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架下

曹美兰，广西北流人，广西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诗歌月刊》《广西文学》等刊物。

春天，蒙蒙细雨从天上洒落下来，积攒起的水洼，光着脚丫踩进去，水还是有点寒气。雨，在悄声地絮语。细听会听到它在屋后的竹丛中窸窸窣窣的声音。

这时候的母亲带着忧郁的目光，看着雨中的那棵葡萄树，喃喃细语：这个傻妹，不会是真摔坏头了吧？

葡萄树是父亲栽种的，父亲为葡萄树搭建了一个架子。天井里就只有这棵葡萄树，孤单又寂寞。

葡萄树先是顺着墙爬，到了墙头，枝枝蔓蔓就撒开手脚开始往架上四处爬。葡萄叶一层层平平展展的，爬满了整个架子。我天天到架下溜达、玩耍。

这把大绿伞撑起了我童年岁月长河里的美好。

母亲嘴里的“傻妹”指的是我，那时我还差几个月才满五岁。有一次，我从三米高的楼顶上掉了下来。

十三公搬新屋之前，请全村人过来喝酒，我们这里叫“进住酒”。全村人，是指拜同一个祠堂、同一种姓氏的人。请大家过来喝喜酒，也请大家过来帮忙。大家既是客人又是帮工，有洗菜的、煮饭的、搬桌子的……全村人都处于兴奋和忙碌中。我也不例外。

用火砖砌成的新房处在一片瓦房中，鹤立鸡群。墙白得像天上的白云。房子的门只有一扇，推开门，不会发出扰人的吱吱呀呀的响声。门钥匙不是长条的，而是短的有匙牙的，金黄色的。窗是由铁做的，任凭老鼠的牙多厉害也动不了它的分毫。暴风雨来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屋顶漏雨，更不用害怕瓦片会掉落下来，砸到人。

大家都忙着，无人顾及我。我是如何上到楼顶的，谁也没注意到。我又是怎么从新楼房的楼顶上摔下来，更是无人清楚。只听到“啊”一声响，我就从没有栏杆的楼顶上掉了下去。

不知传话的二伯婆是怎么传话的，把话传轻了，还是母亲当时在忙着干活没听清？一大群围着我的人当中，没有看到母亲的脸。大家七嘴八舌地询问，把我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如果他们的眼睛能穿透我的身体，我已经被无数次穿透了。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我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瞧瞧那个。

母亲惊慌失措、脸色苍白地来到我身边，扯扯我的手，拉拉我的脚问我，疼不疼？我顿时和刚才判若两人，浑身哆嗦地号啕大哭，泪水像小溪似的流了下来。哭声震天响，两只手臂紧紧地搂住她的脖子。母亲用一只手轻拍着我的背，用最温柔最甜蜜的声音说道，没事了没事了。另一只手背擦着自己扑扑簌簌滚落下来的泪水。

多年后，我曾回到那个地方，那里长着天然的草坪，在房子的墙角处有一块大石头，旁边是一条小河。感谢老天爷的眷顾。上天有好生之德，不然的话，就没有现在的我。

雨天，我在雨中不躲避。站在屋檐下，让雨滴滴在手心里。看着前一秒是水帘，后一秒在我手心里成为水珠的雨水，我像被点了穴位般，一动不动。此刻母亲来推我一把，我打了个激灵，如梦初醒似的看着母亲。母亲问我在干什么，我却什么也回答不上来。有时走在村道上，我会停下来，若有所思。等母亲发现我的时候，已经落下了十几米。她若返回端详我的脸，她会认为我中邪了。在家里，自己走着走着，就跌进摆放在地上煮饭的大锅里……种种迹象积聚起来，母亲得出结论：我摔坏了脑子。母亲不得不为我操心起来。

一天夜里，醒来。我喊了声，妈。房里没有人回应。我摸索着下床。房门开着一半，隐约传来说话声。

走到门边，月光便拥我入怀。我揉揉惺忪的眼，抬头望向天空，今晚的月亮又亮又圆。

我循声望去。

夜，静悄悄的。母亲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葡萄架下，站着的母亲披着一件薄外套。母亲正在焦急地在父亲面前挤出一个又一个细节。临了父亲好像也失去了正确判断的能力，觉得我好像真有其事。父亲隐隐约约的怀疑，使我也伤心起来了。

几天下来，母亲不厌其烦的叙述让父亲心事重重。父亲疑虑重重地望着我。他认为我急切需要一味药，一味能把我唤醒的药。

我需要一味药。这件事，像家里几只同时抱窝的母鸡那样咯咯地在村里传开了。

当然这也招来了孩子们对我的排斥，我逐渐行单影只。他们都断定我是傻子。

而我则喜欢坐在葡萄架下，看着葡萄树开满羞答答的小花，一朵紧挨着一朵，密密麻麻的。小花像处于青春期的女孩聚集在一起窃窃私语，她们有时甚至忘记了还有蜜蜂这个窃听者，在风中谈论得越来越激动。在这样的兴致中，我忽略了葡萄树的花到底有没有香气。我想，应该是有的。

