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香

米是叶家圳村民的宗教。

对米，他们是敬畏的，心存感激的。米是他们的肉身，他们的骨血，他们说话的底气。

他们轻轻捧起米，轻轻摩挲米，放鼻子底子，贪婪地吮吸米的清香。米是上天给予的，土地里长出来的，也是他们双手种出来的。有时，他们觉得米跟他们是亲的，是他们家里的成员或物件；有时，他们又觉得米是遥不可及的，站在饥饿和贫困一边对他们无动于衷。他们终其一生，都在为米而谋，为米耕种、劳作、收割、翻晒、碾压、蒸煮，成为他们肉身的滋养。

我爷爷撒手人寰时，十三岁的父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上头是小脚的奶奶，下头是年幼的弟妹。年幼的小姑辍学帮生产队看牛挣工分，更年幼的小叔被父亲送进了学堂。父亲的意思是，再苦的藤也得结出个甜瓜。父亲整天跟在生产队的大人后面，耘田、插秧、喷药、除草、割稻，他十三岁的身子过早承受着劳作之苦。父亲那时胃口大，捧起饭碗就是三大碗。三大碗萝卜丝粥或者番薯粥。每碗粥漂浮四五十粒珍珠似的米饭。薄薄的，完全化开的，轻轻一漾就成米汤的。小叔受不了萝卜丝或番薯们嚣张的气味，他用筷子不断搅拌、打捞、拨拉，哭着“我要米饭我要米饭”，鼻涕眼泪双管齐下。奶奶伸出筷子想打小叔两下，手悬在半空又蜂蜇似的缩了回去。父亲不响，默默挑出碗里的粥粒，一筷一筷往小叔碗里拨。奶奶捞捞自己的饭碗，没捞出来什么，低下头，眼泪落下来，一滴一滴滴在萝卜丝汤里。

父亲十六七岁时，奶奶不再为三餐发愁，父亲拿到了十足劳动力的工分。这位过早扛起生活重担的青少年，成为队里拔秧、种田、割稻的好把式。别人用力气，他用骨头里的气。骨头里迸出来的硬气。他种的秧苗又匀称又整齐，就像列队稍息的士兵。当他作为村里唯一的选手参加全公社的插秧比赛并且胸前佩戴第一名的大红花时，奶奶跟土地越来越近的背脊突然挺直了，她觉得她的苦难到头了。她有饭吃了。姑姑和小叔相继长大后，父亲离开家乡，去奖山木业社做了油漆匠。他吃四方饭去了，漆匠做到哪里就在哪里吃饭。

奶奶不再为吃饭发愁。但她对米始终充满信徒般的虔诚。看见我们姐弟把饭粒掉在桌上，奶奶用大拇指和食指一粒粒夹起来，塞进自己干瘪的嘴巴。奶奶说，从天上看下来，一粒米饭有一个团匾那么大。谁家小孩掉了饭粒不捡起来，天上雷公雷婆看得煞煞清爽。落雷雨的日子，雷打得震天响，闪电闪得雪雪亮，那是雷公雷婆发怒了。有人作大恶，雷公雷婆就用雷电把他劈死；有人做好事，雷公雷婆就把他引到天空做神仙。奶奶说得有声有色的，说谁谁谁被雷公劈死了，谁谁谁被接到天空做神仙了。电闪雷鸣的日子，我总是胆颤心惊，唯恐哪次吃饭不小心掉饭粒被雷公雷婆看见了。我不知道劳作之苦，稼穑之难，我只知道天上有两双眼睛。两双挟带雷电的眼睛，虎视眈眈地审视着人间对一粒米的态度。在天上的凶神看来，一粒米有一个团匾一样大。

