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既往

漫山遍野的苦刺花在山风中摇曳，如落入山野的一簇簇雪花。“苦刺花，苦刺花，有女莫嫁舅舅家。舅舅家里有个山貂鼠，舅母家里有个癞蛤蟆……”我和村子里的小伙伴们唱这首童谣的时候，正是苦刺花开得旺盛的季节。

那一年，我七岁。

苦刺花开，正是家乡人吃花的时节。我带着祖母烙的苦荞粑粑，和二妞几个一起摘苦刺花。来到山上放眼一看，四处都是花的世界，摘花的人三三两两。对面是老阴山，几只老鸹嘶鸣着在上空盘旋。祖母说老阴山的松树上挂着很多死娃娃脑壳，我们再不敢朝前一步。祖母说那里有煞神，去到老阴山，会沾染山上的邪气。

我不喜欢吃苦刺花，那种苦凉苦凉的味道让我无从下咽，祖母却说这是穷苦人家灾荒年头最好的吃食。祖母总说：“死丫头，没有苦，哪有甜？”

也就在这个春天，全家人共同期待着一件喜事。母亲就要生了，父亲外出还没有回来，村里的接生婆枝奶奶也还没有回来，说是去远处的一个村子里接生去了。隔壁的三奶奶端了一盆灶火灰来到母亲床边，她看了一下状况说母亲难产，要赶紧请接生婆。祖母说：“婆娘家生娃娃，哪个不是自己生？我那几年生老二老四，在山上抓松毛叶子的时候就生下来了，自己拿石头切断脐带，把围腰布解下来包娃娃，再把娃娃放在背篓里背回来。有什么好惊乍乍的！”

母亲在床上痛得死去活来。我从门缝里看到，母亲的头发像是用水洗过一样，她龇着牙齿，呻吟声由大变小。那情形，让我想起家里杀年猪的时候，我和祖母喂养的大猪在杀猪匠的刀子下痛苦呻吟，血越流越少，呻吟声也越来越小，最后渐渐停止了呼吸。想到这些，我开始害怕起来。祖母这时也慌了，于是赶紧叫我：“死丫头，看什么看？赶紧去看看枝奶奶回来了没！”祖母刚说完，我撒腿就奔向枝奶奶家。可是枝奶奶还是没有回来，祖母只好又叫邻村的李半仙来给母亲驱邪。

我祖父回来了，看到李半仙在屋里用桃树叶刷来刷去，嘴里骂道：“这种神道的，装神弄鬼的咋个有用？”祖父说着就火急火燎地出去了。

不多时，祖父请了一个赤脚医生来家里接生。赤脚医生给母亲打了针，然后叫母亲用力。祖母看到我在外面守着，把我撵出去玩了。

因为害怕母亲死了，我不敢出去玩，就在大门口坐着，等候母亲生产。那时候，时常听村里人说，邻村的哪家小媳妇生娃娃时大的小的都死了，哪家的婆娘生产，娃娃是生出来了，产妇因流血过多死了。村里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夭折的娃，都被送到老阴山挂在松树上给老鸹吃。我那个年纪，对死亡有着深深的恐惧，想起老阴山上的死娃娃脑壳，就不寒而栗。

三奶奶端着一盆灶火灰出来，上面有些暗红色的黏糊糊的血。三奶奶端来灶火灰撒在血上，再扫干净倒到对门坡的树林里。她换了一盆又一盆的灶火灰，泼了一盆又一盆带血的水。我幼小的心灵也跟着一阵阵挣扎、害怕……

“呱哇……呱哇……”正在恐惧着，只听到屋内传来响亮的婴儿哭声，我的思绪被拉了回来。我跑进屋，只见三奶奶手里抱着一个小人儿，笑呵呵地说：“赶紧来看看你的小妹妹好不好看。”赤脚医生说：“胎盘还不下来，我看这个情况，应该还有一个娃吧。大人都快要不成了，没得力气生了，赶紧送医院。”正说着，父亲已经从他上班的地方赶回来了。父亲见状，斩钉截铁地说：“送镇卫生院。”赤脚医生说：“肚子里还有一个，怕等不到镇卫生院了，这得抬着走七八公里，会闷死的。”父亲说：“大人要紧。”赤脚医生说：“我再来试试。”三奶奶给母亲喂着红糖鸡蛋，然后叫母亲再用力。可是母亲用不上力了，赤脚医生于是硬着头皮，用手去给母亲接生……几分钟后，一个小弟弟出生了，只是这个弟弟生下来就不会哭，脸是青紫色的。

父亲顾不了那么多，他让赤脚医生先救着孩子，然后邀了村里的几个青壮年小伙，把妈妈放进用被褥垫好的超大竹篮里，抬着她去镇卫生院。经过医生的极力抢救，母亲的命算是保住了。

