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雪山

公元七五九年，杜甫辞去了华州司功参军这鸡肋似的官职，开始了后半生的漂泊。一路向西。他首先投靠在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的亲戚，后在同谷县（今甘肃成县）短暂停留。第二年十月，杜甫挈家带口，经木皮岭、白沙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枯柏渡、剑门雄关、鹿头山，于岁末寒冬抵达成都。面对碧绿的大平原，他的感受是十分新奇的，“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回望远方，蜀山苍茫。山脊线一再切断了杜甫的眺望。驴背之上的摇晃，有多少被秋风荡开的记忆正如落叶一般返回。

高天仍被山峰与灰云占有，想象蜀地的丰腴在田畴翻滚。雨水是秋天信札的内容，雨被飞鸟扰乱，斜斜地打湿了城市的万盏灯火。风的阴凉之语，成都的街市在蹄声中轻轻颤抖。槐树、桢楠不再寻找蝴蝶翩跹，只有秋蝉的叫嚷声灌满了杜甫的耳朵。他知道，有多少人没有自己幸运，尚置身于生活的断崖，盲目地迈出了奔向希望的步履……

桃色的锦江之波，静美辽阔，趋于织工弯腰濯锦的弧线。有一些思考如云间漏下的异光，明亮、感人而又温暖。他相信奇迹，为着太多的失去而重构茅屋的春天。在怅望中，也许一生就是一瞥，就与成都结缘。身外是落木萧萧，体内流淌着宇宙的星河。一个人向着心中的目标迈进，一步一步前行，必然不会徒劳而返。即使未能达到终极地，他也经历了壮阔的风景。唯有那些独自前行者，才会将种种可以解释或者不可解释的经历归于神灵。这让我想起思想家施勒格尔在《雅典娜神殿》里的话“真正的神秘主义，就是最高的道德”;想起杜甫《游修觉寺》的名句“诗应有神助，吾得及春游”。在琥珀一般的成都黄昏深处，成都之于杜甫，杜甫之于成都，是相互赠予、相互保管、相互辉耀的关系。

既然如此，杜甫之于严武呢？

如果不是研究唐代史的专门学者，大概没人去注意严武。而知道严武的人，多半是杜诗的爱好者。一个出任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的高官，而且一直充当杜甫的强力支持者、保护者，身后竟“附丽”于诗人而留名青史，不能不让人感叹历史的吊诡。这也不禁让人想起清代赵翼《题遗山诗》中的诗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出于报恩，杜甫在《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里深情怀念了郑国公严武。他大笔一挥，就把严武的文治武功，提高到诸葛亮、西汉文翁开启巴蜀勋业的高度：

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

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

由此可见，杜夫子溢美之词明显，但也体现了他的深情。

明朝诗坛领袖李东阳在《麓堂诗话》里就认为：“唐士大夫举世为诗，而传者可数。其不能者弗论，虽能者亦未必尽传。高适、严武、韦迢、郭受之诗附诸《杜集》，皆有可观。子美所称与，殆非溢美……”可谓一语中的！但这里，也稍稍有点矮化高适，虽然是官员，但高适之作不是依靠杜甫才得以存在。

出身名门，施行猛政

严武（726 —765），字季鹰，陕西华州华阴人。出身名门，虽是武将，却亦能诗，《全唐诗》录存六首。从李德裕开始，到韦皋、裴迪、严武等，唐代镇蜀的高级官员一般都是兼职诗人，这一现象也可推知唐朝时期诗歌的空前繁荣。

从后晋刘咰等撰的《旧唐书》里，我们可以发现严武的文治武功都是彪炳史册的。严武的父亲是中书侍郎严挺之。严武英俊豪爽，机敏聪慧，在幼年时便有成人的风范，举止一派沉稳。

据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严武传》所载：“严武自幼豪爽。”他父亲严挺之并不喜欢妻子裴氏（严武的母亲），却特别宠爱小妾英娘。严武见母亲整天愁眉苦脸，问明缘故后，趁英娘熟睡时，拿铁锤砸碎了她的脑袋。那时的严武才八岁啊。婢仆大惊失色，禀白严挺之，说：“小郎戏杀了英娘。”所谓“戏杀”就是在玩耍中不小心误杀了。大家怎会料到一个乳臭未干的八岁孩童会成为凶手呢？可是这个八岁的孩童不但挺身而出，而且理直气壮地责备父亲：“哪有身为国家大臣却厚妾而薄妻的呢？孩儿是故意杀掉她的，并非戏杀。”父亲惊骇异常，转念却赞许说：“这才是我严挺之的儿子啊！”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成长，可以想象，他以后会变成梼杌一类的凶兽。据说他读书时不求精辟义理，多为浏览。到二十岁时，因门荫而出仕。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奏请他出任判官，后来他又升任侍御史，可谓一路春风。

