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跳糖与橡皮筋

童年时，我经常和几个小朋友在大院里捉迷藏。男孩子们平时在那里玩打仗游戏，用木制的刀枪棍棒战斗，他们手中的武器都有特殊功能，比如只要打到“敌人”就能让“敌人”动弹不得的定身杖和只要沾上厂区中央的方形水槽中的神圣之水就能隔空把“敌人”砍死的圣水刀。我们自有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某人的武器功能想要被其他人承认，付出的代价是也要承认其他人武器的超凡功能。我曾用一包跳跳糖让他们承认一根普通的橡皮筋有隐身功能，就是说只要我的手腕上套着那根红色橡皮筋，他们就看不见我。随着跳跳糖被吃光，隐身功能就消失了。所以我很早就明白一个道理，橡皮筋完全可以让一个人隐身，但需要配合跳跳糖使用。定身杖完全可以让人动弹不得，圣水刀也完全可以杀死“敌人”，但需要付出的代价是进入另一种体系，配合另一个游戏规则。

那天，有几个女孩子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打仗游戏就变得很不合适，所以只好玩捉迷藏。我和姚立媛躲在狭窄的水泥管里，我记得我们的身体贴得很近，她的身体很热，像抱在怀里的小猫、小狗或者小牛。她头上打了摩丝，气味像廉价的空气清新剂，鬓角的发梢被摩丝固定成数字“6”。

决定玩捉迷藏时还是黄昏，后来天黑了，外面安静下来，能听到不远处传来的蛙鸣。仔细听，蛐蛐儿也叫起来了，还有其他说不上名字的虫子也叫。回巢的乌鸦在厂区外的一小片树林上盘旋，发出嘎嘎的叫声，像坏掉的车轴转动时发出的那种噪音。我听得出来，不远处肯定有一只好蛐蛐儿，它的叫声很稳，不慌不忙，一声结束，一声接着发出，像是盯着节拍器练习的乐手，稳重，自信，不急躁，声音里透着淡淡的忧伤。

水泥管壁凉凉的，后背贴上去很舒服，我们都不想出去，也没有人来找我们，一直没有。我怀疑没有人想过要找我们，也有可能他们找了，但没找到。

在那个晚上，我们被遗忘了。也许他们以为我们回家了。

那天晚上，姚立媛说，未来的某一刻，我必然会想到她，也会想起她讲的那件事。我感到很荣幸，因为她说对了。相对于当时，现在就是未来的某一刻。然而此刻我想到她的时候，心情复杂，像几天前我阅读左氧氟沙星胶囊说明书时一样。那张说明书很大，A4，正反面写满了两毫米见方的汉字，从成分组成到分子式，再到制造工艺、辅料、有效成分含量等，什么都写了就是没写治不治嗓子疼，也没写扁桃体发炎的用量是多少，只有一句话可供参考：“成人上呼吸道感染者24小时用量为150mg，儿童或体重40kg以下者用药量应酌量减少。”

我那时想起她，随后想到，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她会结婚，也许会生一个小孩，或者两个、三个。

“如果”这个词的本意是指可能发生但没有发生的事情。如果和现实中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我想到“如果”这个词的时候就闻到一片虚无的气味，像往阳光中撒盐，感觉很真实，但执行起来就完全不可能。像是面对一座虚无的大门，里面是虚无的世界，在那里有可能发生但没有发生的事情一件件地陈列着，像是假想的博物馆。如果十几年前的那一天，那个出租车司机不是那么赶时间，而姚立媛那天和她的父亲没有吵架的话，一些事情就会突破那道门，变成现实，就像是从时空的一端穿过来，进入到这一端来。如果是那样，我想到她的时候就不会想到“如果”这个词。因为我们是朋友，青梅竹马，我基本上了解她的一切。在我的眼里，她的一切都曾经是确定的。她会恋爱，结婚，生孩子，刷抖音，玩微信，做小视频，尝试几次直播，因为没人看而作罢，然后转做微商，卖减肥餐、眼贴、内裤、化妆品和防蓝光眼镜，会赚一笔小钱，随着红利期过去，就那么不温不火地做下去，每天发十几条朋友圈，晒出送货视频和真真假假的转账记录。她有眼力见儿，善于做家务，能把婆婆哄得团团转，也会给孩子辅导作业。她一定会打孩子的，虽然她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但有些事情是天生的。

