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亮

老刘是个秃头，半秃。老刘的脑壳中间地带几乎全秃，四周缀着一圈毛发。老刘快秃光了脑袋，还火暴脾气，麦秸秆似的，点火就着。秃头的老刘，秃的是头发，不耽误他干活儿、骂人、喝酒。有一天，他说，我左腿不敢走路了，针扎得疼。老刘说这话的时候，我在单位，准备写一篇小稿。那一刻，我强迫自己安静下来。在此之前的四个月，我一直努力梳理凌乱的心情，希望与昨天握手道别。老刘说从一座高楼的九楼，到另一座高楼的十楼，上下做木工框架，他的左腿就没有停止过闹腾。别的木工每一次上下楼把他撇下很远一段路。他说，老婆怎么办？我能说什么？我说什么？我说，不行就回家吧。

我知道老刘回家后，我要面临的问题要比原来多出两倍。老刘需要治疗这条腿，我在想，老刘的左腿在慢慢治疗，能不能伤及右腿。前半个月，老刘在中心医院做了左腿的核磁共振，说半月板移位损伤，各种药和烤腿的灯都住进我家，我们的客厅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药味，草药、西药，它们蛮横地占领着我们的地盘。另外，还有老刘每天在沙发上的“颓废”躺。除了中药和西药，我们的气氛里增加了一味药——火药。火药的制造者是老刘，为了不碰触这火药，我整天小心翼翼，提着两条腿、一颗心，蹑手蹑脚走路，给他做饭、煲汤。他说这是公鸡，我说嗯。他说，那是鸭子，我点点头。这样，我才能避免触及雷区。但没办法，我还是踩了一枚地雷。老刘从抚顺工地坐大客车回来的那个下午，我焖了一锅大米饭，炖了豆腐，将饭菜热在锅里，我去参加县文联的一个座谈会。那天啊，我想我不好缺席，也舍不得缺席。要见到几位省内知名作家，为这一天我准备了很多年。我去了，真的，我无比激动，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听着作家们的讲座，我收获很多很多。不知不觉就黄昏了，黄昏之后就是夜晚了。老刘呢？一遍又一遍问，什么时候开完会？我说，快了。当时吧，我就在想，和老刘也有十几天没在一起，他怎么可能发出火药味？座谈会结束后，我打车回去的。回到家，老刘一如既往，“颓废”躺，左腿敷着药。老刘的一张脸，耷拉得比长白山还长。接着，老刘就开始数落一些琐碎的日常：地板不干净了，马桶也脏了，被套换下来咋不洗？老刘说着说着，情绪越来越激动，急头白脸进行他的国骂，不不不，是女人骂。他骂得毫无章法，不过，仔细听听，也有规律，他让我祖宗们从另一世界回来走一遭。老刘骂累了，坐起身，沙发也跟着吱嘎响，喝茶水，中午我泡的红茶。老刘喝着茶水，完事还不忘叫茶杯也弄出动静，咕咚，咕咚。这个时候，我在厨房，一边炒一棵大头菜和猪肉，一边听老刘的狂风暴雨，雨滴噼里啪啦落在我头上、身上，最后统统落在我心里。老刘的独角戏，演了一小时。

我端出饭菜，说，吃饭吧。盛了饭，放在他面前。老刘依旧阴着脸，我说什么？我能说什么？

老刘还是老刘，习惯了对我这般的爱，接下来，我继续上班，下班回来做饭，给老刘吃，也给我吃。老刘继续治腿，日子摇摇晃晃还得走下去。

后来，过了一顿饭的工夫，老刘就好了。老刘好了，实际上是把脾气收了回去，棱角藏了起来。老刘仍然保持一个姿态，“颓废”躺，他说，我能不上火吗？眼睁睁看着木工活儿，干不了。包工活儿，木匠一天五百呢。老刘说着，就使劲抠了一下鼻子，拧出一坨鼻涕，我拽了一张纸巾递过去。他接了，眼泪鼻涕一把，也不知是眼泪，还是鼻涕，甚至我分不清老刘究竟哭没哭，落没落一颗泪。我想起，老刘在他父亲去世时，哭过一回。他的哭不是呜呜咽咽，不带节奏。只是抹一下脸，泪不多。老刘不哭不代表他不孝顺。他认为，在该尽孝的时候，他尽了。人走了，没必要大喊大叫，人都有生老病死。我理解为，老刘不是没心没肺，他是个爷们儿，不像女人哭哭啼啼，梨花带雨的。