至德元年（756年），唐肃宗起兵平定叛乱，急于网罗人才。严武持旄节赶赴肃宗的行营。宰相房琯认为严武乃名臣之子，向来器重他，此时认为他有才略大可施展拳脚，因而第一个举荐了他。经过几次升迁，他出任给事中，属门下省，给事中的职责是“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察弘文馆缮写雠校之课”。等到收复长安，严武任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此时他才三十二岁。但由于史思明兵马的阻隔，他无法前往任职，于是在京师悠闲自得。据说他平时腰力十足，态度倨傲。七五八年，他第一次入川，任绵州刺史，升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入朝后，为任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

皇上诏诰将剑南两川合为一道，授严武成都尹（761—762）兼御史大夫，充任剑南节度使（764—765）。他入朝后，任太子宾客，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主要工作是监修玄宗、肃宗陵墓。不久，朝廷罢免他御史大夫一职，严武改任吏部侍郎，后升任黄门侍郎。严武与宰相元载结交深厚，希望元载能引荐他处于同一官列。但事情没有如愿，于是他请求出任地方官。就在严武于京城监工期间，蜀中出现大乱。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占据西川，扼守剑阁，切断巴蜀通往长安的通道。吐蕃趁机内犯，相继攻陷了蜀地松、维、保三州，情势于成都极为不利。由于严武的继任者高适力弱，回天无力，于是严武临危受命，第三次以成都尹和剑南节度使身份入蜀平乱。

七六四年七月，严武率部西征。两月后，他率兵一路西进。九月便在当狗城（今四川理县西南）消灭七万吐蕃军队，继而收复位于当狗城西北的盐川城（今甘肃省漳县西北），并拓地数百里，彻底粉碎了吐蕃的大举入侵，使四川附近的少数民族不敢犯境。为此，朝廷加授他检校吏部尚书，加封郑国公，这成为严武一生最为辉煌的时刻。

征战途中，严武写有《军城早秋》一诗：

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

诗歌展示了他率领大军与吐蕃军队进行激烈战斗的情景，身为将帅，严武一闻秋风之声就提高了警惕。诗歌巧借飞将军李广之典故，表现了唐军刚毅果敢的性格和蔑视敌人的大无畏气概。此诗格调高昂，读来使人振奋。杜甫称严武有“出群”之才，据此看来并未过誉。

严武先后治蜀多年，为所欲为，雷厉风行，大肆施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当初是严武的判官，因为一些小事做得不符合严武意愿，一到成都就被严武杖杀，呜呼哀哉，由此严武威震一方。蜀地珍稀物品很多，严武极其奢靡，赏赐无度，有时因一句话而赏赐达百万。蜀地因大肆征敛，财物匮乏，一个天府之国被他折腾得闾里为空。

作为土皇帝，他专横跋扈，恣行无忌，由于名声在外，吐蕃不敢进犯。严武生性放荡不羁，看事情、办事情多是根据一己判断，即使他母亲劝说也不闻不顾。当初严武任剑南节度使时，旧相房琯出任管内刺史，房琯毕竟对严武有荐举之恩，但严武未改历来傲慢之态，见到房琯一点也不讲尊长礼节，所以当时舆论对他很是贬斥。

李白《蜀道难》中有一段：“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据《新唐书》所云，李白这是在指斥严武，同时也为房琯与杜甫的生命安全担忧，并劝谕他们早日离开是非之地。如果此论属实，那么李白笔下的严武，就不仅仅是四川的土皇帝，而是成了毒蛇猛兽。尽管有专家认为这一记载不确，但也提供不出过硬的证据。

严武与杜甫是世交

有一种人，会在与事物的交缠中变成一把越发锋利的刀，而在语言中却变得越发无能。杜甫，似乎恰好相反。

严武与杜甫不但是好友，还是世交，因为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与严武的父亲严挺之都是名臣，他们有过交往。严武与杜甫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房琯，一度官居宰相，与杜甫是“布衣交”，而严武的官职也有赖房琯的举荐。

安史之乱爆发后，房琯率唐军反击叛军，在陈陶泽（今陕西省咸阳市以东）一战，大败而归，四万唐军全军覆没。杜甫的七律《悲陈陶》与五律《对雪》，记载的就是这场战斗。如此大败，房琯被罢相是明摆着的事，可是官居右拾遗的杜甫却要上疏辩护，还说房琯“罪细，不宜免大臣”。唐肃宗大怒，要严厉惩治颟顸昏聩的杜甫。幸好有人劝阻说：“杜甫如若因言获罪，只怕要断绝了言路。”肃宗皇帝这才罢手。可是不知趣的杜甫在向皇帝谢罪时，仍喋喋不休地诉说房琯品德的高尚，以及对皇帝的忠心，希望“陛下弃细录大”，继续重用房琯。肃宗算是有气度的，没有再理睬他，只是将杜甫贬为华州司户参军，房琯则被贬为邠州刺史。

