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茶（外一篇）

老爸茶

客居海南三十年，走遍这片树叶状的岛屿，无论都市、小镇、偏乡僻，有人居住就有喝茶的地方，喝茶的地方称为茶坊。海南人讲究喝下午茶，称之“老爸茶”。意思是闲居在家的老爸们，午休起来就跑到茶坊，要上一杯茶，谈天说地，打发人生暮年。

在海南待久了，就知晓喝茶的场所分档次，最低档次的叫老爸茶坊，上点档次的才敢把茶坊前边的“老爸”去掉，直接叫茶坊，最高档次的叫咖啡厅，那是泊来的名称。尽管社会共识没有规定什么档次的人要到什么档次的地方喝茶，但囊中羞涩的人断然舍不得花钱朝咖啡厅跑。腰缠万贯开奔驰身穿皮尔卡丹的老板，轻易不会混迹于老爸茶坊，要是被生意伙伴看见，丢脸面是小事，人家不在合同上签字才是大事。更不会有身穿正装、衬衣塞进裤子、皮鞋擦得锃亮的人出现在这里。

曾经有那么几年，我供职的学校给我创作假。我居住在海口市五指山路，旁边有个叫龙舍坡的地方，路口有福元茶坊。我每天写到下午五点半，头昏了眼花了，高速旋转了一天的脑浆凝固了，在妻的陪同下步行五百多米，来到福元茶坊，点两杯红茶，一直坐到夕阳西下、夜幕初垂才离开茶坊。说到茶资，我都不好意思给人说。其实就是一人一块钱，这也是我们每天都到那里喝老爸茶的理由。要是到高档咖啡厅，一杯哥伦比亚咖啡要一百多块，两个人就得两百多块，敢去吗？

到老爸茶坊喝茶的人，大都是街坊邻居，即使不是街坊邻居，有的也面熟。走进茶坊，招下手，点下头，就算表示了礼貌。要是遇到老茶友，径直走到人家的茶桌跟前，到旁边拖张凳子就坐下。早来的茶友立即给服务员打招呼：“再来一杯红茶。”

光顾老爸茶坊的人，大都穿着过时的T恤衫、盖过膝盖的大裤衩、露着十个脚趾的拖鞋。有的提着竹筒水烟袋，一个抽过，递给下一个，一圈抽过，再抽下一圈。还有的把茶桌变成牌桌，不打牌的人就围着茶桌瞎聊。老爸们不知道男女明星的名字，不知道现任的美国总统是谁，但知道左邻家的妹子还没结婚肚子就大了，右邻家的烂仔被抓走了。要不就是谁家的男人做生意赚了钱，把钱都给了漂亮妹子，自家老婆连残汤冷饭都吃不上。全是张家长李家短的市井话。话说回来，不让老爸们说他们听见看见的事情，难道他们能说连出八竿子都打不到的事件？难道他们能说出与他们屁关系都没有的康德、罗素？

老爸们嘴上说着，手也不偷懒，在身上搓，汗渍渍油腻腻的皮肉上，搓下一条条黑垢，柔软、油润，有人摆在茶盅旁边，欣赏自己的战果。那些得了脚气的老爸，脱下拖鞋在脚趾丫里搓来搓去，舒服得嘘嘘吹气。旁边的人熟视无睹，没有厌恶也没有欣赏。这里看不到装腔作势，看到的都是率性、闲适、坦诚、本真。这个圈子外的人，会指出老爸们一箩筐不是，不文明呀，不卫生呀，不关心时事政治呀，等等。但是他们忽略了重要的一点，他们讲的这些与老爸们有什么关系？

我本农民出身，十六岁当兵，当兵前都没穿过内裤，也不知道冬天在棉衣里套件衬衣暖和。夏天跑到井边打一桶水浇到身上算是洗澡。北方农村的孩子，一冬不洗澡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身上脏得发痒，手挠不到就把脊背对在树干蹭，酷像散养的猪蹭痒痒。入伍后是青藏高原汽车兵，常年驾驶战车在冰雪高原上奔跑，天不亮就发动车，半夜还在途中行驶，哪来的时间洗澡？部队的饭菜养活了我六年，也养活了我身上的虱子。我没有被养胖，却肥了虱子。有时坐在副驾驶上捉虱子，手伸进棉衣一摸，准摸出一只虱子，两根大拇指的指甲对着一挤，啪的一声，一摊污血连一堆晶亮的虮子，粘在指甲盖上。冬季一个班的兵围着火炉，开始捉虱子活动，摸出一个朝炉子里一扔，啪的一声细响，宿舍里就有了皮肉烧焦的煳臭味。

到老爸茶坊去的趟数多了，就越来越习惯那里的氛围了。有朋友约茶，我都提议到老爸茶坊，弄得朋友都不好意思：“我请您喝茶，怎么能到老爸茶坊？”我说：“到了老爸茶坊，精神肉体都能放松，何必跑到咖啡厅装阔佬，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