现在，老刘跟我诉苦。他说，在工地，上楼时，左腿追不上右腿。走一步路，需要很大的勇气，他是咬着牙往上挪的。对，老刘说，他那不是走，改用挪最合适了。挪一下，左腿膝盖仿佛插着一根钉子，扎得他生疼生疼，有一百只、一千只蚂蚁在爬，在啃食。老刘的小老板是丹东凤城人，姓白，白老板手背和左脸有几块疙疙瘩瘩的白斑，老刘和几个民工索性叫他“白癜风”。私下里叫的，当面哪敢。谁也不愿得白癜风，那是短处。白癜风对老刘还是比较客气，老刘在头几年，精确地说，头四年，在工地做防线的，也协助老板带一百号人干活儿，水泥工、瓦工、钢筋工、木工、力工等等。大大小小，事无巨细。老刘操着整个工地的心，主要是他木活儿厉害，也有领导能力。至于老刘为什么不代工了，其中缘由，说不清，道不明。也许是嫌太操心，也许是别的因素。老刘属于什么样的人，他自己知道，不会说话，情商不在线。比如地板上落一根头发，若情商高的人，遇到这根落发，弯一弯腰捡起来完事，老刘偏不，他也弯腰了，也捡了那根头发，却大发牢骚。说人家不讲卫生，说把头剃秃得了，省得落发；说家里没别的，可地板头发。活儿也干了，人也得罪了。老刘智商是够了，情商不及格。他是一路走，一路结交一些人，一路丢掉一些人。共事过的几任老板，即便有联系方式，也基本是躺在电话簿，或者微信好友一栏，不说话，也没有互动。再后来，老刘换手机，之前的联系人，丢掉了。他的联系人里，除了亲戚、家人，仅有二十三人。离开一个地方，扔下一批人。老刘走过很多城市，在我们七年婚姻之痒时，他背着行囊去打工。一座城又一座城，一朵云似的，飘来飘去。我沾了老刘的光，随他在几座城住过一段日子。

十年前那个夏天，老刘还是大刘，他在吉林松原四方坨子盖楼；我打理好几亩庄稼，果园的活儿也利索了。老刘说，过来待着吧，散散心。儿子读中学，那会子放暑假了。我第一次坐绿皮火车，很长很长的绿皮火车。我是在盖州坐上去吉林的火车，买的是站票，幸亏随身带的东西少，我和另外两个女的，在车厢门口，把背包铺在地上，倚着车身打盹儿。很后悔没有带上婆婆给煮的土鸡蛋和煎饼，又累又困。火车咣当咣当朝前方奔驰，那时候大刘已经半年没回家，我与大刘的感情还可以。他春天出发，白雪皑皑时回来，将一沓钱往我面前一推，喏，收着。我喜滋滋地数钱，一张一张，百元大票，也有五十的。大刘满眼宠溺地看着我，数完了，我下厨擀面，我一边擀面，一边腾出手抓一把柴草烧灶坑。大刘坏坏地伸手揉搓我前胸，我啪地打下他的手，青天白日的，那屋就是婆婆公公。大刘叽叽笑，面下了锅，火苗扑哧扑哧，很旺。汤面沸腾，大刘却一把抱住我，进了房间，关上门，将我丢炕上，我只好配合他，拉了粉红色窗帘。

从什么时候，我们有了微妙的隔阂呢？也称不上微妙，事实明摆着，大刘在他跟任老板做事的那几年，有一次他回来招工。那阵子，大刘是任老板的左膀右臂，帮他掌控工地以及上百民工。大刘回来招人，衣着有讲究了，一尘不染，一条裤子，不管是西服，抑或别的款式裤子，裤线笔直，头发板正。人的大脑思维一般是这样的，大刘几个月没见我，见了面之后，免不了一番亲热。大刘不，不单不亲热，还挑刺，这也不行，那也不中。横挑鼻子竖挑眼，弄得我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我说，我一直都如此啊？大刘振振有词，你该改变你的形象了。也就在那时，大刘办了一张银行卡，说，以后钱就放卡里，携带方便。这卡设置的密码，大刘没说，我也没问。我不问，大刘想让我知道，他自然会告诉我。显然，大刘不想让我知道，也没想让我把持这张卡。

