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红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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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一位22岁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以阿红为笔名开始发表诗歌与散文，而且出手不凡，崭露头角。当年哪有电脑打字，即便铿锵作响的铅字打字机也不是一般单位都有的，所以稿件统统是手写在稿纸上。编辑们看到隽秀的笔迹，清灵流畅的诗句，加上阿红这个曼妙的笔名，都以为这位作者该是一位亭亭玉立的江南美女。可让人意外的是，阿红竟然是一位小伙子，本名叫王占彪。王占彪在两岁时（1932年）随父母举家从陕西华阴县迁到了安徽颍上县城，1948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上大学时还是民国，毕业时已经是新中国了，中央大学也更名为南京大学。毕业后，王占彪被分配到东北的本溪市二中等中学任语文教师，1954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从青年到暮年，从青丝到白发，他也从一个小编辑做到了辽宁省作协书记处书记、辽宁省作协副主席，其间声名鹊起，红遍文坛。

有人说阿红是诗人，因为他曾出版诗集《绿叶》《我的遥远的月》《淮河——我心中的河》《柔姿纱下》《窗外不是梦》《风骚人生》等多部诗集；有人说他是诗歌评论家，因为他出版过《漫谈诗的技巧》《探索诗的奥秘》《探索在诗艺之海》《诗歌技巧新探》《漫谈当代诗歌技巧》等诗歌评论集；也有人说他是小说、散文作家，因为他曾出版短篇小说集《长命和清明》，散文集《阿红日记》《美文天地·阿红卷》《诗路灵痕》《诗文岁月》等专著。一生创作颇丰，以著作等身来形容毫不为过，但他却从来没当过专职作家，从《处女地》到《文艺红旗》再到《鸭绿江》与《当代诗歌》，他一直在编辑部里工作，创作只是他业余时间的事业。如此说来，终生从事编辑工作的阿红难道不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编辑家吗？！

业内人士都明白，虽然都是文学创作，但是诗歌、评论与小说是不同的体裁，有着相似却不尽相同的艺术规律。在几个体裁之间来回穿梭且均有不凡建树如阿红者，实属不易。

“不易”之外，还有“不意”。除了文学创作上的花团锦簇，阿红还有另外一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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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培养工农兵作者是文化部门的重要任务。1960年3月，阿红时任《文艺红旗》（《鸭绿江》前身刊名）诗歌编辑，奉命在沈阳市文化宫组织一场赛诗会，面向基层作者，既是选拔也是激励。当年还是个小伙子的工人刘镇也投稿参加。据刘镇回忆，他作为初出茅庐的业余作者，当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文化宫，找到一个昏暗的角落坐下，全神贯注地盯着舞台，当听到台上演员朗诵的竟然是自己创作的诗歌《咱怎能不笑》时，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

不仅如此，会后，一位穿着棕色皮夹克、双眼炯炯有神的编辑找到了刘镇，约他去“大帅府”谈谈诗歌。

“大帅府”啊，就是现今的张学良旧居，当年辽宁省作家协会所在地，也是《文艺红旗》编辑部所在地。在沈阳人心目中，无论历史与现在，那都不是一般的地方！那一瞬间的场景，永远凝固在刘镇的记忆中。穿棕色皮夹克的人，就是阿红（阿红老师不但思想前卫，当年着装也拉风）。后来铁西区涌现了一批工人诗人，刘镇与晓凡都是他们中的佼佼者，而且成为文坛瞩目的工人诗人。他们共同的启蒙编辑老师，就是阿红。

发现与培养基层作者，尤其是来自工厂与农村的青年作者，一直是阿红的工作，也是所有编辑的工作。只是像阿红这样把这项工作发展成一个事业、一个产业的编辑，在文坛上还不多见。

1981年，阿红做了一件前无古人且轰动全国文坛的大事。当时，改革春风吹拂大地，刚刚从动荡年代走出来的国人，既激情澎湃，又困惑迷茫。尤其是爱好文学的人们，更是深陷于创作的困惑之中。在那个文化饥渴的年代，几代人的作家梦被唤醒，不论是工人还是农民，无论是干部还是士兵，不论是少年还是老年，人们太想表达了，而表达的最佳路径就是成为作家。或为探索，发现人生的意义；或为谋生，获得体面的工作……总之，在春风浩荡的年代，大家一往无前地走在文学创作的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那时电视还是稀罕之物，引领人们思想的主流媒体只有报刊。当时的《鸭绿江》文学期刊在国内文坛享有巨大影响，是文学青年的圣地，最高时月发行量达到38万册。编辑部每天收到的稿件堆成小山，十多位编辑不眠不休也处理不完。几分钟之内还看不出名堂的来稿，一般情况下不得不盖上一个“稿件已阅，恕不采用”的印章。稿件如山，编辑有限，面对巨大的工作量，审稿的时间都不够，哪里能谈上辅导业余作者创作呢？

