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泪向下，火焰向上

七年前，我曾带着父母和孩子去云南。当年过七十的父母和四岁半的儿子站在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的碧塔海前安然无恙时，我觉得特别幸福，因为毕竟那里海拔高达三千八百多米。九天的云南之旅虽然匆匆，却都是发光的日子。那是第一次来春和景明的云南，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去我最想去的一个地方，那就是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是中国人心中的一块圣地，虽然前后仅存在八年十一个月，但身在井隅、心向璀璨的师生们成就了一段传奇，这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深沉热烈的精神原乡。先生们坚持为国育才，鼎力治学，在极简陋的茅草屋中引领时代风气，弦歌不辍。在大师云集的名单里，最触动我的是闻一多先生。闻先生是步行入滇的，那一年他虚岁四十。当时陪同学生步行来云南的有四位教授，他是其中之一。当学生问他为何放弃火车和轮船而主动选择步行时，他说他要用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掉进书袋的人要重新认识中国。在一步步坚实的步伐中，闻先生目睹了沧桑的河山，也暗自重建了人生秩序。历时六十八天，步行三千余里的闻先生终于到达这片有大美大爱的土地。没想到八年之后，他竟然长眠于此。那条名叫西仓坡的小巷成了永远的痛。

在昆明的清华文科研究所旧址，这里曾是闻先生的旧居，我看到了他写给妻子的信：“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侍奉你，做你的奴仆。”一位丈夫的万种柔情跃然纸上。在蒙自博物馆，我看到了他写的家书：“加上信中带来消息，说北平的书寄来了一部分，尤其令我喜出望外。今天非多吃一碗饭不可！你们的信稿中究竟有人改过没有？像这样进步下去，如何是好！”一位父亲的舐犊情深也呼之欲出。从先生的书信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他真性情的一面，即普通人的生活底色和坚毅乐观。但最让我震撼不已的是在西南联大蒙自校区，开始参观时，我以为是闻一多先生的蜡像摆在那里，突然，这个蜡像站起来开始演讲：“……竟要遭到如此的手段，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他所说的所写的不过是一个没有丢掉良心的中国人心中所想……”那一刻，我有灵魂出窍的感觉。时光之河将我带回战火纷飞的七十多年前，我仿佛听到了先生《最后的演讲》，听到了从人群嘈杂声中爆裂而出的呐喊之声，更感受到了他身上回荡着的辽阔的山河之气。那时，我请朋友帮我拍了一张与“闻先生”的合影，我眼含泪光，却是幸福至极的模样。

《红烛》是闻一多先生的代表作，其中有一句：“红烛啊！你心火发光之期，正是泪流开始之日。”我觉得红烛这个意象就是先生一生的写照，也是他“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生命意象。虽然眼泪是向下流的，但火焰是向上的，先生散发出的红烛之光一直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他不仅是西南联大之魂，也是民族之魂，他没有奴颜和媚骨，却有着最硬的骨头和最深沉的爱，无论是对妻子和孩子，还是对民族和国家。“先生”或“老师”之称，是异常尊贵的，在传统文化中，一直秉持“人有三尊，君、父、师”的理念，韩愈也有“闻先生之死，哭泣相吊”的名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当时西南联大的开课方式极为先进，同一门课程让几位老师授课，学生们可自由选择，所以老师的水平高下立现，而闻先生的课堂总是济济一堂。他不仅讲解《诗经》和《楚辞》，还讲解唐诗和古代神话等，甚至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将晚唐诗和印象派的画结合在一起讲，情感充沛，文采斐然，见识卓远，让学生们望尘莫及，迷失其中。难怪汪曾祺在回忆闻一多先生时写道：“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闻先生不仅才华横溢，在精神上更是领袖人物，是学生心目中时代良知的代言人。在一九四五年的“一二·一”惨案中，闻一多为烈士们写下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拐杖走在队伍的前方，以实际行动呈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和热血。在面对暴力和强权的时候，他选择了挺身而出，选择了舍弃身家性命来承担社会责任。因此，他才在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完成了轰轰烈烈的一生，也为知识分子雕刻下一座难以企及的丰碑。

这次西南联大、红河蒙自之旅，对我个人来说，既是一次美的探寻历程，也是一次精神的还乡和致敬，更是一次特别强大的激励和自我启示。西南联大的河流里，流淌着一代大先生的热血，也流淌着时代之音和个人悲喜。鬼子老师在诗中说：“不远的草地上/就是闻一多高耸的雕像/能摸到的，只是他的脚/或许，我们连脚都摸不到”（《在西南联大接受媒体采访》）。尽管我们连脚也摸不到，但先生之光却始终照耀着我们，能读读他的书也是很幸福的，如果能去西南联大感受他的过往，便是极好了。

【作者简介】安静，女，山东博兴人，文学博士。曾在《文艺争鸣》《小说评论》《当代文坛》《文艺报》等报刊发表评论文章五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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