注意，这时我已经开始用“一定”了。需要强调的是，从逻辑上讲，在“如果”之后的“一定”是假的，就像前文提到的跳跳糖和橡皮筋的关系。

那是在捉迷藏游戏之后几年，普通的一天，某一辆出租车想抢在绿灯变黄之前通过路口，而她当时正好怒气冲冲地从她家的小巷子里冲出来。

时间精确到毫秒，像是一道永不会出错的数学题。

这道题的结果是，“一定”变成了“如果”，必然变成了可能，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变成了不可能。

自那以后，我就常想起那天我们藏在水泥管子里的情景。我常想，她可能是故意把那件事说给我听的，作为多年之后告别的礼物。

或许她早就知道后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生活有时候就像是拆盲盒，每天都是一个新的盲盒，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

“我和你说一件事吧。”

“行。”

她说话的时候向我呼气，我闻到一股口水味儿。如果把唾液吐进手心，然后用力搓，搓到发热，手心里就会散发出那种淡淡的臭气，像酸奶的味道。

她摇摇头，苦笑着看我，说：“真想听吗？”

我只好说：“想听。”

她点点头，表情变得很认真，说：“我爸昨天哭了。”

我那时对大人的事情不感兴趣，听到她说这件事时，我连想一想的兴趣都没有。我问她：“为什么？”其实我这么说只是因为我觉得她需要我这样问她，要不然她就没有理由说出她的故事了。我从很小就会和别人谈话，是在我爷爷家生活的那段时间里学会的。我爷爷告诉我，和人交谈时，要在适当的时候添一句话，不管有用没用，但是要添，这样可以让对方说话的时候更舒服一些。他对我说，和人说话的时候要集中精神，不能让话掉到地上。

她没理我，单手托腮在那儿想事情，我好像听到了轻微的破碎声，因为我的话掉到了地上。我只好又问了一遍：“为什么？”

她伸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肩膀，可能是打蚊子，然后把手心放在眼前看。

“没打中。”

“哦。”

“我家的狗死了。”

“哦。”

她转过脸，看着我，很认真地说：“我家的狗死了，你明白吗？”

“我明白，你家的狗死了。”我说，“然后呢？”

“我爸把它吃了。”她说，“这就是我要说的事。”

“狗肉好吃吗？”

“不知道。”她说，“我没吃。”

她盯着我看，不知道为什么，眼里有点怒气冲冲的意思。

“我可喜欢那条狗了。”

“哦。”

我转过头，看外面，天完全黑了。厂区的探照灯亮起来，有人声。过了一会儿，搅拌机的声音响起来，哐哐哐哐。我说：“蚊子太多了，我想回家了。”

她叹了口气，轻声说：“你不懂。”

我还想说什么的时候，她说：“走吧。”说完就钻出了水泥管子。她的腿应该有点麻，因为她跳到地上的时候打了个晃儿。我跳下去，想扶她的时候，她已经一边用手拍打着裙子，一边走远了。

这段对话发生后的第五年或者第六年，我爷爷去世。没过多久，他生前养的大黄狗被人毒死。我第一次想到了她和我说过的，她家的狗死了，她爸爸哭了。我似乎有点懂她的意思了，但我不能确定她是不是那个意思。

那时候在我们老家毒狗之风很盛，狗贩子夜里把包裹着毒狗药的肉包扔进院子，躲在一边看着狗吃，白天再道貌岸然地上门收购死狗。我三叔对这件事情很了解，他准备了一根铁管和一把菜刀，铁管放在门后，菜刀别在腰间。但狗贩子迟迟没有上门，甚至连我们家的那条巷子都没进，大概他们知道我三叔是远近闻名的狠角色。

那时是冬天，大黄狗的尸体冻硬了，僵在狗窝上。下了一场大雪，死狗被雪盖住，形成一个洁白的包，像是一座坟。

我奶说：“老三，把狗扒了吃了吧。”三叔说：“妈，再等一天。”