想到来稿后面一个个业余作者渴望的面孔、焦虑的眼神，阿红（时任编委、编辑部副主任）深深地理解文学青年的心情。他想，如果能让编辑给业余作者进行文学创作方面的辅导，他们的文学孤旅不就有了灯塔，有了方向吗？这件事情的意义不可小觑。经过一段时间的冥想苦想，1981年10月的一天，阿红把创建《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的想法，向时任辽宁省作家协会执行副主席、兼任《鸭绿江》主编的于铁做了汇报。于铁正为完成省委交给作协的十年奋斗目标寻求具体解决方案呢，面对阿红的设想，他认为这是抓人才建设，特别是抓青年文学创作人才的最佳思路。于是他带着阿红，向时任辽宁省作协主席的马加做了汇报。马老首先肯定这是一件具有开创性的好事，但是编制、人员与经费怎么办？深思熟虑的阿红早就胸有成竹，他说不用编制，由《鸭绿江》内部人员承担组织工作，以外聘专业人员解决人员问题，按劳付酬，发放津贴。

这种想法，在刚刚开放的文艺界震动很大。辽宁省作协党组研究通过后，以书面材料报请辽宁省委宣传部并获得了批准。就这样，《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于1981年底诞生了。中心最高领导机构为理事会，于铁兼任理事长，闻功与范程兼任副理事长，下设教务处，由阿红任教务处长，中心的具体事务性工作全部交给阿红。

《鸭绿江》的这个“中心”在全国开创了文学创作函授的先河。面向全国招生，学员免试入学，每年收取一些学费——首届每位学员学费10元。学费取自学员，用于学员，全部用在教学的相关费用上。具体办法是，先发放调查表，询问读者是否愿意参加函授中心学习，然后在刊物上登出招生启事。

回头看，这是一套完整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先做市场调查，再做广告宣传，根据市场需求提供相应服务，收取合理费用。

这套行之有效的运作模式，我是在“中心”成立十多年后的华润雪花啤酒的高管培训课堂上才接触到的。现在我也不明白，在那个计划经济时期，阿红是在哪里学到这套打法的呢？

你尊重了市场，市场也会尊重你。调查表和招收学员启事很快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积极反馈，不到—个月时间，报名人数就达到一万五千人，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涵盖各个行业与年龄段。

从1982年开始，一届为期一年，共办了十届。每届学员都不断增加，学员累计达到25万人。学员有了，阿红着手解决师资问题。中心聘请辽宁省内资深编辑与大学老师担任辅导老师，一位老师负责100名学员，对学员的作品无论字数长短来稿必读，每稿必复，退稿必须详细指出问题所在，优秀稿件推荐到《鸭绿江》发表。

被聘请的老师均有正式工作，他们利用业余时间辅导学员。为此中心付给他们每月15元钱的补贴。当年——四十多年前，这些老师的薪水普遍是每月几十元，所以每个月有了15元的收入，算是一笔不小的进项呢。那时，北大中文系毕业生谢俊华在省委机关工作，他是中心聘请的辅导老师。回忆那段往事时，他说：“每月15元的讲师费解决了我家入不敷出的大问题。那十年间，作协大院里，老师们骑着自行车穿梭来往，或取或送成捆的稿件。那时自行车普遍没有前车筐，人们就将稿件夹在自行车后座上，一手扶着车把，一手还伸到后座上护着稿件包裹，生怕稿件丢了、散了，小心翼翼，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包一包的稿件是辅导老师的心血，也是学员们的希望……那真是个热气腾腾的文学黄金时代啊！”

为了取信于学员，兑现承诺，阿红提议在《鸭绿江》杂志上增设函授教材作品选粹，并聘请全国各地著名作家为学员作品进行点评。当年已经享誉文坛的铁凝、梁晓声、雷抒雁、谢冕、石英、航鹰、张长弓、杨广志、陈国凯等著名作家，都曾被聘为中心的导师，亲自点评学员的优秀作品，同时发表在《鸭绿江》杂志上。此举反响热烈，极大地鼓舞了学员的创作热情。

