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树听泉

韦桂美，女，壮族，广西南宁市上林县人。柳州市作家协会理事，柳州市散文学会副会长，柳州市青年作家培训班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中华活页文选》《广西文学》《青少年文学》《教书育人》《心理世界》《广西日报》《当代广西》等报刊。

一路走来四十余载，我收集了属于自己的繁花茂叶，主要包括亲人之爱、朋友之义、师生之情、同窗之谊。每当我想到自己能从那么多人的身上吸取温暖和力量，内心就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之情，其中常常让我感念于心的是我的初中班主任韦树业老师。

每当看到“谦谦君子”“温文尔雅”之类的词语，我都会想起韦老师。他性情温和、平等待人，对同事如此，对学生也是如此。二〇二一年国庆节，我和爱人去拜访韦老师，师母为我们三人拍了一张合影。回来之后，我把我们的合影冲晒出来，寄给他一张。他收到相片，专门打电话向我道谢，这倒让我觉得不好意思了。

二〇二一年国庆放假期间，我们回老家休假，返程的那天中午，我和爱人专程去拜访韦老师。听他的女儿也是我的好友丽说，前不久他因病住院一段时间，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是当我们在师母的带领下，把车开到他们家门口的时候，看到韦老师正笑容满面、精神十足地站在大门口等着我们。

那天，他穿着黑色的皮凉鞋和西装裤，上身是一件有领子的白色T恤，T恤的口袋上有“二○○二年教师节”几个呈拱形排列的红体印刷字，下面的“巷贤教育站”则按一字排开。二〇〇二年，他年满六十岁退休，或许那是他最后一次领取教师节的纪念品了吧？T恤保存得极好，仍是洁白如新。虽然当时已是中秋，然而暑气仍在，他衣服上的三颗扣子全都认真地扣上了，衣服下摆扎进裤子。年近八十的他，面对学生，依然保持着那份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的精神。

我看着几年未见的恩师，近一米七的个头，身材微胖，和当年相比没有什么变化。一头短发三分黑七分白，梳得整整齐齐，发际线明显高了。韦老师长着一张周正的国字脸，脸上的老年斑也很明显，两道峰眉本来颜色就偏淡，这时显得更淡了一些。上午接到我的电话，知道我们要过来，师母就开始张罗饭菜。所以进了门，二老就招呼我们吃饭了。四个人一边吃饭，一边说着话。一时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初中时代。

一九八九年，初中入学体检时，我身高一百三十五厘米，体重二十二千克。因为放学之余我经常在田里干活，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幸好我的成绩与身高体重并不成正比，尤其是语文更是我的优势科目，作文经常被当成范文，我担任的班干工作也让老师颇为满意。韦老师对我的喜爱是显而易见的，而看到我营养不良的样子也难免心生同情。初二那年，韦老师的女儿丽转学到我们班，跟我同桌，我们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韦老师或许是顾及我敏感的自尊心，又或许是有意掩饰他对我这位得意门生的偏爱，丽转到我们班之后，经常到了吃饭时间，她就会端着饭盒来到我们宿舍跟我一起吃饭，吃了几口，就说：“我的菜太多了，吃不完呀，班长你帮我吃一点吧。”然后不由分说，就把她碗里一大半肉扒拉到我的饭盒里。如果哪天她不到我们宿舍来，上课的时候也会给我带来一个水煮蛋。就这样，初中后面的两年里，韦老师不动声色地给了我关爱，而我则满怀感激地享受着来自老师和好友的双重温暖。

我对韦老师的感激，还因为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韦老师自己也是文学爱好者，曾经发表过一些文章。我在班上作文水平相对突出，他对我自然另眼相看。他在学校的宿舍里有两个大书架，上面放满了书，除了少部分教学参考资料，余下的主要就是文学方面的书了。韦老师尤其喜欢现代作家的书，在他那里，我借阅了鲁迅、冰心、巴金、朱自清等作家的作品集。虽然我就读的初中是我们镇重点初中，但学校并没有图书馆。韦老师的藏书，给我补充了文学方面的营养。