秋收过后，畈上总有遗漏的稻穗。天气晴好的日子，奶奶便带着我和弟弟去田畈扫尾。我们一丘田一丘田地走过去，看过去，找过去。奶奶捡到一株稻穗，就说“罪过呀罪过呀”。捡到稻穗还说罪过，难道奶奶不愿意捡到稻穗？弟弟浮皮潦草，他总是两手空空从田头走到田尾，像个地主家的阔少。我眼睛不够大，却努力睁大它们。我捡到一株稻穗，自己心里头就高兴，觉得帮了奶奶一个大忙。一株稻穗一个大忙，一把稻穗呢。有时，精神的力量无比强大，它会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这些捡回来的稻穗，奶奶把稻谷用手一粒粒搓下来，晒干，收拢，满怀慈悲地让每一粒稻谷都归了粮仓。

那些年，河流还没有被完全驯服。邻省安徽每年总要发大水。大水冲毁了他们的稻麦，也许还冲走了他们的鸡鸭和房子。夏天放暑假时，很多安徽人前来村里乞讨，破衣烂衫，唇干舌燥，一身疲惫。他们站在门口，肩背布袋，手捧一个伤痕累累的碗，低低说一声，讨口饭吃，或者什么也不说，只伸出一个缺边少角的碗。他们一家一户讨过去。一些人家远远看见他们，就随手关门避到外面，一些正在吃饭的人家赶紧收拾碗筷，擦净嘴巴。毕竟，叶家圳人虽然不至于饿肚皮，但也说不上富足。而遇水灾的安徽人又那么多。奶奶不关门。她不知道安徽在哪，安徽对她来说，只是一个地名，就像崇仁、白泥墩、奖山和城里头。崇仁是村里人赶集的镇子。白泥墩是我们的公社所在地，我父亲曾去那里参加全公社的插秧比赛，并荣获一朵大红花。奖山是我父亲做油漆匠的地方，城里头曾经有奶奶的一个养子。这四个地方是奶奶除叶家圳以外对外面世界的全部认知。现在，又加上一个安徽，一个苦难的安徽，发大水的安徽。这几个地方，在她心里几乎一样重。安徽人来得多，有时一天来三四批。她给他们盛饭吃，满满一碗，颗粒饱满的米饭，闪闪发光的米饭，散发清香的米饭，饭上盖点干菜、咸菜、饭镬里蒸的洋芋，反正是家里的下饭菜。再给他们的米袋倒米。米不多，半碗。多了，她也给不起。奶奶等他们走远了，总是抬起衣袖擦眼睛，说“罪过罪过”。这让我觉得“罪过”是一个很可怕的词。

家里来了客人，奶奶就烧纯米饭——不留饭娘，用纯米烧的饭（饭娘是上一餐留下来的饭，烧得胀鼓鼓，比纯米烧起来的饭胖三分之一。留饭娘是叶家圳村民代代传承的法宝，为的是省下一些米）。客人吃了一碗，奶奶必定再给他们添一碗，用镬戗压得又严又实。奶奶看米和米饭时，神情安祥，眼光柔和，像看骨肉至亲。

一九九六年，八十五岁的奶奶无疾而终。她去世前一晚，我做了个梦。我梦见眉清目秀的奶奶来到我家，说她饿。我赶紧解下悬在梁上的饭篮，想给她盛饭。结果饭篮突然掉地上，白米饭撒落一地。我一惊，醒过来，再也睡不着。天亮，叶家圳的岩头撑着一把黑伞来报丧，说我奶奶半夜去世了。

