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的乡村伦理

一

我并不爱豆腐。

乱翻书，看到锅塌豆腐，北京风味。我还没吃过这样的豆腐，立刻就想买来试试。还有鸡刨豆腐，鸡刨的比喻让我发笑，我仿佛看到一块嫩嫩的豆腐，被鸡爪子刨得乱七八糟的样子。

固然了解豆腐的一些做法，但我并没有立刻实施。我不喜欢吃城里的豆腐，甭管南豆腐、北豆腐还是水豆腐，我都兴趣不大，偶尔吃一次，也动不了几筷子。

等回老家，到三叔那讨几块解馋。

三叔的豆腐是卤水点的。电磨一转，雪白的豆腐渣就流出来，三叔边干活边和我唠嗑。临走，他让我带几块豆腐。我谎称家里有。他还是塞给我一嘟噜用线串着的冻豆腐，还有一些豆皮。我不好再拒绝，带回石家庄，吃了好久。幸亏是熬大锅菜，不然这冻豆腐真没法打发。三叔如果知道，会不会伤心呢？三叔早年在生产队干活，改革开放初期，进了村里成立的老调剧团拉过二胡，后来跟着定州的盖房班在北京待过，再后来，三叔种地当泥瓦匠。很辛苦，攒一点生活用度的钱。每年秋后，我叫三婶的那个女人就回一趟陕西老家，三叔一年的积蓄就没有了。

我的文章里数次提到的潴龙河——我的母亲河，它是滋润我童年、承载我乡愁的载体。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一条情绪化的河，高兴了，风平浪静，鱼虾丰裕；生气了，会毁掉一季的庄稼。因为它，每年裹挟着沙子的大风呼呼地要刮上几个月。我卫校的同学曾经领略过它的“风采”。那年春天他们来我家帮种长果（花生），晴朗朗的天，突然就来了西北风。风仿佛真被黑风怪操持着，潴龙河道弯弯曲曲，风从下游冒出头来，黑压压的，犹如海啸般冲杀过来。太阳躲了，大杨树也没了，天一下子像夜幕低垂的黄昏。我们十几个人互相拉着趴在地上，唯恐被大风卷走。大风很快就过去了，大伙都成了土人，一笑脸上都掉沙子，牙齿像用沙子镶了边。松软的黄土上留下一个套一个的旋，隆起的小沙包像鱼鳞一样排列，杏子大的田螺壳从沙子里露出来。

这样的地，无疑是贫瘠的。靠近大堤，还能种麦子棒子，近河滩的地方，每年只能种一季黄豆、高粱。而这黄豆，大多时候也并不饱满，皱巴巴的，像不到日子就出生的婴儿的脸。每年分上一簸箕黄豆，发豆芽吃。那时候的豆腐还是稀罕物，平时舍不得吃，过年的时候，大锅菜里有它。母亲总是提前把豆腐用油煎出来，撒上盐，码放在淡青色的搪瓷茶盘里，白花花的豆腐犹如穿上了高贵的老虎皮。那时候，我最感兴趣的是肉，碗里的豆腐，扒拉来扒拉去，最后挑到父母碗中。虽然，黄豆得来不容易，我还是不喜欢豆腐，太寡淡，不如白菜有滋味。

生豆腐，别人吃着说清香，我却觉得有股豆腥气。

二

我在家乡医院工作的时候，三叔还没做豆腐。三叔右手残疾，三根残缺的手指，是他小时候自己碾炮药时发生的意外。还好，这只残手并没有影响三叔干活，这只残手也曾经灵活地拉二胡、京胡，三叔是村里老调剧团的琴师，是受学员尊敬的老师。那时候，三叔的婚事还没着落，曾有学员与三叔有过瓜葛，但不知是因为家贫，还是其他原因，这段韵事随着风在街巷左摇右摆，成为村里人的笑谈。

三叔娶亲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三婶是个陕西婆娘，她并没有陕西人的勤谨和厚道，塌着半边脸，整天呜呜哇哇的，除了带着两个女儿做点饭，并不能给三叔的生活搭把手。两个小丫头，几岁就来了三叔家，三叔视若己出。三叔在四十出头的时候，也有了亲生的儿子。我这个小堂弟，比我的女儿还小两岁。孩子们聚在一起玩的时候，我女儿瞪着眼睛惊奇地质疑：“为什么他比我小，我还要叫他小舅？”如果按绘画的脉络解释这件事，可以比喻为老树酿出来的新枝。三叔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也是他的奔头。

三叔种地、编簸箕、当泥瓦匠，挣点辛苦钱。每到秋收或多或少能攒点钱。每当麦苗从地里露出头来，这个干瘦的三婶会以各种理由回陕西，每年微薄的收入，就在太行山与秦岭的曲线之间消磨殆尽。三叔虽然不情愿，但也通情达理，三婶的借口大都是回家看老娘。一年又一年，直到堂弟十一岁的时候，她带着二丫头一去不回。留下了刚上小学的堂弟和一个有点痴的丫头羽。三叔一封信一封信地寄出去，央求媒人给联系，三婶铁了心不回来。