初二下学期期末，我写了一篇题为《成长的环境》的议论文。韦老师看了之后，只字未改，只在作文后面写了一句话：“很好，可以投稿试试。”我一看，得到了莫大的鼓舞。当时班上订阅的杂志有《中学生作文指导》，我便根据杂志上的地址给编辑部投稿。很快就到了初三，我因为备考，因为忙碌很快就把投稿这件事给忘记了。一九九二年五月初的一天，课间的时候，一向内敛沉静的韦老师一反常态，走路速度比平时快了几倍，脸上笑容灿烂，他一进教室就向我的座位走来，声音又是兴奋又是激动地说：“发表了！发表一篇了！桂美，祝贺你！”他把手中的杂志放到我的桌面上。看到变成了铅字的文章，我快乐得有点眩晕，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或许正是这一次的成功，我对文学始终保持着一份难以割舍的热爱。虽然直到现在，我在写作上并无建树，但我还是非常感激韦老师把我领进文学这个美丽的大花园。因为热爱文学，我的生命旅途中便有了不一样的风景。

韦老师不仅是我文学上的引路人，在思想品德方面也深深影响了我。初中时我曾经做过一件事，至今回想起来仍是羞愧难当。初二上学期，我被任命为副班长。开学之初我跟韦老师要了十元钱去买扫把。在街上，我看到一位老奶奶面前摆着一大捆用岗松扎成的扫把，扫把比别人的要粗大一些，于是上去跟她讲价，最后以每把三角五分成交，一共有二十把扫把。老奶奶嘀嘀咕咕算了半天，然后迟疑地说一共五元。我正想纠正她，话要出口时又生生地吞了回去。我听到两个我在脑子里吵架，一个自认为高尚的我说：“是她自己算错的，不关我的事，这样我能为班里省两元钱呢。”另一个诚实的我说：“这样是不对的，得告诉她是七元。”很快，自认为高尚的我占了上风，于是我把五元钱交给了她，扛起扫把快速回到学校，把余下的五元钱如数交给了韦老师。也许是知道自己做了亏心事，我一个下午都心神不宁，感觉耳朵烧得厉害，心跳的速度也比平常快了许多。

那天放学吃晚饭之后，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去给班里的菜地浇水。韦老师去看我们干活，特意找了个机会跟我谈话。他说：“那位老奶奶跟我们的政治老师也是学校教导主任卢老师是同一个村的。我走了之后，她才发觉自己算错了钱，便到学校来找卢老师。”卢老师就挨个询问几个班主任，很快就知道了是我们班买的扫把。他说：“我已经把两元钱给了那位老奶奶了，也帮你道歉了。少给老奶奶的两元钱你没有据为己有，我很欣慰，这说明你不是一个自私的人，而是关心班集体的人。但是，桂美，你要记住，哪怕我们的目的非常高尚，我们也要坚持底线，那就是不能伤害他人的合法利益。你想想，她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每天到山上去割扫把草，拿回来清理晒干，再一把一把扎起来，最后扛到街上来卖，为的是换取一点生活补贴，一个老人家是多么不容易呀！我们怎么能忍心少给人家钱呢？”

我不敢直视韦老师的眼睛，而是把头深深地低了下来，当听到他说已经给老奶奶补了钱时，我内心大大松了一口气，同时也感到无比懊悔羞愧。从那以后，我一直记着韦老师对我说的话，也坚持以“不伤害他人的合法利益”为行为准则。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学了一门课程叫“伦理学”，我就想起这件事，原来好几年前，韦老师已经提前给我上了一堂关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的伦理课。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犯过同样的错误，也学会了多从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作为班主任，韦老师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作为语文老师，韦老师也是非常成功的。由于性格原因，韦老师讲课不像有的语文老师那样眉飞色舞、慷慨激昂，而是娓娓道来、旁征博引。他上课的时候，很多诗词名句和历史典故信口拈来，我一听到就抄到专门的本子上，如苏东坡的“腹有诗书气自华”、袁枚的“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等等。三年下来，我从语文课上记下来的诗词名句几乎写满了一本笔记本。他讲的那些故事，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一九九二年，我们班中考语文平均分位居全县第一。同年秋季，韦老师因为出色的教学成绩被调到镇上教育辅导站工作，直到退休。

