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舆王朝

马可·波罗的游记，在后世遭到大量质疑是有原因的。他关于中国的一些描写，简直比《天方夜谭》还要夸张。比如，他这样叙述忽必烈的巡游：

“大可汗常常坐在一个美丽的木头楼房中，由四只大象抬着走。楼房金碧辉煌，里面用锦缎铺地，外面盖着狮子皮。大可汗的身边，除了陪伴他的妇女和扈从，还有十二只凶悍的海东青。巡游途中，见到有鹤鸟飞过，便将其放出捕猎；双方搏斗之时，大可汗敞开楼门，在卧床上观赏，觉得非常快乐。”

不过，这个场景得到了史料的证实。很多文献记载，忽必烈出行时经常乘坐象舆，象舆前另有以金玉缨珞装饰的骆驼前导，前峰树皂纛、后峰扎小旗，驼背上还有人鸣鼓奏乐。一时间，皇旗招展，鼓乐震天，声势极为浩大。

虽然大象温顺，但乘坐象舆也是有风险的。比如有一次，忽必烈行猎归来，伶人跳起狮子舞迎驾，却惊着了舆象，发足狂奔，险些令他坠下象背。

最危险的一次，忽必烈的象舆，居然成为了万箭齐发的靶子，差点被射成了刺猬。

至元二十四年，即公元1287年，四月，帝国的东北部发生大规模叛乱。得到消息后，忽必烈立即调动兵马，并不顾自己已经七十三岁高龄，御驾亲征。五月从上都出发，六月三日抵达撒儿都鲁（今内蒙古奈曼旗南）。在这里，他们与叛军遭遇，双方随即交战。

马可·波罗声称自己当时就在现场。据他所述，战争进行得非常激烈：

“大可汗率领全队人马前进，经过二十天，到达一个大平原，乃颜和他的四十万骑军已经在那里驻扎了……大可汗的军队排列成三十队，每一队有一万人，全都带着弓箭……在每队前面，有五百带弓和短矛的步兵……每当骑兵冲锋时，那步兵就跳到靠他最近的马的臀上，坐在骑兵的后面，两人共同前进，当马停止时，他们跳下来，用矛去戮杀敌人的马……这战争开始，是非常残暴和凶猛的，现在就可以看见箭的飞射，空中全充满了，好似雨的下降，现在又可以看到骑士和马倒在地上死了……”

督战时，忽必烈仍然乘坐着象舆：“大可汗坐在四头象背上所负的小楼中，左右围以弓弩手，旌旗飘扬在他上面，旗上有日月形象，高插空中，所以各方面都能看见，这四只象都盖以极厚的熟牛皮，牛皮上面又盖着丝和金制的布。”如此高调地出现在战场，他的本意，原是希望以帝王的强大气势威临叛军，使其自动投降，没想到叛军悍勇，不仅未被震慑，象舆反而因为庞大与醒目，成为他们全力攻击的目标，箭弩甚至射到了大象的脚边，侍卫不得不将象舆赶上一个小山丘，后来又让忽必烈换乘马匹，才转危为安。

忽必烈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并生擒了叛军首领乃颜，将其捆绑了，用毡毯包裹起来，反复抛甩拖拽，直至颠震死亡。

这是蒙古人处死贵族的独特方式。乃颜是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的玄孙，与忽必烈同属黄金家族，两人排起来还是侄叔关系。

——“不许皇帝宗系的血洒在地上，叫阳光或者空气看见。”

被装入毡毯里时，乃颜应该是极不服气的。他从来不认为发动这场战争是一场大逆不道的叛逆，反而是捍卫民族尊严的光荣义举。他相信，有这种想法的人，在草原上，绝不是少数。

因为，对于草原，忽必烈才是真正的叛徒。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打败乃颜的，并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

忽必烈调遣的平叛军队，按照马可·波罗的说法，多达四十六万，但这个数字被严重夸大了，事实上他亲自率领的只有两万人。除了宿卫军，主力是“五投下”军团，即初封于成吉思汗时期的五大蒙古部落武装，另外还有部分汉人军队。