数天以后，父亲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医院看望母亲。母亲见了我，微笑着拿糖果给我吃，说是亲戚送来的。我坐在母亲身边吃糖，弟弟妹妹安静地在旁边睡得很香。我就这样静静地陪着母亲，暗自想着我还是一个有妈的娃，于是心里就开始有些欣喜起来。

这一天，弟弟妹妹吃饱了，不吵闹了。我在旁边翻看着一本小人书，可我认不得多少字，想让母亲给我念字。我叫“阿嫫”她不应声，她看着我，说不出话来，眼角流淌出清亮亮的液体……此时医生来了，他们迅速对母亲实施抢救。看着医生忙碌的身影和父亲焦急的神情，我吓得再次哭起来了：“我要我阿嫫，我要我阿嫫……”所幸的是，经过医生的极力抢救，母亲又一次从死神的手中逃离出来，医生说这一次是药水过敏。

母亲生了龙凤胎，祖母走路做活都不时哼着小调：“油菜花开一片黄，对门坡上等小郎……”遇到人就喜滋滋地打招呼，有时候也会在门前摘一片桃树叶吹起调子。那声音婉转悠扬，看得出祖母的心情像是家门前五月的石榴花，热烈舒展。

母亲出院后，父亲再也没有去建筑队上班。母亲等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便和父亲一块起早贪黑一锄头一锄头地在陡坡上垦荒，在田地间劳作，她说家里有了这么多张嘴，得比以前更勤快些，要不然就得喝西北风了。

冬去春来，老阴山依旧巍然而立，门前的河水永不回头，日夜奔腾着向东流去。村里的娃娃们依然不知愁为何物，下河摸鱼，上山打鸟，下地割草，在稻场上玩捉迷藏，在灰窝窝里玩打仗。炊烟升起的时候，大人们叫唤各家的孩子回来吃饭，有的娃娃衣服撕破了，头皮擦破了，大人就开始唠叨斥责。于是，狗吠鸡鸣声、训斥声、孩子的哭喊声混在湿漉漉的炊烟里，迎接着山村又一个夜晚的到来。

日子，依然过得像秋天里村头树上的红柿子，在枝头热热闹闹。闲暇的时候，母亲会带着我和弟弟妹妹们去串门，听婶子嫂子们闲谈，这些女人在一起议论着村里的事。她们说隔壁的五大妈就要生了，五大妈已经连续生了三个儿子，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尽管已经超生，但是五大爹说多子多孙多福寿，他就是苦死累死也情愿交超生罚款，要生下这个娃。

二胖媳妇已经嫁进村里好多年了，长得单薄秀气。她生了一儿一女都没有养大，先后夭折了，后来她公公婆婆去亲戚家领养了一个女娃娃回来给她押长。也许因为生不出孩子，她总是很自卑，也不爱和人搭话，只是低着头缝针线。稍微还有些底气的是，她已经挺着一个孕肚了。一个婶子说：“二胖媳妇，你这个肚子尖溜溜的，一定是个儿子。”二胖媳妇细声细语地说：“姑娘儿子都好，生儿子不见得你老了会背你烤热头（太阳）。”婶子笑笑说：“没有儿子，在村里人前人后受人欺。”二胖媳妇不作声了。

冬天的小山村，铅灰色的天空低低地压了下来，风像一只野兽般怒吼着。二胖家的屋门前，一个神婆拿着桃树叶在驱赶着邪魔小鬼。二胖媳妇在房间里生小孩，声音微弱了下来。二胖说请人送卫生院，他老母亲说：“女人生娃娃不都像挤豆米？哪个像这种娇滴滴呢？急什么？要给她吃点苦才得呢。”不一会儿，就有了孩子呱呱坠地的响亮哭声。见又是一个女娃娃，二胖老母满脸不高兴，嘴里嘀咕：“这老天怕是要我们家绝后吧！”

因为我是女孩子，祖母并不是很疼我，当我摔倒大哭的时候，她总是说：“丫头家家的，有什么好金贵的？”母亲说：“姑娘儿子都一个样，都是我的心肝肝。”不知不觉中，我到了上初中的年纪，因为要住校，我每个周末才能回家，便用省下的钱给祖父母弟弟妹妹买几颗糖或者一块糕点什么的。弟弟妹妹开心，祖母也眉开眼笑。接下来我又给祖父祖母洗涤脏了的衣物，给做饭的祖母挑满一缸水。

一天又一天，祖母见我这么乖巧懂事，重男轻女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变。再后来，我考取了师范学校，成了我们村里第一个女中专生。注重颜面的祖母觉得脸上有光，凡是好吃的都给我留着，见到乡邻就说：“女娃子也可以给我们老杨家光宗耀祖了。”

读师范二年级的时候，老师们带我们去画广告画，我挣得了几百元辛苦费。我把自己挣的钱给祖父母各买了一套衣服，给母亲买了一块头巾，给父亲买了一条裤子，给弟弟妹妹买了糖果。祖母对我愈加疼爱起来，总亲热地叫我的小名。