村里的大伯公拄着那根被他摸得滑溜溜的木棍，慢悠悠地步行到我家。我圆溜溜的眼睛刚好对上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听说，他只要一瞅别人的眼睛就能把事猜个八九不离十。他驼着背，穿着宽松的衣服，十分干瘦，脸上布满了细小的皱纹，不时闪过一丝淡淡的、无言的微笑。

他慢慢地坐了下来，坐在葡萄架下的椅子上，一言不发地瞅着我的脑门。

母亲则神情紧张地看着他，既想从他嘴里听到点什么，又怕真听到点什么。

母亲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就在母亲失去耐性之前，大伯公突然发话，多吃猪脑，会好起来的。他言简意赅且意味深长地说这一句话，让母亲如获至宝。

过后，母亲叮嘱来葡萄架下聊天的每一位邻居。谁家杀猪，那个猪脑切记要留给她。我想，幸亏，大伯公当时说的是猪脑，而不是什么珍贵稀奇的东西。不然，母亲一定为寻找这种东西而大伤脑筋、寝食难安。

每次村里有人家要杀猪，母亲便两眼放光，仿佛离我清醒过来又近了一步。

猪脑一点也不好吃，没有任何味道。每次吃，我会把碗放到凳子上，把凳子搬到葡萄架下，磨蹭很久。要是那只大公鸡过来，我一定不像往常那样驱赶它。这时候它过来抢吃，我会忍不住想抱抱它。当然这种欢喜，丝毫不能让母亲知道，不然她会难过的。

趁母亲不注意，我会把猪脑赏赐给那只欺负我的大公鸡。幸好，村里不是经常有猪可杀。

我在葡萄架下愉快地和大公鸡分享猪脑的时候，看见三大姑走进我家门口。后面还跟着一个微胖的女人。女人头戴着一顶既可以遮阳又可以挡雨的斗笠，手里提着一个布袋。

三大姑，是我父亲的亲姐姐，嫁到隔壁生产队。她看到坐在葡萄树下的光晕中双手黏糊糊的我，脸上立马现出同情的表情，然后靠近那个女人的耳边，低语，那个就是和你提过的我弟弟的女儿。可我居然听到了。

三大姑喊了一声我母亲的名字，在厨房里忙着做午饭的母亲快步走出来。对她们的到来，母亲两只眼睛由于激动奇异地闪着光，活像两盏灯笼。

她，难道就是母亲这几天嘴里经常念叨的“吃米神仙”？

听她们交谈，我莫名其妙，不知她们在说些什么。我只听到母亲说了一句“草傍春生，人傍神力”。一只肥硕的苍蝇在葡萄架下嗡嗡地飞来飞去。

母亲把我们吃饭的圆木桌从厨房搬到葡萄架下。木桌被擦了又擦，好像木桌不干净会有冒犯冲撞之意。接着，母亲拿出一个托盘。

这个托盘，是母亲结婚时的嫁妆。母亲把托盘洗得干干净净，又用毛巾擦了一遍。托盘里放上一斤白花花的大米，然后摆放在桌上。最后，母亲点上三支香拜了三拜，便插进装有米的托盘上。

母亲是第一个，接着是闻讯而来的二伯母、十八婶……好像大家都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向“吃米神仙”求助。有的祈求保佑久卧病床的老人快点好起来；有的祈求保佑孩子健康成长……反正让她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都托付给“吃米神仙”。

“吃米神仙”坐在板凳上。有时两只眼睛神情专注，口中念念有词；有时眯着眼，向四周看看，眼睛呆滞不动，用手指对着空中画个圈……完事了，求助者一律把从家里带来的一斤或几两大米倒在托盘上。再用手从中抓回一把米带回家，寓意是把福禄寿带回家。然后留下一点钱放在托盘里。有一毛、两毛，还有五毛。最后恭敬地从“吃米神仙”手上接过一张事先准备好的淡黄色的纸，纸上用朱砂画着让我感到莫名其妙的图案，折叠成三角形的纸符。

平常一分钱都舍不得乱花的母亲，居然放了一元？我双手用力抓住那发育不良的黄头发，差点儿没叫出来。

整个下午，一缕缕青烟慢慢地袅袅上升，带着大家的心思穿过葡萄架顶，一直往天上飘。

“吃米神仙”离开的时候，那个布袋装满了米，也装走了花花绿绿的钱，还把葡萄架下的心事装走。

过后，母亲把那把米熬成粥让我吃掉，纸符则安静地躺在我睡觉的席子底下。

葡萄花落尽之后，小小的青果实坐实花托。在葡萄架下乘凉的大伙看着我，众说纷纭。众多的眼神，有惆怅、有无助、有惋惜……

母亲郑重其事地看着我，说，你要真傻了，学校就不能去了。我听了，心里震了一下。我想问母亲为什么呀，但张了张嘴，最终没有问。母亲说这话时表情严肃认真。

母亲快被自己的焦虑淹没了。

一天，夜幕渐渐低垂的时候，我坐在葡萄架下的一张小板凳上沉默不语，在村小教书的八姐来到我家。

八姐亮晶晶的眼睛又黑又亮，像会说话一样。她笑容可掬地蹲了下来。我的目光紧盯着她，眼睛简直没法离开。她的脸长得很白，两腮上一抹淡淡的红晕，鲜艳夺目。

接下来的日子里，八姐经常来我家。

八姐牵着我的手，步行在一条两边开满大红花的路上。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种花的学名叫什么。我们站在路边，她伸出手去摘一朵，轻轻地拔掉托着的花蒂，把花茎含在口中，轻轻一吸。我有点错愕地看着她。她问，要不要试试？我仍然不说话，她说话轻轻柔柔地，像唱歌一样好听，传入我的耳朵，舒服极了。我胆怯地点了点头。她便教我吸食大红花，空气甜腻。