黄河流域兵荒马乱，而蜀地相对平静。杜甫不得不弃官入蜀。七六〇年春天，在友人资助下筑草堂于成都西郊，杜甫的成都初期生活相对平静。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春天，杜甫心情不错，想找南邻酒友斛斯融一块儿喝两杯。不巧这位隐居的高人出门十多天没有回家。于是他独自在浣花溪畔漫步，遇花看花，遇水看水。触景生情，诗兴大发，一口气做了七首绝句。正如王嗣奭所指出的，这些绝句属于“竹枝词”的变调，一以贯之的风格是癫狂。第六首“黄四娘家花满蹊”，其实黄四娘并不老，应是妙龄女子，真是写活了浣花溪的无限春光。

不久，老朋友严武再次担任剑南节度使，他便将杜甫收揽幕下，上奏朝廷，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后人称杜甫为杜工部，即缘于此。工部属从六品上。唐制五品以上赐绯衣、鱼袋。故对杜甫赐绯衣、鱼袋属于恩上加恩。严武为杜甫奏请官职，一方面是出于私交，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幕府风气——各节度使为笼络人才竞相为属下加官。朝廷不耗费资费，授予一个空职，也算顺水人情。

杜甫在严武幕中，除了协助严武处理公务，参加一些军事训练之外，还与严武诗酒唱和。但是，文人气息极浓的杜甫很不适应幕府生活，不到半年光景，即于永泰元年（765年）初获准辞职，又回到草堂去过闲适疏放的生活，与严武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杜甫久病成医，他深谙药理，采药、制药、卖药的技能一直是他为生的重要手段。他在草堂空地开辟了一片药圃，“楠树色冥冥，江边一盖青。近根开药圃，接叶制茅亭”，美其名曰药国。栽种的药植毕竟有限，杜甫夫妻一起四处采药，在清澈的溪水中清洗，“水槛温江口，茅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庙，洗药浣花溪”。浣花溪属于岷江水系，水出灌口，后由温江经苏坡桥至成都。唐时江阔水宽，能行大船，两岸草药甚多。趁着天气好晾晒草药“晒药安垂老”，晒干后再分门别类，贴上标签“看题检药囊”。

他进而认为，种草药本能济世，故许人来采摘;藏书以教儿，故任子翻阅。

在杜甫诗歌中，还可发现他的药物知识很丰富。如《驱竖子摘苍耳》的诗句，其中有“放筐亭午际，洗剥相蒙幂”之论，后一句的意思是，把采回的苍耳洗净泥土，剥其毛，并以巾覆盖。中药以苍耳果实入药，果实表面有毛刺，制药必须除去。另一诗中有“乌麻蒸续晒，丹橘露应尝”，中医认为乌麻当九蒸九晒，熬捣充饵，以乌者为良并称为乌麻。如果杜甫不熟悉中药的炮制方法，就不可能呈现这样的观点。

杜甫四十岁在长安写的《三大礼赋》中提到他“卖药都市，寄食朋友”。这是真言，杜甫在山野采药或在阶前培植，随时呈献给朋友，以表从朋友处得来的财物，不是白白得来的。

人性总是复杂而多面的。严武厚待杜甫，使杜甫一家境况有了很大改观。然而严武性情暴虐，喜怒无常，杜甫真有伴君如伴虎的危机。

反过来看，作为诗人的杜甫，性格也颇有特点。《新唐书》说他“性褊躁傲诞”“旷放不自检”，《旧唐书》更说他“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依据有两个：第一，杜甫在成都草堂种花植树，纵酒啸咏，与当地的庄稼汉、农夫混在一起，“相狎荡，无拘检”，大概是指责他身为朝廷命官——工部员外郎，竟然混迹于群氓之中，这成何体统啊！而且，蜀中最高长官严武念及朋友之情，携带着美酒佳肴，亲自到他家拜访，杜甫见了，依然蓬头散发，一副无组织无纪律的架势。这明显是轻视、怠慢于己有恩的贵客。第二，严武邀请杜甫到自己官署中热情款待，杜甫喝得醺然大醉，竟然登上严武之床，两眼直瞪瞪地盯着严武说：“想不到严挺之竟然有这样一个儿子！”《旧唐书》说：“（严）武虽急暴，不以为忤。”严武口头虽不说什么，但其性格就决定了他是睚眦必报的之人。《新唐书》指出：“（严）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刚硬之人往往气量小，他内心已狠狠地为杜甫记下了一笔账。稗官野史没有放过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细节：酒醉的杜甫竟然跳上了严武的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