这个三婶，原来在陕西还有家，还有男人。

这个笑话，似乎比当年三叔在剧团搞对象还有戏剧性。因为，三叔的媒人是他的小姨子，三婶的亲妹子。直到如今，我还是捉摸不透这件事，当年三叔给的彩礼，究竟谁要了？这件让三叔伤自尊的事情，我没有追问，而是以粗粝的线条一带而过。

如果生活是一帧画，三叔定是那拱肩用力拉车的人，车上坐着三婶和三个小孩，边上拉梢的，是我腿脚不便的五叔。

更有戏剧性的是，没过几年，这个三婶又要回三叔家，跟三叔过日子。三叔自己打定主意拒绝，但又怕伤了我堂弟的心。堂弟长大了，对于母亲的事也明白一二，他甚至没去看过他的母亲。可是三叔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说着说着，突然说不下去了，把手插入笸箩中圆溜溜的黄豆里。这一大笸箩黄豆，是三叔做豆腐用的。

这时候三叔翻盖了旧房子，五间房子的最东头，隔成了两个小间，外间屋安了一个小电磨，还有豆腐模子、苫布大缸等一应做豆腐的东西。一个柴火灶，通着屋里的炕。

虽然没有了磨黄豆的石磨，我却觉得三叔还在生活的磨道里挣扎。

三

雪粒一样的豆腐渣盛了满满一桶，我看着真眼馋。王祥夫先生的《四方五味》里写过炒豆渣。他说猪油要多放，葱花也要多放，最好是大火猛炒，就着玉米面窝头最好吃。我小时候经常吃棒子面饼子，唯独没吃过豆腐渣，那时的豆腐渣于我也是奢侈品。还是近年在农家乐饭店吃过炒豆渣，味奇香，红辣椒、韭菜点缀，大概是羊油炒的，不是平原人家的味儿，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麻豆腐。“麻豆腐是豆渣成仙”，不记得这是谁的话，我看作是知己。

豆渣饼，又叫豆炙饼，为武进独有。在苏州观前街吃过一种豆腐干，棕黑色，滴着汁，甜香味，典型的苏州风味，我带给同事，他们都吃不惯。这大抵就是饮食习惯问题。

在我小时候，家乡有一种臭豆腐。每当街上“臭豆腐来……”的吆喝声起，孩子们大多数是坐不住的，央求大人给五分钱买几块臭豆腐解馋。深灰色的臭豆腐装在一个木匣子里（我记忆里是木匣子），像微型的砖块，比现在的王致和臭豆腐小许多，很袖珍，是贫瘠年代的标配。臭豆腐一排排地码着，你买几块，小贩就用小叉子叉几块，分毫不差。我不知道这味道有没有火宫殿的好吃。爱吃臭豆腐的人爱得死，村里有个人叫玉龙，据说他爱极了臭豆腐，每天下地窨子编簸箕都要带几块臭豆腐搁在棒子面饼上，编几道绳，就在裤子上蹭蹭手，端起臭豆腐来闻一闻，说是闻着就来劲儿。到天将过半，玉龙才拿起臭豆腐，一口一口山珍海味般享受起来。

三叔的豆腐没有变成臭豆腐。我问过三叔为什么不在夏天做豆腐卖，三叔说，一来得忙活几亩地，再者夏天豆腐容易坏，过一晚上就馊了，卖不了就赔了。

我在《故乡之食》里发现一种“腊八豆腐”。嫩豆腐做成球形，弄凹了在里面放盐，日晒，并在外面反复抹盐汁。白天晒，晚上收，很辛苦很费功夫。三五个月后，削去豆腐球外皮，豆腐干起酥，一样好吃。另有霉豆腐、油豆腐，也是安徽长江以南一带的名吃。我想，三叔如果知道我想吃“腊八豆腐”，也会做。他养着狗，养着八哥。我每年吃到的柳芽、荠菜、豆角干都是三叔给的。

我喜欢吃四川的豆花，豆豉豆瓣酱芝麻油泼辣子，清白也清爽，这个清爽是味觉里的挑战，是我豆腐食谱里的新元素。

在家乡医院工作时，芳婶端来一碗她自己做的豆腐脑。豆腐削成薄片，云朵一样，火腿丁和香菜点缀着，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豆腐脑。在阴天农活不忙的时候，我母亲也给我们做豆腐脑，用白面做，洗成面筋。这两种豆腐脑我这辈子是没法再吃到了。

南方山里有一种豆腐，忘了用什么叶子做成了。豆腐颜色碧绿，是另一种生活的智慧，或者说是食物匮乏时的填补。现代人吃这种豆腐，不仅是追求原生态的滋味，我想，更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情愫在里面。