当今社会把纯朴醇厚的古风也融进了市场的气息中。于是老爸茶坊除了喝茶，还增加了交流信息、洽谈项目的内容。一些中介天天泡在老爸茶坊，走出这间茶坊就进那间茶坊，见了这拨人又见那拨人。这个公司批了项目弄不来资金，那个公司有资金却没有项目，都是他们关注的内容。

海南刚刚建省办大特区那些年，有钱的老板手里还要拿个砖头一样的大哥大。这些拿“砖头”的老板，还嫌自己的知名度不高，掏钱在报刊上登上一张工作照：大班桌，皮转椅，手持大哥大作通话状。唯一的缺憾是嘴唇紧闭，让读者感觉很假。更假的是市面上出售的假大哥大，外形绝对可以以假乱真，价格十块钱一个。于是满街的人都用上了大哥大，边走边扯着大嗓子通话。旁边的人乜斜他们嘟囔：“装什么阔？就是白送你一个大哥大，一分钟一块五的通话费，你掏得起吗？”谁都没有想到，还没过几年，来喝老爸茶的人，都拿上了手机。连捡破烂的老大爷口袋里都揣手机，BP机没有了，公用电话被拆除了，谁在这个时候还把手机叫大哥大，谁就土得掉渣让人耻笑了。

一天，邻桌坐着几个喝老爸茶的人，其中一个拿出一本杂志，封面上登着一个老板拿大哥大通话的照片，那人对着旁边的人瞅了一阵，说：“这个封面上的人是你？”那个人拿过杂志，苦笑，尴尬地说：“不堪回首，不堪回首呀。”

有个人调侃他：“华仔，你觉得那里面的日子好混不好混？”那个曾经的老板苦笑着说：“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那里面的日子要是好混，人人都抢着去混啦。”熟人继续调侃他：“你说那里面的日子不好混，为啥大官大款争着朝那里跑？人住在里面，不用掏住宿费，不用掏伙食费，还有什么不好混？”华仔说：“旁人想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就像这阵子一样，想喝老爸茶就来喝，想喝多长时间就喝多长时间，这才是人过的日子。我在里面的时候天天都在琢磨，把啥都琢磨透了。”熟人说：“你这才说对了，那个副省长被判了十四年，恐怕他想来咱这喝老爸茶，看监狱的都不批准。”

我对妻说：“这人说出了人生哲理。人呀，多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等明白过来了，也晚了。”妻说：“这人坐牢竟坐成了哲学家。”有人对我们说：“这个人曾经当过很大的老板，赚了不少钱。后来吃了牢饭，出来后再不朝咖啡厅跑了，天天泡在老爸茶坊。”

有一天下午，我和妻正闲坐，突然走来一个人问：“您是杜老师？”我说：“是呀，请问，您是……”“我是文学爱好者，听过您的讲座。我早就注意您了，我一直不相信杜老师能跑到这里喝老爸茶。”他在这里喝老爸茶的熟人都跑过来，趁机拿走我们的茶单，替我们把茶资付了。我交了一帮喝老爸茶的朋友，他们没权没钱，不能用权力为我办事，也没能力借给我买房的首付。但有毫不虚伪的尊敬，只要我和妻走进茶坊，他们便立即跑过来迎接，搬来凳子放在茶桌跟前，对服务员喊：“来两杯红茶，不加糖。”他们知道我血糖高，妻怕胖，不能往茶里加糖。

海南的历史、典故、民俗、风情、饮食、婚丧、嫁娶、百姓诉求，在老爸茶的氤氲里融入了我的大脑皮层。若干年后，我的长篇小说《适天石》在《红豆》发表，一些海南作家惊叹：“一个陕西来的作家，竟写出海南农村几代人的生活，比我们海南这些土生土长的作家都写得好，真不可思议。”

写到这里，我想起给诗人吾平诗集《海南走笔》所作的序：“一壶粗茶、一碟小点、一双拖鞋、几个老友，从中午喝到傍晚。那种无欲求、顺自然、恬淡适静的人生态度，才是海南文化的精髓。试想，把海南的老爸茶搬到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外滩、西安的钟楼、成都的春熙路，会有那么多人来喝？”

突然想起北京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打电话给他，手机里传来有气无力的声音。才知道在半年时间内，他哥哥、姐姐相继去世，他也住了三次医院，对生命已经绝望。

我对他说：“你到海南来，这里的空气、阳光、老爸茶都好……”

朋友带着夫人来了，上午他到海边散步，下午我们陪他喝老爸茶。一个半月后，他觉得身体康复了就要回北京，说：“海南的空气好，老爸茶坊的气氛好，我在海南捡回了这条老命。”我问他：“你在北京是不是有套一百六十平方米的房子？”他说：“我那套房子现在值大钱了，一平方米都超过十万元了！”我说：“你把北京的房子卖了，可以得到一千六百万元。海口的房子才万把块钱一平方米，你买个两百多平方米的，连装修算下来，三百万元不到，还剩一千三百万元，利息都花不完。你可以天天享受海南的空气、老爸茶。”他说：“我还是待在北京好，待在海南什么事情都干不了。”我说：“你都退休了，你说的那些事情，无非就是让你露脸的……”他说：“人呀，哪一天不是为名利奔波？心里都能想明白，嘴上都能说明白，遇到名利就不明白了，拿着性命去拼搏了。”