战争一开始，忽必烈派出的是“五投下”的蒙古骑兵，不料，他懊恼地发现，这些平时视死如归的勇士们冲到前线后，很多人却停了下来，非但不上前厮杀，反而松开弓弦勒住缰绳，亲热地与对手打起招呼来。

原来，虽然分属两个阵营，但双方将士毕竟同为一族，非亲即故，打断骨头还连着筋，让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实在有些不好下手。

见此情景，忽必烈甚是忧虑。此时，征灭南宋的大将伯颜，出了个主意，建议他用汉人替下蒙古人。忽必烈当即下令，任命名将李庭，率汉军出战。

——需要说明的是，元朝的“汉军”并不一定全部是汉族，也包括原来生活在华北辽金等地、汉化的各族人，比如女真人、契丹人，和渤海人。

汉军的加入，令战况迅速改观。首先，汉军列前步战，蒙古骑兵断后，以示死斗之志；当夜，主帅李庭亲率壮士十人，携火炮突袭敌阵，叛军惊恐，自相踩踏，伤亡无数；同时，又遣三千人裂裳帛为旗帜，断马尾为旄饰，掩映林木，张设疑兵。叛军军心已乱，见状以为忽必烈的后援大军到达，溃散而走，忽必烈率军追杀，就此大获全胜。

虽说成王败寇，但忽必烈作为全体蒙古人的领袖，清理自家门户居然还得借助外族人的力量——

这位威风凛凛地端坐于象背的大可汗，究竟是蒙古人还是汉人的皇帝？

忽必烈是拖雷之子、成吉思汗之孙，血统纯正，出身高贵。然而，早在做藩王的时候，他就因为偏离部族传统，而遭到过打击。

忽必烈三十六岁那一年，他的长兄蒙哥，成为蒙古帝国的第五位大汗，委派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驻帐于滦河上游的金莲川草原。

蒙哥汗与忽必烈一母同胞，自幼感情很好，否则也不会委以重任。然而，六年后的春天，他突然派了几位心腹，以财务审计的名义，来到了金莲川钩考。

这种钩考大多是例行公事，忽必烈原本没怎么当回事，但他很快发现，事情并不简单。这批钦差极为苛刻，上纲上线穷治百端，锻炼罗织无所不至，忽必烈几乎所有的属员都上了黑名单，有很多还被严刑逼供，盛夏时节械系于烈日之下暴晒，折磨死了几十个人，即便是忽必烈自己，也被解除了兵权。

忽必烈终于意识到，这绝非一次普通的考察，分明是大哥对他的惩戒。他感觉事态严重，斟酌再三，决定负荆请罪，入朝觐见大哥。

毕竟血浓于水。兄弟俩一见面，都是百感交集，相对泫然泪下。钩考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次钩考，明面上是因为忽必烈被人告发了两条罪状，其一是收拢中土世庶民心，恐有不轨；二是其属臣擅作威福，朋比为奸。但根本原因，是蒙哥汗发觉，自己这个弟弟，与汉人走得太近，有点数典忘祖了，必须得好好敲打一番。

虽然在草原上土生土长，但忽必烈从小就很喜欢听汉人的帝王故事，尤其崇拜唐太宗李世民，对他做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士讲论治道终成大业的事迹，更是欣羡不已，长大了也学着招揽辽金故地的人才，周围渐渐汇集了一批华北的豪杰和精英，开府之后，更是形成了一个被称为“金莲川幕府”的谋臣集团。

可以考证的幕府成员，至少有六十余人，以汉人或者汉化的女真人和契丹人为主，文臣武将皆有，很多还是饱学大儒。通过他们，忽必烈接触了很多中华传统文化。比如前金状元王鹗为他系统地讲解了《孝经》《尚书》《易经》等儒家典籍，广平肥乡人窦默为他讲解了三纲五常正心诚意，营州柳城人姚枢为他讲解了治国平天下之道，太原交城人张德辉也告诉了他许多历代明君的治国之策。

金莲川幕府以刘秉忠最为著名。此人出入儒释道三教，天文、地理、律历、占卜无不精通，忽必烈对其言听计从，被称为“聪书记”——刘秉忠曾经剃度为僧，法号“子聪”——取国名、定都城，对元代政治体制、典章制度的奠定发挥了重大作用，堪称元王朝的总设计师。

