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红豆》

文学名刊《红豆》创刊五十周年，我与之结缘却晚，晚至二〇一八年。一旦结缘，便年年携手，岁岁相思。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四日，《安徽文学》第二届年度期刊文学奖颁奖盛典在合肥市近郊的紫蓬山风景名胜区举行，其间我结识了《红豆》特邀编辑张凯先生。当时，我和胡焕龙教授合作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作为专著刚刚出版，因书厚，只带了三本到会上，先给了熟悉的朋友，记得见到他时就没有了，回家后单给他寄了一本。

越一年，他向我约稿。我知道《红豆》是纯文学期刊，应该不发表包括文学评论在内的学术文章，而我的能力仅限于此，文学创作非我所长，便连忙辞谢。倒不是我故作清高，不屑一顾，而是实在不擅长此道。他说《红豆》有一个《文化随笔》栏目，让我尝试写这个栏目的作品。我顿时明白，想必他已经看过我发表的一些随笔，或看到了我于二〇一五年出版的思想随笔《批评的窄门》。现在网络发达，要想了解一个学人或一个作家的作品，很容易查到。我尝试写随笔的时间不长，且偶尔为之、零零星星、不成阵势，远未进入写作佳境。当初我尝试写随笔，原本是为了活泼思维和文笔，最终能为学术文增加一些灵性。既然尝试过，做起来应该不会太难，于是我应诺。

于是我思考写什么。有了，一年多前，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的戴望舒研究专家王文彬先生因病去世，他的弟子们于悲痛之余，与出版社合作，打算修订再版他的一本学术文集，以示纪念。我和王文彬先生同在一个学科点，一起共事三十余年，平时私交甚好，自信对他的学识、思想、人品和学术成就很了解，他的弟子们及出版社编辑也知道我和他的关系非同一般，就请我为此书作序。

按照一般写法，序文的重点理所当然地要落在对王文彬先生的治学特点和学术成就的评述上，张凯的约稿改变了我的想法。何不换一套笔法，将学术文转换为随笔文，即将评述学人、学术的文章转换为文学性的随笔？若能如此，岂不是两全其美？

王文彬先生是个有趣又有味的人，且性格和情绪又很戏剧化，气质上与随笔文的性格高度契合。其人：书生本色，人如名，名如人，文质彬彬，谦谦君子，内中蕴含着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和文人风骨;爱憎分明，愤世嫉俗，眼中揉不进沙子，遇事好激动又冲动，曾因逞一时之气而遭受难以言说的委屈乃至屈辱，产生过莫名的伤感和失望，自此以后，总感觉到有一种看不见的压抑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他，使得曾经随性使气的他，做事为文总是审时度势、谨小慎微。好在有学术，学术成为他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

其学：先是纯粹的学人，然后才有纯粹的学术。说他安于清贫，甘于书斋寂寞，以学为乐，视学如命，一点也不夸张。在这个物质至上、学术贬值的时代，他是我见过的对学术最虔诚、最投入的人之一。自读研究生始，至生命终结止，三四十年来，他心无旁骛，专注于专深的学术研究，硬是把自己打造成戴望舒研究专家——国内外戴望舒研究的第一人，其代表作《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望舒传论》已经成为公认的名山之作。他的治学观念和学养是现代的，但学术实践则严谨扎实，过多地采用了传统的治学方法，即善于实证、考据、阐释，从史料里扒梳解析，“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他对其的表述是：“史料要一点一滴地积累、梳理，实证也要一点一滴地进行，时时警惕抽象和简化的诱惑。不蹈空，作离开事实的形而上的演绎;也不取巧，仅依据先验的观点择取事例。遵循‘言必称据’的学术要求，一切都通过实证，从史料的发掘到鉴别，从观点的升华到提炼，实证精神贯穿研究的始终，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研究置于坚实的基础上。时至今日，这仍然是我孜孜以求的目标。”（《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望舒传论·后记》）