我坐绿皮火车到吉林松原，大刘还没办卡，他挣的钱，一五一十交给我，我闻着散发着他烟草味的血汗钱，激动地发过誓，大刘这么爱家、爱我、爱孩子，我一定做好他的贤内助。在松原，大刘租了当地一家民房，我俩在租屋住了半个月，白天他上班，我和房东的闺女小鱼儿到处走走，转转。房东两口子人不错，早饭带我们的，也没特殊做什么，腌蒜、大葱蘸酱，大米粥里煲几个鸡蛋。大刘体质好，到了晚上，一次一次要，他大大咧咧，我也疏忽，窗帘没拉上，结果，有两回，窗前人影闪过。我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房东。他竟然偷窥。我觉得不是事，该离开了。想想来了十多天了，家里也有农活儿，玉米最后一遍肥料该下了。儿子来电话说，他想妈妈了。老板就安排车，将我送到吉林火车站，大刘给我买好车票，那天的阳光不太好，淡淡的，白白的，像一个没有血色的人。大刘在众目睽睽下，抱了抱我。真的，那一刻，我很感动。用深有感触来形容，一点不为过。那一刻，我感动的是大刘是发自内心地喜欢我，能一五一十地将工资上交，能卖力地在我身体里耕耘。我相信，大刘的一颗心在我这儿。至少在很多年后，坐绿皮火车的体会，在我灵魂中像一条河，每每皓月当空，夜深人静，风一吹，河水荡漾，旋起一层一层或大或小的波澜。

当然，大刘把工资放在卡里，不向我公开密码后，我和家里的花销、儿子读书、公婆衣食住行，都得从我们的果园子以及我自己扣的一座草莓蔬菜大棚里出了。我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牛，无论是在家里还是田间地头，不断拉犁、锄地、播种、收割。和老人一口锅、一个屋檐下住着，我能没有怨言吗？对谁说？公婆？不不不。我的父母？也不成。我怎忍心给他们负担？好，就在那样一个心境里，我开始写字了。我写字、读书，完全是减压。我想不出，除了写字，我靠什么安置我的孤独和我的灵魂。我不是没考虑，大刘自己掌握钱物，是不是有了外遇。我转念又一想，大刘一个民工，根据我和他同床共枕的多年了解，他还不至于抛妻弃子，他没那个资本。但不影响大刘有这方面倾向，我想到的是，我的确该改变一下。我不能舍不得投资自己，以往，我可以三年不添一件新衣新裤，可以搽几元钱一瓶的化妆品，可以一夏天穿一条裙子或者短裤。和小叔子说粗话，在地上摔跤，掰手腕，衣襟油滋滋的，苍蝇落上去都打滑。嘴里叼着一根顶花黄瓜，东门进了西门出，与一群女人扯老婆舌、拉瞎话。因一垄地，同叔公对骂，毫不示弱。腰系草绳子，腋窝夹镰刀，上山砍柴，扛着一座小山般的柴火，下山，穿过街道，回到院子。挥舞斧子劈柴，咚咚咚，当当当。我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一个男人，哪有点淑女的形象。所以，我写字。我不清楚写的是什么。小说，不是。散文，也不是。四不像，反正写出来就舒服多了。有时候，我憋得很，像一只要下蛋的小母鸡，四处找窝下蛋。这儿瞅瞅，有人。撤了，那儿看看，有一匹马站在树下，也不好。蛋再不下，就吧嗒落地，摔稀碎稀碎。咋整？下吧。也不管有没有窝了，窝里有没有草，下了。眼珠子鼓得像牛卵子，脸憋得姹紫嫣红。下了，卸掉负累，痛快。投出去，不发表不要紧，就是写。那段岁月，说实在的，我想过将来有一天成为一个作家，让瞧不起我的人刮目相看。起码，大刘这个枕边人不小看我。如果成了作家，稿约不断，稿酬雪片似飞来，有了经济基础，没大刘，我照旧活得精彩。这些说我不想是假的，说到底，我只是想想。稿子投了一火车，全是退稿信。不过，编辑们的批评和鼓励，很重要。我是一边被打击着，一边写。有一段时间，我索性停下来，不写了，研究大刘。我盯着大刘的一张脸，不住地责问自己，我怎么就嫁给他？他有什么好？有缸粗，比缸高一点。小短腿不说，还罗圈。走路，左腿朝左拐，右腿朝右拐，不在一个频道。夜里还打呼噜，打得山高水长，有板有眼。还自带音效，长一声，高一声，中音、低音，婉转低回，九曲十八弯，从来就没消停过。值得注意的是，十年前，大刘的呼噜对我来说，是沉稳的，像一支动听的曲子，我每晚是枕着他的呼噜进入梦乡的。那时候，大刘需要我，我需要他，我们在一条线。关键是财政大权在我手里，心就踏实。大刘当初做小力工，抽的是红塔山。一天一盒，有时两盒。也抿杯酒，从地里干活儿回来，他会黏着我，摸一把，又一把，总是一副吃不饱的样子。他办卡了，每个月，每年的工资，装在卡里。大事小情，屯里的婚丧嫁娶，统统是我在家应对。卖菜，卖草莓。春天逮两头小猪，千瓢水、万瓢糠，割草，栽南瓜，种红薯，渐渐喂大。上秋，卖一头，留一头杀年猪。大刘说了，他的钱用于大工程、大动作，例如买房子、孩子读大学、找工作等等。