《鸭绿江》是月刊，版面有限，于是“中心”又办了一本内部刊物——《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教材，专门用于辅导及发表学员作品。教材每期都选一篇优秀作品的题目作为教材名。此举使得每一期的教材名字都很有趣，令人难忘。教材有针对性地开辟了很多栏目，比如“评点”“花是这样开的”“我这样走上文坛”等。从栏目设计上可以看出，教材努力做到论艺和育人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因为明确的指导性与“实战性”，教材广受欢迎，印数也不断增加，第一届发11本教材，第二届12本，第三届12本……这本委实不起眼的小册子，在学员心目中就是宝贝。

学员中确实选出了一些好苗子。来自锦州义县的女孩子柴树莲创作的诗歌在乡土气息里透着一股灵气，阿红发现后重点栽培，写了一篇《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诗评，柴树莲脱颖而出，引起诗坛瞩目……现在，当年的函授学员不少成了著名作家与诗人，加入全国作协和省市作协会员的更是大有人在。

面对众多的学员来稿，自然需要大量的信封回信。当时购买信封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满脑子生意经的阿红决定发动家属糊信封，十个信封成品给一分手工费。糊信封不需要多少技术，也不需要文学素养，作协职工里没有工作的家属率先参与，很快，那些有工作的家属也踊跃加入糊信封的队伍。他们白天上班，晚上下班糊信封。这对当年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的家庭来说，简直是一笔巨额财富了。

3

1984年，省作协党组决定创办《当代诗歌》杂志。这是一本没有编制、没有经费的纯诗歌期刊。阿红被任命为编委、副主编。领导找阿红谈话，询问他需要什么条件，阿红说给我提供一套办公用房就行，其他事情全部由我来解决。领导听后大喜，但是阿红随即提出他的条件：必须实行主编负责制，人财物我说了算，只要办刊不背离党的方针路线，办刊风格、栏目设置、稿件取舍领导不得干预。这件事后来人看似平常，但在当年的环境下，无疑是超前的、越位的。

面对“狂妄大胆”的阿红，作协新任领导金河居然全部应允，并把作协在北陵小区的一套三室住宅给了《当代诗歌》做办公室。于是，赤手空拳却又信心满怀的阿红开始了又一次“创业”。

编辑都是外聘的青年诗人。没有经费，更是难不倒阿红。他把在《鸭绿江》办函授的经验拿过来，学费降低，广招天下诗歌爱好者。为了能让学员及时了解诗坛最新动态，《当代诗歌》又跟著名诗人联系，把最新的诗集以优惠的价格卖给函授学员，大受学员欢迎的同时又增加了一笔收入。

编辑部还有一笔收入不得不提，那就是卖照片。阿红是怎么想到要卖诗人的照片呢？有一次，阿红收到一位作者来信，说非常希望能得到阿红的照片，因为阿红是他崇拜的诗人和偶像，有了阿红的照片，就像看到本人一样，让人感到又亲近又荣幸。那一刻，阿红的思想又燃起了一个火花：作者既然想得到我的照片，是不是也想得到其他著名诗人的照片呢？如果一张照片卖一元钱，那么……想到这里，执行力超强的阿红马上召集编辑部开会，商讨可行性。大家都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于是立马起草写了一封调查函。在期刊上发表的调查函是这样写的：“你想不想拥有诗人的照片？你想拥有哪些诗人的照片？如果诗人的照片一张卖一元钱，你想买几张？”

调查的结果，是大部分诗歌爱好者都愿意买20张以上。阿红一算这个数额，认为此事可行，便安排编辑们分头给诗人写信，大意是：如果您同意向业余诗歌作者出售照片，请寄底片来，您希望卖多少钱一张照片？

所有接到信的诗人几乎全部同意，并说能有人保存我的照片，我非常高兴，不用寄钱来，随便卖。

就这样，编辑部卖照片就卖了几十万张。这件事对于今天广泛使用智能手机和电脑的年轻人来说无法理解，但你若生活在那个连有线电话都很匮乏的年代，你就知道得到一张你崇拜的诗人照片的价值。现在回头看，这多么像时下流行的文创产品开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