我像一只饥渴的不知疲倦的小蜜蜂一遍又一遍贪婪地吸吮着大红花蜜。

这条开满大红花的路，成为了我们每天的必经之路。和煦的春风吹过大红花也吹着我们。舒服的风鼓励我别害羞，多说话。我内心听从了风的召唤，做了想做的事情。我抬起羞涩的双眸，主动握住了八姐的手，一股莫名的激动揪紧了我的心。我欢快地说了一句让八姐放声大笑的话：我妈以为我傻了，我才没有呢。

八姐还带我去摘一种野果，我们叫糯米籽，后来才知道叫野草莓。糯米籽成熟的时候全身红彤彤的，圆圆的果子外面还有一层细小的绒毛。用手轻轻地一捋果就掉在手心，不用清洗，直接放进嘴里，清甜的味道迅速在口腔内翩翩起舞。等我吃到真正的草莓时，我的味蕾还是惦记着糯米籽。

阳光越来越明媚，葡萄树洒下浓重的树荫。八姐最厉害的是用她的语调、她的理解给我讲故事。我们在葡萄架下或坐着或站着甚至是蹲着，八姐的故事讲得跌宕起伏、扣人心扉。我听得津津有味，常常觉得八姐身上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吸引着我，有时一整天心里都惦记着故事的结局。我没完没了地缠着她把这些故事讲了又讲，而且还要她讲得一次比一次详尽。

时间就这么不慌不忙地过去了。

八月，在太阳一天天的照射下，葡萄成熟了。挂于枝头的一串串葡萄，由小小的青豆变成拇指般大的果实，圆圆的。晶莹剔透的葡萄聚拢在一起，一个紧挨一个，翠绿翠绿的。好看极了，也让我馋极了。

那段时间，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摘葡萄。沿着柱子爬，蹭蹭两下，葡萄到手，直接放入嘴巴。淡淡的奶香瞬间在我的口腔内占据了重要地位。哪里还需要刷牙？比全家人共用一根牙刷刷牙省事多了。

一天，我在葡萄架下把葡萄吃腻了。学着八姐的模样，把八姐讲的故事复述给来吃葡萄的大伙听。

困惑又迷茫的母亲，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她的眼睛倏忽一闪，嘴角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却又用手擦拭着眼角。在众目睽睽之下，她把我紧紧地抱住，我差点喘不过气来。

这“奇迹”当时传得沸沸扬扬的，弄得全村人都知道了。

几年以后，在葡萄架下乘凉的邻居们议论纷纷，最后得出结论：这棵葡萄树结的葡萄没有以前那么好吃了。然后他们一致问母亲，老潘，这棵葡萄树是不是应该斩掉，重新种一棵？

当时，母亲正在葡萄架下，用刀剁着红薯藤。这些红薯藤剁了煮熟喂猪。母亲一刀一刀地剁下去，没有丝毫的犹豫。母亲没有回邻居的话，只是很认真地剁着红薯藤。

我听了，吓了一跳。母亲手中的这把刀会不会斩在葡萄树身上？她会不会用刀斩断那些独一无二的记忆？

大家每年在葡萄架下聊天、乘凉、尝葡萄，享受着它带给我们的好处，却又在这里嫌弃它，没有丝毫羞愧地谈论它的去留。

任凭邻居们反复唠叨，母亲最后还是没有把刀斩向葡萄树。

只是葡萄树过了没几年，在一年的夏季，最终还是死于病虫害。

葡萄架上的枯叶，被风吹得满地都是。架下的母亲像枯叶一样，瘦弱又单薄。母亲一次又一次地跑到圩上买来各种各样的农药来拯救葡萄树。无奈，葡萄树已病入膏肓，一天不如一天，最终离开了我们的视野。看着葡萄架上空空落落，难过和郁闷跟随了母亲好多天。

要是当年我真摔傻了，我会不会像葡萄架上的葡萄，遭到左邻右舍的一致厌弃？乡亲们是否会冲着母亲说些刻薄的话？我不敢想下去，更不愿意想下去。

那些交错又复杂的旧事如同葡萄架上的枝枝蔓蔓，现在回想起来，仍让我感到惊奇慌乱又喜悦。

在每一次回眸中，葡萄架下藏着那些沉淀的往事，最终都会成为一粒粒的沙砾。怆然也好，欢然也罢，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都会被冲刷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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