一次见到王歌先生是在开学第一天。一个着装普通的中年男子走进教室，自我介绍说是班主任，态度谦和得出乎我的意料。接下来的日子，我对这位班主任的印象依然陌生。然而之后的一件事却让我对他产生了好感。那时学校举办学员作品研讨会，要求大家无条件参加。当时我正在编校解放军艺术学院小说家宋学武先生的三卷本文集，作者急等文集在校庆前出版，一日打三次电话来催，我是具体操作者，工作压力大，无暇更无精力顾及其他。明知此事开口向班主任请假，必遭拒绝不可，但我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准备去自讨没趣。王歌先生耐心地听完我的诉说，在十分为难的情况下还是替我这个学生讲了话，让我争取到了时间，按时完成了工作任务。看着精美的《宋学武作品集》三卷本如期出版，我首先想到的是来自王歌先生的关怀。后来才得知，他对校方的解释是：同意请假，既能保住这位学员的生计，又能保住他的学习机会，我们可以通融一下。人性化管理是他做此决定的出发点。正是这位我不熟悉的班主任，全然为我承担了责任。他的这种重实效不重形式、敢于承担的作风，一下子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让我由朴素的感激之情萌生了对他的好感与信任。

学业结束后，我继续在公司上班。为了生存被琐碎的工作捆住了手脚，我不能回鲁迅文学院看望师长，可我与先生之间仍保持电话联系，对先生的了解和友谊也不断加深。记得离开鲁迅文学院不久，我便给他写了封信。一方面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同时也诉说对自己境况的些许不如意与无奈。先生及时回信，对我这个漂泊在外的游子给予理解与抚慰。先生一再表示，在校为师生，离校为朋友，相互之间要平等互爱。他朋友般促膝谈心式的鼓励，给我增添了活力。记得他曾用朱光潜教授说过的话勉励我：走路是有阻力的，阻力才让人成材。顺风路好走，逆风路难行，用力克服困难，你才能变得坚强有力。

转眼又是一年。元旦前夕我给先生寄了一张明信片贺岁。在当今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微信普及的年代，明信片作为我学生时代的时尚，早已风光殆尽无人问津了。然而多年来我一直用这种土鳖方式与我的师友进行联系。虽然我身处北京，可我仍然坚持用习惯方式对刚从法兰西回国不久的老师问候。虽然显得有些冒失，可我并无他求，只想表达一个学生的敬意罢了。想不到先生不仅回了明信片，还给我这个学生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学生给师长贺年，天经地义，往往贺者多，回复者少，这似乎早已习以为常。先生的信，内容不必说，单说这种意外的令人眼前一亮的大气，让我无法忘却。尤其是他那种一贯待人谦和亲切的作风，让我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

说到此，我不由想起学姐张晓芳女士在谈到对先生印象时所说的话：学者，在我的意识中是比较孤傲、冷漠、难以接近的人，这位老师是什么样的呢，我惴惴不安地推开教室的门，“进来吧，请找个位子坐下。”他热情的招呼一下子拉近了我与他的距离。我就近坐下……

也许，我与先生的友谊，就始于这一封出乎意料的回信。倘若有人问我，对于事出“必然”还是“偶然”作答，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事出“偶然”的多。如今我能坐在北京一隅自己的书斋里，静下心来回忆我与先生相处的情谊，岂不就是事出“偶然”所带来的这段难以忘却的记忆吗？

感动之余，我又壮着胆子给先生寄出了近期所写的两篇小文，请他批评指点。又一个没想到的是，他看了我的文章，不以为浅陋，反而褒奖有加，并写了长达六千余字的评论文章（后收入王歌谈创作《行走一夜读》一书），同时也指出其中尚待修改的不足。我为先生的师德所感动，也为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清新的文笔所震惊。

其实，我对先生的文化背景并不清楚，直到阅读了他谈创作的文章之后才有所了解。王歌先生曾是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的工作人员，而后赴巴黎留学，属于“海归”一族，以文学博士的身份重回鲁迅文学院任教。用“真人不露相”来形容他的为人恰如其分。我庆幸自己遇上了一位好老师，资历才学固然重要，但更令我敬重的是一个人的品行。当然我更为自己被先生发现和看重而多了几分自信。

记得有一次王歌先生写了长达万余字的游记，是一篇有思想个性的好散文。先生先是投给《中华散文》杂志，因版面有限编辑要求删节，被先生婉拒。正巧我有一位当编辑的上海文友组稿，文章很快就无删节地刊登出来。我拿着杂志去看先生，他高兴地留我用餐，朋友一般边吃边聊。从此，我一有空就去看他，从聆听教诲到自由交谈，自然而然地走近这位忘年交师友。