大刘这么说，我也没辙。闹什么？有蛛丝马迹，证明他外边有人？没有，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个人跌倒个人爬。其间我赌气说过离婚，说大刘不信任我。大刘说，你随意，我不挽留，也不会赶你走。有些人和事，别老往孩子身上推，就我而言，我没转身，没拿离婚证，与孩子有五毛钱关系，其余的九十五，在我。为什么？好多人说，女人，彪子傻子脑瘫的，缺胳膊少腿的，也没剩下，天下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满地跑。找，容易，也不容易。进一家，出一家，一个萝卜一个坑，拔出萝卜带出泥。没意思，居家过日子，锅碗瓢盆交响曲，换汤不换药。男人嘛，不挂墙上，怎么能看得住？有和大刘一起做事的，打趣我说，大刘可有女人缘了，嫂子，你得小心。那些女人上赶着贴大刘，我说，贴吧，那是你刘哥有能耐，有魅力。我是嘴巴硬，心早慌乱了，留心大刘的电话，从他联系人里寻找目标，认为可疑的人，电话打过去，听是男的声音，挂了。女的，就拐弯抹角问对方，哪里的，干什么工作，怎么认识的大刘。有好几回，被骂是神经病。大刘说，我要是想搞，你看得住吗？要不拴你裤腰带上，走一步跟一步，准偷不了人，人也偷不了我。没趣，真的。那就重新捯饬文字，倒霉样，人善变，文字不会变。你爱它，它也爱你。人做不到的，文字这个情人做到了。就这样捯饬出东西了，有豆腐块发在报纸，一个短篇小说也刊登了，还是在国内有影响力的报刊上。米不多，也不少。对我来说，正好。到城市，坐吃山空不现实，现实很残酷的，它不是穿越文学，不是玄幻小说。我需要有一个活下去的目标和方向。写字糊不了口，在我尚未混成作家前，我必须努力干活儿，养自己，如果可行，捎带着也养家。嗯，我找了一份保姆的活儿做，吃住在雇主家。大刘呢？外甥打灯笼——照旧，出了正月门，就拉着拉杆箱闯天涯。原来是大帆布包盛着被卷，再就是用化肥袋子，逐渐演变成拉杆箱。像他抽的烟牌子，上了一个档次。不过这个时候，大刘不给老板代工，所到之处，和几个人合伙包活儿干。他说，那样利索，一把一搂，也不操心，就把活儿干好了，交上差，妥妥的。对，也会出现一些纰漏，比如尺寸没掌握好，偏离轨道；比如合伙人之间，你干多了他干少了，旱涝不均。有过争执，红过脸，后来，都握手言和了。民工抛家舍业，出来闯，哪个不是把一条命别在裤带上，踩钢丝似的，一步一步，小心谨慎地走。我不过分关注大刘，大刘这家伙，倒来“关心”起我了。碎片化网络阅读时代，一部智能手机，有流量后，有事，发个视频，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