虽说我三叔恶名在外，但同时他对爷爷、奶奶的孝顺也广为人知。

次日，三叔把奶奶支去姨奶家，让她去要些棉花来给我做棉裤。奶奶走后，他把死狗抱进屋里，放到炕洞边化着，然后出去磨刀。我坐在一旁写作业，写一会儿，嘶嘶的磨刀声让我心烦，就回头看。狗身上的雪化了，黄色的狗毛湿答答，身下有一摊水，像是刚从水里出来时的样子。我一恍惚，就想到了它活着时的样子。那几年，我爷爷放牛时，它总是跟着，一会儿跑到牛群前面，一会儿跑到牛群后面，有时会追着草地里的小动物跑一段，发现我爷爷走远了，再拼命跑回来，走到河边。我爷爷赶牛下河，他命令我：“拽着牛尾巴，快点儿！”我就脱光衣服扔给他，然后光着身子跑到河边，等着牛下河。我家有十头牛，下河的时候扑通扑通的，像《动物世界》里的情景。等最后一头牛跳下河，我就跟上去，抓住牛尾巴，在水里跑上几步就感觉双脚离开河床，身体漂在水中，就这样被牛带着，一直漂到河对岸。再回头看，我爷爷脱得赤条条，手捧着衣服，走下河，在水里，他举着衣服，上身晃动着，河水浸到腋下，波浪在胸前翻滚。他一直这样晃到对岸，就好像水就只有那么深似的。

过河时，那条狗就跟在他身边，开始的时候在前面，过一会儿，就在他左边或右边，再过一会儿就落到后面。水面上只能看到它土黄色的脑袋，嘴向着天，尖尖的，像是水里漂着的一块木头。有时候这块木头会消失在水面以下，一会儿，又在下游不远的地方露出来。一个浪头打过来，它又被打到水下，一会儿，又浮上来。它在水里的时候，头向上仰着。

那时候它已经瘸了，右后腿不灵便，在水里游泳很吃力。

我们家上两代人都在铁路工作过。我爸在中修队；二叔在装卸队，三叔接我爷爷的班，在工区，他自己不好好干，几年之后就只能干巡道工了，这条狗就是他在巡道的时候捡来的。三叔说，那天晚上，他顺着铁道敲敲打打，从平台往镇西走，走着走着，就觉得后面好像有东西跟着。他回头，看到身后有两只绿莹莹的眼睛。三叔自幼胆大，不敬鬼神，一生笃信鬼怕恶人，所以没理它，就一直走，黄狗跟着他走到了镇西。进了工区，三叔煮了两碗面，自己吃了一碗，给它吃了一碗。他说这家伙跟了自己一路，仗义。

那条狗先是在工区后面的煤栏子里养着。后来工区领导给我爷打电话，说工区养狗，怕别人说三道四。我爷听了，就给三叔打电话，在电话里狠骂了他一顿，让他赶紧把狗牵走。三叔就把那条狗带回家。没过多长时间，城里兴起打狗运动，三叔家也没法养狗了，就只好把它带到村里爷爷家，让爷爷养着。我那时候在爷爷家住，记得很清楚，第一次见到它时，它还不算大，还没有凳子高，周身金黄，毛很粗、很亮，胖得横着走。三叔在它脖子上拴了一圈铁丝，在铁丝上系了一根绳子，骑车的时候就用这根绳子牵着它。爷爷让三叔把铁丝剪断，他说：“牲口也是一条命啊，勒死了怎么办？”三叔那时还挺不乐意，他说：“在家我都撒着，用不着脖套子，能找到根丝儿就不错了。”

黄狗在爷爷家住下，和我家的人打成一片。它和我爷爷感情很好，我爷爷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很有礼貌，像人似的，不像有的狗，见人就往人身上扑。它有一个好习惯，不知道是三叔教的还是原来主人家教的，或者是天生那样，就是从来不进屋，不像有的狗，吃饭的时候就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的。它不，它见人多就摇摇尾巴，像绅士，平时就在院子里活动。我爷爷进屋时，它就在门旁边趴着；我爷爷一开门，它就跳起来；我爷爷在院子里干活儿，它就在一边打转儿；我爷爷出门，它就跟着他走。

我爷爷说：“这狗，仁义。”

那还是一九九八年左右的事情。那时候，村里的养牛人大多养狗，因为偷牛的事情时有发生，最猖獗的时候，贼人晚上摸进院子，锁死屋门，让主人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牛牵走。爷爷家后院的老马头发现自己家牛被偷，打着手电追出去，在村口被人一闷棍打断了腰，后来一直不能干力气活儿。据说某村有个孩子夜里起夜，看到自家的牛缓缓上升，回来和家长说：“爸爸，咱家的牛上天了。”他爸爸以为孩子说胡话，就说：“行了，爸知道了，你睡吧。”第二天早上发现，门锁院墙完好，牛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用吊车吊出去的。这就是当时我们那儿流传得很广的一个名叫牛上天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