如今回味起来，我依然有一丝莫名与不解：在鲁迅文学院该走近先生时，我竟然不像他人那样围绕在先生身旁；离开了校园，在人影渐行渐远各奔东西的日子里，我却愈发走近先生并向之靠拢。这莫非就是某种“缘分”？

时光荏苒，转眼就到了二〇〇三年。记得四月的一天，正值“非典”高发期，因为工作我不得不出门。从公主坟站下地铁，我所坐的那节车厢里竟然只有两个人，戴着口罩拉开距离。经过复兴门和建国门两个换乘站，往日拥挤的站台空无一人。这是我到北京数年乘坐地铁，第一次看到如此凄凉的景象。我的心顿时悬了起来。没想到，连我这样的傻大胆到此也会心生胆怯！回家路上，我再也不敢下地铁而改乘公交了。毕竟地上比地下通风安全。我刚一到家，电话铃声就响起了，是先生打来的。他先是反复叮嘱我要注意防范，保护好自己，接着告诉我鲁迅文学院作家高研班也停课了，校方为了增强学员们的身体抵抗力，每天还给大家增加一杯牛奶和两个鸡蛋。他一再给我减压，说政府有能力应对“非典”，再大的瘟疫，再厉害的瘟神，也斗不过中国共产党！此时此刻，我为能接到先生这样的电话而感动不已。他的关心加上话语幽默，还真让我顿感轻松。想必先生理解，像我这样一个孤身在外远离家乡，深陷“非典”疫区的弟子，真正需要的是这样的关怀。

在日后的一篇文章中，我不无感慨地写了这样一段话：一场不测的暴雨倾泻下来。此刻，我正挣扎在风雨中。突然我渴望有所依赖，哪怕一小包干粮、一根旧拐杖、一把破雨伞、一间路边草棚，甚至是一句遥远的祝福。我忽然发现，原来人在困境中是多么容易满足，又是多么容易被感动！

先生的电话，让我顿时明白了一个浅显得容易被忽视的道理：原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沟通，只要发自内心，竟然如此容易感动又如此令人难忘。“君子之交淡如水”，即便一个电话、一句问候、一声祝福，也能架起彼此间心灵的桥梁，沟通彼此间的情感驿站。

先生的为人、为师之道，在他的《行走一夜读》一书中有所体现。这部作品是他在“非典”期间学校放假时写成的。作为他的弟子，我有幸参与并成为这本书的第一阅稿人。我为先生谦和的人品、渊博的学识、机智幽默的思辨以及博大的胸襟所感动。当文字编辑已近尾声时，先生又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为他的书稿写一个编后记。生怕笔力不足贻笑大方，有负先生的重托，我本想推脱，但面对先生的真诚与期待只好点头答应。我硬着头皮作文，《沐浴师恩》总算交了卷，真应了那句“无知者无畏”的话。

先生的作品无不与学生联系在一起。他告诉我华而不实假冒伪劣是为人为文的大忌。先生出书自己作序，请学生写编后记，更是眼睛向下，便于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面对坦诚，我不断感受先生“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的真实。先生用言行激励我抬头挺胸，走自己的路，写自己的书，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在我困顿时，他伸出援手，雪中送炭；在我顺利时提醒我小心谨慎，从不锦上添花。无论身处逆境或顺境，遭受寒冬还是沐浴春风，先生总是一如既往鼓励我要目标坚定地往前走，走好每一个脚步，做好每一个细节。一年四季，“心平气和”地过日子，“聚精会神”地干活儿，是先生之所求，亦是我所追求的。工作是美丽的快乐的。美丽而快乐，不但是一种感觉，更是一种能力。

我在北京的日子渐渐充实起来，似乎时来运转。这时先生也到了退休年龄，离开了教学岗位，可我与先生的联系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他在校时多了起来。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给他打个电话问候，一有空闲依然到先生家里坐坐，谈谈文学，聊聊创作，说些日常的见闻趣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两方面：其一，虽然先生身患糖尿病、高血压，健康状况不佳，但他退休后的淡定生活、接人待客的朴实平和、读书写作的认真专注，一切都那么从容不迫、持之以恒。对我这个正值中年、工作精力旺盛的人来说，钦佩之余，也看到了自己衰老之年的情景——先生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我要认真工作，修身养性，为日后打好基础。其二，无论是何季节，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飘雪，只要我去拜访，告辞时先生总要下楼，送我一段很远的路，直到出了小区大门口，目送我远去才作罢。每当此时此刻，触景生情，总让我想起离开家乡时，父母亲送别我时的那种依依不舍的目光。我在遥远的北国能重温父爱般的温暖，这是先生给予我这个平凡弟子最为宝贵的关怀。

