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红豆》的缘起

许多年前，我就知道有一本刊物叫《红豆》，它在文学期刊里名气还是比较响亮的。至于它是哪里办的，倒没有太多的注意。我常常对许多影响很大的文学刊物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觉得它离我是那么的遥远、神圣，在那上面能发表作品的都是最具实力的作家。因而，我很少给文学名刊投稿，主要原因是自己心虚，说直接点就是对自己写出的作品缺乏信心。

很多朋友会觉得我说这话有点矫情，其实真的不是这么一回事。每当自己写完一篇作品，有时自我感觉很茫然，有时又感觉什么都不是，只能把写好的小说发给最好的知己，请她谈谈阅读感受。在一次次的意见、建议中不断进行修改，完善内容，字斟句酌，在反复锤炼中让作品的品质得到提升。我就是在听取别人的意见中前行，所以可以称作是最没有自信的一个作家。这里我称自己为作家，心里还是怯怯的，“作者”“作家”这两个词许多时候会困扰着我，写文章时我更愿意称呼自己为作者。作家在我的心目中是那些为人类写出不朽作品的伟大人物，作者离他们相去甚远，达不到他们的精神高度，只能望其项背，匍匐前行。一个作者是要拿作品立身、拿作品说话的。

扯了这么远，主要是想说《红豆》竟然看上我，看上一个写作很不自信的我。

跟《红豆》的缘起，是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一个活动。我们一行人坐上大巴从驻地去活动点，正好在大巴车上认识了旁座的张凯老师。他给我介绍《红豆》这本杂志，还热情地跟我约稿，邀我到广西南宁。我们的交谈很融洽，相互留了电话号码并加了微信。那时我才知道《红豆》是南宁市文联主办的刊物。没有想到过了几个月，张凯老师打来电话跟我约稿。这让我心里很温暖，想着他一直惦记之前跟我约定的事。我也欣然接受，说好年底交一篇作品。我开始创作短篇小说《那片白云处是你的故乡》，这个素材老早就在我脑海里萦绕，只是不知道从哪里切入最好。因为我住的那个社区分来了几个牧区易地搬迁过来的人，他们穿着环卫工人的服装，拿着一把大扫帚在每个巷子里扫地。他们天不亮就上班，天黑才回家，中午坐在巷子的一个角落里，吃自带的饭菜。这种场景，让我的心里很是疼痛。以往他们驰骋在辽阔的草原，无拘无束、自由散漫惯了，但到了城里就禁锢在一个社区里，他们心里的落差、痛苦谁人能理解？他们适应城市生活过程中的那份煎熬与挣扎又有几人知晓？这些问题让我很困扰。有一次我问一名领导：“他们幸福吗？”她皱眉思索片刻后说：“只能牺牲他们这一代来换取下一代的幸福！”我带着很多的问题完成了这篇小说。当我把最后的定稿发过去时，比答应的时间晚了十多天。

最让我意外的是，作品发表在二〇一九年《红豆》第一期的头条上，不久被《小说选刊》转载。时任主编丘晓兰还写了一篇《想起一首歌》的文章，谈编辑这篇小说的体会与过程。读完让我对编辑的一丝不苟与责任心肃然起敬。

二〇一九年底，我受《广西文学》编辑部的邀请，参加年度优秀作品颁奖会。没有想到的是，张凯老师专程跑到酒店来看望我，还挽留我在南宁多待几天。只因我要赶去云南鲁甸，那边还有关于脱贫攻坚的采访任务，时间不能耽误。我跟张凯老师在房间里聊了一会儿，答应再给《红豆》一篇小说。《红豆》不仅刊发作者作品，还积极向全国各大选刊推荐作品，对作者和作品是非常负责任的。难怪微信里的“《红豆》优秀作者群”里有那么多全国优秀的作家，他们都信任这本刊物，信任这些编辑，把将作品交给《红豆》当成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跟《红豆》的再次续缘是在二〇二〇年底，当时我已完成云南鲁甸的脱贫攻坚报告文学，腾出时间完成了短篇小说《达瓦尔旬努》，但是自己不敢确定这篇作品写成什么样子了，发给我的第一读者，请她感觉一下。她没过多久就给我回复微信，提出了作品中存在的一些细节问题和个别错别字，我也仔细地进行了修改，再次发过去，给出的是肯定和认可。我这才有信心，把作品给《红豆》发过去。《达瓦尔旬努》被《红豆》杂志刊登在二〇二一年第一期，作品被《长江文艺·好小说》和《思南文学选刊》等转载。这一切都得益于《红豆》这个平台，正因它的影响力，许多选刊才对它关注，才使作品的影响力扩大。

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对《红豆》这本刊物充满感激！也期待《红豆》越办越好，多出精品，多出年轻的作者。

责任编辑   谢   蓉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