从此我们和奶奶天人永隔。我没有过度悲伤。我想神仙肯定把我奶奶领到天上去了。

青黄不接的时候，村里很多人家的米壶（盛米的器具）便见底了。他们的灶堂冷清清，铁锅冷冰冰。

总有人家在黄昏时分，拿着畚斗或者警报袋低低地踅进我家，向我母亲借米。我家有余粮。我母亲穿过崇仁镇长长的大街，从西青嫁到叶家圳那天起，就卷起裤腿，把自己死心塌地交给了田畈。她每年挣的工分名列生产队前三，以工分抵粮食，我家分得的粮食比别人家多。我父亲做油漆匠吃四方饭，他的口粮也可以全部积存。母亲种田，也养猪。她对待米是严苛的。碾米厂碾好的米，她总要用风车扇一扇，扇去糠皮和碎米，那是猪的饲料。只有大粒的、饱满的、洁白的米，她才倒进米壶。人家来借米，母亲总是应允。借二十斤三十斤，用秤称，秤杆一定要笃笃翘。我家有一甏一甏的番薯胖，是我们姐弟的零食，我母亲也一定要人家装一衣兜回去给小孩吃。双抢或秋收后，人家来还米。有些人家还回来的米，有糠谷子，有碎米；有的借了三十斤米，还回来只有二十八斤。我母亲有些生气，说某某怎么可以这样，有糠谷子的米怎么吃，三十斤怎么会记成二十八斤。第二年人家拿着警报袋来，她照样还是借。农村有句俗语叫早米还大米，母亲借出去的是大米，还回来的是早米。她的好意被人家辜负，心里头是难过的。但她知道人家过日子的艰难，她不能计较。

母亲的继父、我的外公是北山入赘来的。北山山多田少。外公的娘家人每年要来拿粮食。他们大清早出发时背一麻袋番薯、玉米棒子或者毛笋，脚穿草鞋翻山越岭四五十公里，到我家时已日落黄昏。这些跟母亲没有血缘的哥哥或弟弟，他们不说话，只闷着头坐在屋里抽卷烟。母亲知道他们的来意，知道他们对米饭的渴望。她给他们盛满满两大碗米饭吃，留他们宿一夜。第二天一早，母亲给他们装上一大袋米带回去。有一次北山的忠舅舅来我家，我母亲在田畈割稻，我和奶奶在晒场收谷。谷有三四担，我和奶奶一箩一箩抬回来。奶奶把绳子往她那边挪一点挪一点，她怕我的骨头太嫩被压驼，结果她的膝盖磕到箩筐，差点摔倒。忠舅舅寻到晒场，立即叫我们停下，他挑起一担谷子就噔噔噔迈开脚步。谷子挑回家，还跑到田畈帮我母亲割了半丘田。后来，北山的亲戚们日子好过了，再也不来拿米了。但他们还是每年来，先是骑自行车捎来玉米、毛笋，后来开小车送来香榧、茶叶、蜂蜜。他们叫母亲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像饥饿时叫一粒米。

母亲志向远大，她很早树立要造新房的目标。造新房子需要很多米。我家的七石缸存满了稻谷，新打制的柜子存满了稻谷。我和弟弟睡在柜子上，我听见谷子们悉悉索索的说话声、议论声、喧闹声。听到胆大妄为的老鼠们越过我们的头顶，寻找攻破柜子的软肋。我总是拍拍柜子，让柜子大声呐喊，把老鼠们吓得屁滚尿流仓皇逃窜。造新屋要请很多匠人：石匠、砖匠、木匠、雕花匠，还有很多打下手的小工。我家每餐要烧一大锅饭，半下午还要烧点心：笋干榨菜面，豆腐炒麻糍，南瓜丝饼。有一回母亲甚至用水磨糯米粉烧了油麻筋团。用水磨糯米粉做的汤圆，外面裹了用芝麻和白糖调起来的佐料。叶家圳力气最大的旺财一个人吃了两碗十六个油麻筋团。十六个油麻筋团撑得他的肚皮圆滚滚一动也不能动。匠人师傅和小工笑骂他太贪吃，他搓着肚皮说，做人能吃十六个油麻筋团，就是撑死也值了。油麻筋团是大年初一才吃得上的美食。用油麻筋团给手艺师傅当点心，几乎是盘古开天后叶家圳村的第一件大事。匠人们回家后，简直成了说书人，他们大肆渲染油麻筋团如何大胖如何暄软如何筋道如何爽滑。村里但凡有劳动力的都主动前来我家做小工。有人是冲油麻筋团来的，有人来还早年借米的情分。母亲做油麻筋团，倒不是刻意为之。反正都是现成的。糯米是她自己种的，油麻也是她自己种的，只有白糖是店里买的。做那么大的体力活，总得烧点东西给他们吃吃，母亲说。