我常为老师默默祈福，盼望他能够尽快重获健康。

屈指算来，我来京有些年头了，其间编过杂志、报纸，也编过各类书籍，不少作品都能让我激动、让我兴奋。从事出版行业编辑多年后，我又一次被一本好书深深打动，让我夜不能寐。这是先生专门谈文学创作的《行走一夜读》。记得那一幕，当我刚刚点校完《行走一夜读》的最后一个标点，京郊的第一抹晨曦悄悄透窗而入时，我不禁美美地伸了一个懒腰，浑身上下竟轻松无比，丝毫不像已经在书桌旁坐了整整一夜的样子。仿佛沐浴在春风送爽的湖边，手舞足蹈，尽情享受这来自书中的教诲与关爱。“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侥幸与荣幸，顿时溢满心头。

认识先生，只是一种偶然；走近先生，却是一种必然。我相信缘分，倘若无缘无故，没有共同之处，即便近在咫尺也形同陌路。况且书缘更能拉近师生之间的情感距离，让我由浅至深由外入里地阅读先生。《行走一夜读》一书的构想，最初是我们师生闲谈时无意中提起的，我意识到会对爱好写作的人有指导意义，便建议先生动笔。而后再与师兄师妹们共同策划，致使这本书得以面世。

“萤火虫，虽然渺小，但微弱的亮光也是光。聚集多了，也成气候。”先生把自己比作一只萤火虫，而且充满信心。独坐书斋，他一门心思扑在学生身上，为弟子指点迷津，把冷板凳坐成热板凳。这种教书育人的精神令弟子信服与敬重，让人看到教育的希望。先生从不拒绝他人讨教，博爱之心浩大，诲人不倦。只要学生向善有悟性，是块“材料”他就格外关注。有责任心者只有脚踏实地，不玩虚的来实的，以身作则并且持之以恒，才能有所作为。一旦日后在我们这些学生中，有哪位能走上文学殿堂的制高点，又有谁能忘记先生的启蒙之功呢？

《行走一夜读》共分四章，前三章主要是先生在教学之余，与学员探讨文学创作的来往信函及解答分析，后一章是为十几位学员的文章或著作所做的点评。作为第一读者，我愿意向朋友们推介：字里行间真情流淌，坦诚直率；行文句段严谨深刻，深入浅出；毫无半点惺惺作态，亦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分析透彻；说理生动的文字，平和如同兄弟姊妹之间的侃侃而谈，亲切恰似情侣之间的喁喁私语。似春风、如细雨，在不知不觉中轻轻吻上你的脸庞，湿润你的眼帘，渗入你的肺腑，让你在悄无声息的沐浴中，领受先生真诚的治学态度，感受他的人格魅力。

这样的老师不是随便就能碰上的。

先生造化之深，不是靠玩弄技巧玩转了作家班，而在于凭教师的一颗责任心与奉献精神，感动了走近他的每一位学生。碰上这样的老师是福气。

“文学，原本是人学，人的良心之学；作文即做人，作文的高下最终是做人的高下。说到底，作家最后的较量还是看素质的高低。”我认可先生这样做人与作文的品格。作为学生，我和我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乐见他一再嘱咐的“做健康之人，说健康之话，写健康之文，干健康之事”。把健康的精神风貌带给我们的读者，以鲁迅先生的品格打造文字的尊严，提高人格魅力和展示文学的良心。

比大海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宽广的是人的胸怀。母校是记忆的殿堂，是学子灵魂的所在地。我们作为鲁迅文学院的学生，先生期望我们心胸开阔，光明磊落如皓月当空。心无杂念，更无藏污纳垢的死角，只有红日高照云烟袅袅，只有星儿闪烁清风舞蹈，只有鹰击长空雁声阵阵，只有绿树红花农稼飘香……这样的天空既不富有亦不华丽，但却可以一洗风尘，让烦恼随风而去，让清醒迎面而来。

【作者简介】全秋生，江西修水人，作家，资深编辑，书评人。曾在《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天津文学》《诗歌月刊》《星星》《红豆》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有散文被《散文海外版》《海外文摘》等选刊转载。出版散文随笔集《穿过树林》《北漂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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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