我想起曾经写过的一段话：“我们的一生都在名利的粪坑里滚来滚去，猛地洗个透彻的清水澡，就会觉得身上缺少了非常重要的东西，感到空虚、不适，甚至惊恐、痛苦。只有重新回到名利的粪坑里，再打上几个滚，浑身沾的都是屎，才觉得那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回来了，恢复了充实和快乐。”

老友最终还是回京了，我还是每天下午五点半来喝老爸茶。

高职苑

校内修建了供教师居住的家属院，名曰高职苑，文件规定必须是副教授以上的教师才有资格居住。故居住的必然是教授、副教授，自然他们的父母、配偶、儿孙就属于高职苑的主流群体，在这里我称他们为高职。高职苑有十六栋二十一层高的楼，物业雇有二十几个清洁工，负责高职苑的保洁和花草树木养护。

教室是固定的，老师是流动的，你下课了我上课，我下课了你上课。太阳升起来了，月亮落下去了，月亮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老师和老师就像太阳和月亮。高职们除了开会，一个学期见不了几次面，但没有一天不与清洁工照面。清洁工们分布在楼栋里、花园里、草地里、停车场里、道路上。只要高职们走出楼栋，肯定可以看到正在忙活儿的清洁工，他们是天天照面又互不交往的两个群体。

高职们不需要知晓他们姓甚名谁、老家在哪里，更不需要知晓他们家有几口人、经济状况如何、孩子上中学还是上大学。知道这些没有用，这些能让高职们评职称、提级别、加工资、发论文、拿项目？对自己有用的事情都忙不过来，哪有闲心管这些没用处的事情？

住高职院的人，就给他们起个统一的名字叫“清洁工”。清洁工们也很少知晓高职们姓甚名谁、是正教授还是副教授、教什么课程。一个大学几十个学院，几百门课程，就连那些头发花白的教授都搞不清楚他们的大学开了多少门功课，清洁工怎么能搞明白？就是把这些搞明白了又能怎样？

高职院的清洁工，就把住在高职院的成年人统称为教授。

教授们负责交纳物业管理费，管理费里有清洁工的工资份额。清洁工领了工资，就负责打扫高职苑里的清洁卫生。教授们享受清洁工的劳动成果，清洁工们享受教授的金钱。

每天七点半，清洁工已经各就各位。负责打扫楼栋的挨着楼层拖地板；负责打扫道路的挥动扫把，能隐约听见扫把在地面划过的沙沙声；负责清洁花园的拿着长夹子、提着塑料桶，捡拾散布在绿地里的烟蒂、纸屑、餐巾纸。很多时候，我望着这个画面，心里琢磨，住在这里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呀，都是被社会称为文化人的人，都是教育年轻一代的教授，有些媒体还把他们这个群体称为教育家，怎么连不能随地扔垃圾的道理都不懂？这些只能在心里愤懑，不能说出来，同一个学校共事，你给我投票，我给你举手，如果人际关系破坏了，票没了，手不举了，啥好事都轮不到你头上。再说家都安在这里，傻子才去做没有好处只有坏处的事情。关系就是生产力，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教授们还能搞不明白？

高职苑的垃圾桶都是露天摆放的，好几十个，如摆圆桶阵。三亚四季都有苍蝇，扔垃圾时惊起无数苍蝇，用遮天蔽日形容有点过分，但确实既不雅观也不卫生。教授们为了躲避苍蝇，走到距离垃圾桶还有四五米的地方，就把垃圾朝桶里扔。装满垃圾的塑料袋，在空中摇摇晃晃如醉了的酒鬼，有的摇晃到桶里，有的摇晃到桶跟前就醉得不省人事了。

我时常看到一个穿着红颜色背心、四十来岁的清洁工，拿着铁锨，把落在桶外边的垃圾铲进桶里，铲的时候还嘟囔：“再朝前走两步就扔到桶里了，怎么就不多走两步呢？”听不出有没有不满和怨气。

有的时候，一些教授当着他的面把垃圾当铅球、标枪扔，扔到距他不远的地上。他只是抬头瞅人家一眼，就赶忙闪躲开人家的目光，好像是他把垃圾扔到桶外边似的，走过去用铁锨把垃圾铲进桶里。再抬头看人家，人家已经走远，他对着人家的背影苦笑一下。我从他的苦笑中还是看不出有没有不满和怨气。看到这个画面，我就想起小便池前写的“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我同样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老家是哪里、几个孩子、孩子读到几年级。我也知道这样没有任何用处，人人都不会在没有用处的事情上下力气，我又不是傻子。但出于写作的需要，这个清洁工可能会成为我作品里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