新屋造好，我家的余钱余粮用光了，还欠了一点债，有人背后叫我们欠债户。不久包产到户，我家分到五亩多田。这五亩多田，大部分靠我母亲耕种。“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立秋“关秧门”，晚稻要赶在立秋前播种。播种后，遇到“秋老虎”，十天半月不下雨，就得引水灌溉。从沸水水库下来的水，一个小队一个小队地轮流灌溉，轮到我们小队，只剩下水的尾巴。水是水稻的血，水稻的命。大家都争抢这弥足珍贵的水。白天抢不到晚上抢。村里的青壮男子一个个蹲在田埂上，烟头在夜色里一闪一闪地亮。母亲是怕黑的人，她只好让弟弟陪她一起。可是，我母亲和弟弟等了大半夜，怎么也等不到从上面漏下来的水。秧苗们太渴了，放田水的男人不让自家秧苗喝个够，是不会轻易放水走的。我家的田缺口就像一张空洞的、开裂的嘴。弟弟被横冲直撞的“乌蚊子”咬得号啕大哭。

母亲没办法，第二天捎信让父亲从奖山回来。她不能眼睁睁看着晚稻被晒干。父亲和小叔借来水车，在我家田边的小池塘车水。就在父亲和小叔架起水车，一左一右，双手把着扶手，脚在踏脚上飞快跳动，水哗哗从塘里往田里喷吐时，隔壁稻田的汪胜利父子仨赶到了。他们厉声阻止父亲和小叔，说池塘是他们小队的，父亲和小叔是非法偷水。目不识丁的人，往往喜欢使用一些他们不懂的词，以此彰显自己的正义和文化水平，或者虚张声势给自己壮胆。我父亲当然嗤之以鼻，不予理睬。膀大腰圆的父子仨一拥而上，把父亲和小叔拉下水车，五人发生了肢体冲突。父亲好汉不吃眼前亏，扔下水车招呼小叔先回家。

第二天，父亲在崇仁的堂侄子闻讯赶来，五个，齐唰唰立在田头。侄子们说阿叔，你说这事要怎么处理。汪胜利连忙鞠躬作揖讲好话，父亲也就作罢，只叫侄子们站在水车上车水，把一丘稻田映得绿意盈盈。

汪胜利的儿女还没成人时，是村里有名的困难户，汪胜利老婆不知来我家借过多少回粮食。车水事件后，汪胜利老婆找我母亲吵了一架，把她积攒的各种脏词骂了个遍。母亲没接她的茬，说你有本事把你家的田水去灌灌满。从此，两个女人如同仇敌。

我们进城后，父母也跟着进了城，直到他们落叶归根返回老家。有一次，我回老家，汪胜利的老婆拎着一篮黄花梨来我家，满脸笑容地问我好，问母亲好。我看她一眼，不响。我的舌头不会向一个势利鬼送去温和的话语。她请我母亲给我弟弟打个电话，替她的孙子找个好学校，她孙子要读初中了。她走后，我问母亲，这个电话你打不打？母亲说，如果能帮的话就帮一把。我说，你忘了那年车水的事情？如果不是几位哥哥，你辛辛苦苦种下的晚稻就要晒成稻草干了。母亲长叹一声，说那时大家都难，水是水稻的命，米就是我们的命啊。

在老家的母亲不种水稻好多年了。她和父亲吃的大米都是我们三姐弟买回去的。但她还是保持着对粮食足够的敬畏，她每餐烧一碗米煮两碗饭，她一碗，父亲一碗。她养了两只鸡，鸡吃他们的剩菜，但永远别指望从我母亲手里吃到一粒剩饭。母亲的字典里没有剩饭这个概念。

饭倒掉罪过啊。母亲这样说的时候，我有些恍惚。不知道这话是奶奶的原创，还是母亲的原创。

她们和米之间，似乎连接着一条只有她们能够辨认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