放假回到村子里，母亲说，二胖媳妇喝敌敌畏，已经送去城里抢救了。我很震惊，但是又觉得一切都在情理之中。那个说话轻声细语的女人，自从领了一个女娃娃来押长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孩子都是丫头。母亲说，五大妈因为与二胖媳妇争菜园里浇菜水的事情，仗着自己生了四个儿子，羞辱了二胖媳妇：“你看看你就是一只下不出公蛋的母鸡，等你老死了连个送上山的人都没有，你有什么资格和我争？”二胖媳妇受了气，回家又遭重男轻女的公婆一顿数落，想想活着实在没有盼头，索性含泪穿上自己喜欢的一套新衣服，喝下敌敌畏躺在床上等着阎王爷来叫她。幸好二胖回来发现得及时，赶紧叫了我父亲帮把人送去洗胃，洗完又叫人抬着去了县城的医院，才算保住了性命。

我和弟弟妹妹长大了，而祖父母一年年地衰老下去。我工作的时候，祖父和祖母要靠着拐杖才能出门了。再后来，他们已经老得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爱说话了。只有村里的三爷爷每天都会叼着烟斗来找祖父聊几句，回顾一下他们的陈年往事。此时的祖父，才一改常态，精神倍增，笑容和欢乐又回到了他那满脸褶子的脸上。

门前的小河依旧不停歇地向前奔流，春天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父亲和母亲的白发也在岁月的洗涤中与日俱增。父亲是一个喜欢到外面闯世界的人，他当过兵，当过煤窑工人，当过建筑工。他喜欢穿干净整洁的衣服，喜欢唱流行歌曲，喜欢拉二胡。可是因为家里孩子多，祖父母年纪大了，而大伯叔叔姑姑们在城里都有自己的工作，没办法回来伺候老人，父亲即使再怎么向往城市的生活，也不能把重担丢给母亲一个人。于是，父亲开始跟着祖父学习医术。就这样，半路出家的父亲，继承了祖辈们“中医世家”的祖业，在家乡当起了赤脚医生。闲着的时候就与母亲去地里劳作，恨不得白天比夜晚更长一些，那样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苦刺花开了一茬又一茬，时间过了一春又一春。村里打工的姑娘媳妇们去了又回，回了又去，而母亲一直羡慕着，念叨着：“等你们姊妹几个读书毕业了，我就去外面打工，也好去见见世面。”可是当我们姊妹几个长大的时候，祖父母老了，母亲没办法丢下年迈的公婆，只有继续努力做好一个儿媳的分内之事。阳光洒在院子里，祖父母老得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坐在院子里烤太阳。汗流浃背的母亲从地里回来，忙着烧火做饭。忙碌了一阵子之后，她把热乎乎的饭菜盛在碗里端过来给了祖父母，然后又喂猪喂鸡，等待着家里的其他人回来再一起吃饭。

当夜晚来临的时候，父亲会拿出他心爱的二胡，就着山村里清冷的月光，开始诉说心里的往事。而母亲独自坐在电视机前，剥着苞谷棒子。父亲拉了一会儿二胡，也拿了一把小椅子，坐在母亲旁边一起剥。父亲看着母亲向往电视里那些色彩斑斓的世界，打趣地说：“现在娃娃们读书的读书，工作的工作，等把老人送上山之后，我们两个也出去打工吧。我去医院打杂，你去给人家当清洁工。”母亲笑了笑：“那这个家不要了？”父亲笑笑不吭声了，继续剥苞谷，他们心里的美好憧憬在生活琐碎中暗淡了下去。

我的祖母在八十二岁的时候，渐渐出现了老年痴呆的症状，她开始叫不出孙子孙女的名字，最后连家里人都不认识了，她唯一认识的一个人，就是我的祖父。此时将近九十岁的祖父，除了精神状态不如从前外，意识依然清晰，祖母时常端着一张小凳子，坐在祖父面前，让祖父给她挠痒。祖父一边给祖母挠痒，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讲着一些两个人经历的陈年往事。祖母闭着眼睛，静静地听着。再后来，祖母已经没办法走出堂屋门了，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要母亲亲手端到祖母手里。祖母也没办法到院子外面去上厕所了，家里人给祖父母准备了一只便桶，父亲就伺候着祖母在房间里解决大小便的事。我工作之余，也会回去给祖母晒晒被褥，给他们洗洗衣服，整理一下他们房间的卫生。而祖父母，每天坐在堂屋的一组双人沙发上，祖母闭目养神，祖父给她挠痒捶背。

两年后，祖母已经起不了床，每天只能在床上呻吟，父亲给祖母熬中药、打营养液、打吊瓶。叔叔姑姑们回来时，祖母已经意识不清了，嘴里嗯嗯啊啊说着谁也听不清的话语。在那个清冷的黄昏，祖母在三叔的怀里永远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