韦老师严谨认真，近乎古板。那时，学校允许我们每周日晚自修前的晚读课可以用来学唱歌，由文艺委员或者其他同学自愿教大家唱。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唱的是当年风靡大街小巷的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

周末午夜别徘徊

快到苹果乐园来

欢迎流浪的小孩

不要在一旁发呆

一起大声呼喊

向寂寞午夜说BYE BYE……

大家唱得正起劲的时候，韦老师照常来巡堂，一看到写在黑板上的歌词，他的脸瞬间阴沉下来，眉头紧紧拧成一团。他边看黑板，边拿着笔在他的本子上写字。我坐在前排，忐忑不安地抻长脖子朝他那儿看，发现他正在抄写歌词里的英语单词。之前听他说过，他读书的时候学的外语是俄语，我估计是不明白英语单词的意思，要抄回去查字典。果不其然，抄完那些单词，他就急匆匆地走了。待到自修课开始，他重新回到教室，站到讲台上，他环顾教室，那目光是又严厉又失望。他清了清嗓子，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这样的年龄，应该唱一些健康向上的歌曲。像这种什么‘周末午夜别徘徊’呀，‘我爱你’呀，怎么可以唱呢？这会对你们的思想带来不好的影响。你们还是初中生，不能唱这些情情爱爱的歌曲。我希望，今后班上不要再唱类似的歌了！”那一晚，他大概用了半节课的时间来训我们，那是三年中他最为生气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教这首歌的文艺委员张同学是名女生，她漂亮白皙的脸蛋上一会儿赤红一会儿煞白。回到宿舍，大家纷纷议论，说班主任是个“老古板”“老封建”，抱怨他“小题大做”。然而，抱怨归抱怨，自从那次他发了“君子之怒”以后，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不再唱“不健康”的歌曲了。第二个周日的晚读课，为了表示“知错就改”，我赶紧教大家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韦老师看到我们唱的歌，脸上的神情轻松而愉悦，还跟着我们一起唱呢。

韦老师对自己的这一“缺点”，其实是了如指掌的。二〇一七年春节，在我们初中同学毕业二十五周年的聚会上，我们请韦老师讲话。他从口袋里掏出准备好的讲稿，在他的发言里，对自己当年班主任和老师的工作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和“认真的反省”，认为自己“严肃有余、活泼不足”。

我和韦老师的师生情谊，并没有因为我的毕业而结束。在高中和大学时期，我每年都会给他写几封信，教师节和元旦我会给他寄贺卡。韦老师不仅每信必复，还给我回赠贺卡，他的信和贺卡，我至今还珍藏着。有时候我寄给他自己已发表的作品，他在回信中就对我的作品进行点评，优点缺点都一一指出来，说得我心悦诚服。他在信中偶尔谈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近况，更多的是对我期待与鼓励，每封信后面都是“祝学业进步、创作丰收”这几个不变的字。然而，我的处女作发表已整整三十年了，创作并不丰收。每每想到这儿，我就觉得自己愧对恩师。值得安慰的一点是，我的学业算是有了一些小小的进步，随着硕士毕业，我从一名中学老师变成了高校教师。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遇到韦老师，是我学生生涯的一大幸事。从他那里，我不仅学到了知识，也学到了为人与为师之道。大学毕业后，我曾在家乡当了三年的中学老师。那三年里，我的藏书向学生开放，有学生把我的宿舍称为学校的第二图书馆。他们借书时自己登记姓名、书名和借阅日期，还回来后就打个钩。对家庭有困难的学生，我会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对有写作特长的学生，我也鼓励他们，还积极帮他们投稿，看到学生发表文章，我也同样是喜形于色。在我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一共收到几百封学生的来信。我也像韦老师一样，每信必复。写回信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幸好后来网络逐渐发达，学生们通过邮件或者QQ跟我联系，这为我节省了不少时间。

回想我的学生生涯与教师生涯，虽然谈不上有多成功，但是内心却是满满的幸福。我把从老师那里获得的温暖与力量，又以自己的方式传递给了学生。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指出：“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在我看来，韦老师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   蓝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