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红豆》的故事

我的文学处女作是在《红豆》杂志发表的。这是人生成长的一个烙印，无论时间过了多久，每当我回忆起二〇一一年的夏天，总有一种历久弥新的温暖，使我加倍珍惜如今写作的日子。

二〇一一年的夏天阳光明媚，点燃了我当初的创作激情。我是从这年开始创作纯文学作品的。在此之前，我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参加一些报纸副刊的征文比赛，并投一些小短文到《大鹏湾》《南叶》《西江月》等打工文学杂志，以一种自娱自乐的心态，盲目地走在文学这条小路上——因为我尚未找到通往文学的康庄大道，直到《红豆》的出现。

那年夏天，岭南的天气跟往年一样闷热不堪，我却以清爽的心情迎接三伏天的到来。夏季来了，改稿会也就来了，我们得到内部消息，将邀请《芙蓉》《红豆》刊物的编辑来指导会员写作。从这一年开始，我所在的长安镇依靠《长安文学》内刊为阵地，举办四季改稿会，请各大刊物的编辑老师来指导会员的文学创作。在夏季改稿会，我提交了一篇名为《仿佛有鬼》的中篇小说。在著名作家陈启文先生的推荐下，《红豆》编辑韦毓泉老师看中了那篇小说，但是韦老师觉得故事冗长了些，需要修改为短篇。我根据韦老师提出的宝贵意见，修改了内容，调整了故事，并将标题改为《兔子吃萝卜》，很快就在《红豆》二〇一一年第十二期发表出来。

当时的我格外激动，《红豆》毕竟是纯文学刊物，也是广西的老牌名刊，一个新人能登上这样的舞台，那是很荣耀的事情。我期待那一期的《红豆》快点寄到我手中，以便好好珍藏。第一次在纯文学刊物上亮相，这是我迈入文坛的第一步，意义重大。我甚至恨不得搭辆车子到《红豆》编辑部去取样刊，顺便拜谢《红豆》编辑老师们。

偏偏造化弄人，越是期盼越是落空，稿费我收到了，就是没有收到样刊。我特意打电话去问责编黄平老师，他又重新给我寄了一次样刊。然而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居然还是未收到。那时我在工厂上班，工厂搬迁过两次，出租房又没有信箱，寄丢了样刊也不足为奇，因此也不好意思再找黄平老师要样刊了。

就这样，在我高兴之余，留下了第一次发表却无样刊的遗憾。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曾想在各大旧书网上购买那期《红豆》，却不曾买到。看来老天爷是有意要让我留下这个遗憾，让我惦念一辈子吧。

近年来，《红豆》特邀编辑张凯老师多次向我约稿，并介绍我认识其他刊物的编辑，将我的作品推荐出去。我的一篇短篇小说和一篇长达两万五千字的散文又相继在《红豆》发表，都收到了样刊，倒没有留下什么遗憾。

《红豆》对新人一向是很提携的，在我所认识的朋友当中，尤其是东莞的优秀作家，几乎都在《红豆》上亮过相。我的朋友圈里面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坛老前辈，在许多大刊发作品和开专栏，但那些大刊出每期目录，他都很少点赞，唯独《红豆》每次出目录，或者有什么作品被选刊转载了，他都要在韦毓泉和张凯两位老师的朋友圈里点赞。一次我与该前辈喝酒，问及此事，前辈说：“我之所以关注《红豆》，给《红豆》点赞，并不是因为《红豆》发表我的作品，也不是因为《红豆》办得好，而是因为《红豆》的编辑老师们都是真性情人。在如今繁杂的文坛，编辑能有办刊的热血情怀，能保持人与人的真善美，是很难得的，所以必须点赞。”

前辈的话说出了我们的心声。《红豆》的编辑老师除了挖掘好稿、培养文学青年，还十分愿意与作者成为好朋友。他们不会因为自己是刊物编辑，掌握着稿件的生杀大权，而变得不通人情。在《红豆》的编辑老师看来，文脉薪火相传，应该给予作者温暖的情怀，让作者更有写作的动力，而不是让文学沦落为一种谋生或出名的工具。

当然，即便与《红豆》的编辑成为朋友，并不意味着在《红豆》上稿就容易了，相反，条件更严格了。因为朋友可以无话不说，可以坦然地指出作品的不足之处，没有那么多顾虑。我后来在《红豆》上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编辑经常打电话过来跟我交流修改意见，每次都是一两个小时，甚至为一小段情节反复沟通。也正是这样，我的作品上了《红豆》，打磨得愈是饱满了。张凯老师不仅仅在作者的作品上给予指导，他还利用他的人脉资源为长安的作者积极联系，让我们感到《红豆》人真够朋友。

从二〇一一年到二〇二一年，十年光阴弹指而过，这些往事仍像昨日一样历历在目。带有感情的回忆，时间也就有了温度，让我们愈发珍惜那些过往。阿来老师曾经在创作谈上说，小说的深度不是思想的深度，而是情感的深度。办刊也一样，唯有将情感渗透，与作者的命运相连，才能让作者释放出灵魂的光彩。

《红豆》是有感情的刊物，给作者温暖与美好。我们总是会想起《相思》中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几句诗。我们对《红豆》除了相思，还有相交、相知、相爱和相守。

感恩相遇，祝《红豆》越办越好！

责任编辑   符支宏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