豆腐本无味，却可融合酸甜苦辣咸，变成人间至味。形而上地说，是一种源自中国的豆腐文化。与这些豆腐美食和文化相比，三叔的豆腐是沉重的。生活像一个茧，紧紧地把他束缚在里面，化蝶的日子还遥遥不可及。

张王李赵遍地刘。传说中豆腐的缔造者淮南王如果有知，看到刘姓后人还在做豆腐养家，心里该是什么滋味？小葱拌豆腐，香椿拌豆腐，是豆腐，也是春的滋味，却不是豆腐伦理的肌理。

四

三叔凭着辛苦，翻盖了旧房子。原来的三间一跨，扩建为五间正房。西头的两间是给我小堂弟结婚留的，尽东头那间一分为二，里面住着五叔，外面做豆腐。五叔去敬老院后，屋子就空了。这院子里的声音就只有电磨的呜呜声了。三叔一个人住着，老调远了，晚年近了。

还是在旧房子的时候，三叔一个人养着五叔、小堂弟和没有血缘关系的丫头羽。他用做豆腐积攒的钱，把羽嫁了出去，不是亲生的，也当亲生的看待。每年冬季的白菜、豆腐都要给傻丫头送过去。

其实三叔不是好脾气的人，这也是三婶跑的一个原因。三婶好吃懒做三叔不说啥，可三婶趁三叔不在家的时候，不让五叔吃饭，最后张狂到当着三叔的面对心智不全的五叔不依不饶。五叔心眼不灵活，执拗、犟，三叔忍不住时也会轻轻地打五叔两下，但容不得三婶欺负五叔。

三叔种东西不惜力气，却不太用心。与邻里一样种紧俏的麻山药，人家亩产过万，他的亩产却不高。有一年他的麻山药长得不好，表弟催促他趁还没开始收麻山药赶紧雇人刨了。三叔固执，等他明白过来，刨麻山药的人工费已经很贵了，他合计着不合算，计划等一阵儿再刨。人算不如天算，何况三叔本来就不是精明人，那年蹊跷，很多年不下雪的大平原一晚上披上了厚厚的雪被子，三叔的二亩麻山药被雪封到了地下。等开春刨时，发现麻山药都被冻坏了，挖出来的麻山药，软塌塌的，像蛇蜕。

三叔攒个钱真不易。二丫头来河北时才三四岁，三叔当亲生的一样看待，却也挡不住她“背叛”的步伐。她义无反顾地跟着她的母亲回了陕西，投奔了她亲爹。二丫头结婚时给三叔打来了电话，亲戚们都劝三叔别给钱了，白眼狼喂大了，不欠她什么。三叔不听，还是紧着做了半个月豆腐，攒了一千块钱寄了过去。

这半个月，小电磨疯了似的转，三叔也机器人一样转。我复述这些事，力求平静，忍不住还是带了情绪。

送五叔去敬老院，是父亲哥几个商量的结果。五叔跟三叔过，是早年分家的约定。但现在三叔一家三口，一个老爹，一个残疾的五叔，小堂弟的婚事成了问题。卖豆腐的钱显然承担不了婚娶的大事。五叔被送走了，三叔有些空落落的，几次要去接五叔回来。我父亲开导他，要以小堂弟的婚事为主。现在村子里的男孩很难找对象，一个条件很一般的女孩子也要在县城有楼房，家里有汽车，外带十几万元的彩礼。三叔翻盖房子已伤了元气，在县城买房实在没有气力。

村里来了两个马来西亚姑娘，不要楼房，会说流利的汉语，给十万元彩礼就行。绝望的三叔动心了。

当三叔张口向我借钱的时候，我拿出了两万元。其实再多一些也不是不可以，但我还是担心媳妇跑了。村里先后来过几个马来西亚姑娘，有的早有了孩子，本分贤惠。邻居家曾娶过一房媳妇儿，那天我恰好在老家。那个马来西亚女人，看上去有三十多岁，宽脸，深眼窝，化妆品也掩盖不住密集且深的皱纹，厚嘴唇抹着大红的口红，穿着雪白的婚纱，却夹着烟卷，不住地吐着烟圈。

三叔自个儿做的豆腐，在大铁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全村的人都在邻居家吃酒席。来看热闹的街坊们都说，这怕是只鹰。

这只鹰不走，每天两盒香烟，每天要吃大虾，最低消费几十元。她不干活，却指手画脚。这家人养不起她，要送她走。

娶亲时白菜豆腐大锅菜的味道还没散尽，这桩婚姻就走到了尽头。

五

小堂弟去了两次马来西亚，终于相中了一个姑娘。

几经折腾，小堂弟的婚姻终于有了法律保障。为小堂弟结婚，三叔又挨了饥荒。几间屋子面目一新，全部换上了三叔几十年也没用过的新式家具，本就宽敞的屋子更加敞亮。大红的“囍”字催开了三叔的笑脸。二叔新棉袄新裤子，却还戴着一顶旧毡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