基于以上的所感所思，我写了一篇题为《窗前明月枕边书》的随笔，发表于《红豆》二〇一九年第二期。应该感谢《红豆》，没有它的约稿，就不会有这样一篇随笔。

这是我为《红豆》写作的第一篇学人随笔。接下来写什么？巧了，又一篇学人随笔因《红豆》而生。二〇一六年黄山书社出版《郭因文存》十二卷，在《郭因文存》出版座谈会上，主办方安排我发言。我熟悉郭因先生——既熟悉其人，又熟悉其作，他的主要美学著作我基本上都读过，有的还不止读过一遍，并且曾就他的美学思想及其学术建树写过几篇文章。那天的发言，我有意改变学术表达的语式语调，从趣谈郭因先生之谜入题，进而一一解谜——实为由表入里地解读郭因先生其人其作的特色和魅力。会后，朋友们纷纷称好。适时从电脑里调出四年多前的发言稿，大喜，一篇学人随笔基本成形，只需补充一些内容和几个细节，再稍加润色即可。

郭因先生是继朱光潜、宗白华之后，安徽的又一美学大家，原名胡鲁焉，一九二六年出生于安徽省绩溪县霞水村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学校教育，基本上是自学成才。他的自学从“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开始，然后博览中国古代文史哲典籍及近现代人文科学著述，以古典修养接通现代观念和现代人文科学。郭因先生是一位非常执着的理想主义者，终生研究美学，其美学研究始终在“变”与“不变”中推进。变化的是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围越来越宽广，不变的是其美学思想的一以贯之、不乱阵脚。而且在六十岁以后连续发力，实现了美学研究的三次大的跳跃，可谓三级跳：从中国绘画美学跳入一般美学，从一般美学跳入大美学，从大美学跳入绿色美学。但他的美学思想始终如一，即美学研究总的目标是：有利于美化人们的主客观世界，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和谐，有利于人类越来越好地生存、发展和完善。

一篇四年多前的发言稿因《红豆》华丽转身而生成文学随笔《莫说真懂郭因先生》，虽然是旧文新作，却仍然不脱当年本色。

第三篇学人随笔原为长篇小说《金刚结》的序言，写于二〇二一年一月初。写的时候就留了心眼，以随笔成文，备作两用。给《红豆》时加了一个题目《非虚构里有传奇》，同时改动了几处文字和格式。

十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顾乐生先生相识。顾先生既是医学名家，又是能写一手好文章的作家。很快，我就发现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从他发表的多篇散文中可以大致了解到他母亲与他父亲、他继父和他的传奇故事。他母亲青林（原名青述麟）是现代文学史上名闻一时的小说家，而与他母亲关系最密切的人当中，多数是现当代文学史、学术史上的名人，比如卞之琳、文怀沙。前者是中国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一首《断章》短短四行，“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一经问世，便成为不朽的经典。后者是国学大师，兼通书画、金石、中医。名气逊于这二位的青林，在文学圈内也有声誉，她先后创作并发表小说几十篇。他们的文学创作，以及他们传奇性的人生经历，早已构成了文学史的一部分。当顾先生征求我意见，说他想写一部以母亲一生为线索的长篇小说，名为《金刚结》时，我当即称好。

可以说，《金刚结》是一对母子的相互思念、相互寻找的故事。因世道混乱和人性迷失，母亲吕思麟与儿子叶庆生分离达三十八年之久，又因血脉情缘于三十八年后重逢;也可以说《金刚结》是纵横两个时代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与时代变迁的写照;还可以说《金刚结》是爱情传奇、命运传奇，写一个民国时期的知识女性一生的理想与追求、期望与悔悟。但愿这篇随笔能够借助《红豆》的影响，使更多的读者获知并且喜欢这部非虚构长篇小说。

感谢《红豆》，祝愿《红豆》越办越好！

责任编辑   刘燕妮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