在这批谋臣的辅佐下，忽必烈在自己的封地进行了一系列中华化的改革，如招抚流亡、屯田积粮、规范税赋，短短几年，便令漠南草原隐隐有了几分中原政府的格局。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这一时期汉人对忽必烈的影响之大。开府次年，忽必烈奉命伐大理，出征那天，他已经骑上了马，忽然停下，对随行的姚枢据鞍大呼：“你昨晚讲的事，我能做到，我一定能做到！”原来，前一天晚上，姚枢在夜宴时，给忽必烈说了宋太祖遣曹彬伐南唐时，不杀一人的故事。

他做到了。攻下大理之后，他命姚枢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分号街陌，大理民众因此逃过了一劫。须知大理政府曾经杀了忽必烈派来劝降的三个使臣，依照蒙古军法，对此行为必须屠城，想当年，纵然是远在万里之外的花剌子模，其都城撒马尔罕也因此遭到了成吉思汗的血洗。

使节被杀，而未加以残酷报复，这在蒙古历史上，是第一次。

金莲川，以金莲花而得名。每年七八月，草原上盛开这种指甲盖大小的黄色小花，一望遍地，金色烂然。加之气候凉爽，水草丰茂，辽金时期便是北族帝王的避暑游猎之地。

但现在，金莲川同样成了汉族士大夫的一处圣地。不必讳言，对于蒙古人，他们身负家国剧痛，但忽必烈对汉文化的虔诚，不仅融化了他们心中的坚冰，还令他们记起了读书人的使命。世道越是黑暗，越是需要救治，而忽必烈，令他们看到了勒马停战、化解这个蛮族戾气的希望。

否极终将泰来。他们相信，金莲川，就是太平之轮再次转动的起点。

“日月旋天盖，星辰合斗枢；光腾掌内铁，气绕泽中蒲。”

正如大儒郝经的这联诗，忽必烈开府时期，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文人大规模热情歌颂草原风光的诗篇。

公元1252年，前金的文坛泰斗元好问，以六十三岁高龄，长途跋涉，专程前来金莲川觐见忽必烈，并尊其为“儒教大宗师”。

忽必烈欣然接受。

然而，越受汉人拥戴，在族人眼中，忽必烈就越是堕落。

忽必烈几乎是一夜之间登上历史舞台的。蒙哥即位之前，他的资料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无论蒙古档案、还是汉文、波斯文献，都极少有关于他的信息。

但通过极其有限的几条记载，也能够看出，与他的父兄相比，这个前半生隐匿于迷雾深处的大可汗，从小有着某种独特的气质。

对于祖父成吉思汗，忽必烈的降生，堪称双喜临门。因为就在那一年，蒙古人终于攻下了金朝的中都，灭金已成定局。但当他看到忽必烈时，却有些不太高兴，说：“我们的孩子都是火红色的，这个孩儿却生得黑黝黝的。”意思是忽必烈长得不像一个纯正的蒙古人。

对这个孙子，成吉思汗始终有些冷淡。

忽必烈九岁那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归来，他与七岁的弟弟旭烈兀前往迎接，在今天新疆的额敏县附近，随着大军进行了平生的第一次狩猎。忽必烈射杀了一只兔子，旭烈兀射杀了一只山羊。按照蒙古习俗，成吉思汗在他们的拇指上擦拭了油脂，以示祝福。拭油时，旭烈兀狠狠掐了祖父的手心，疼得这位众汗之汗都叫出了声，忽必烈却只是轻轻握了一下他的手指。

这固然因为祖孙之间的关系，忽必烈比弟弟要疏离得多，但从中也能感觉到，这位九岁少年的敏感、谨慎，及内敛，一点也不像一个在草原长大的男孩。

本来这并不是什么大事。狼群中总有几只掉队的。毕竟，当时的蒙古汗位，在三伯窝阔台系，拖雷系不过是旁支；再说，虽然是拖雷的嫡子，但忽必烈在四兄弟中排行第二，并且由庶母哺育长大，如果没有意外，只能守着窝阔台赏赐的一小块封地，混在众多叔伯兄弟中悄无声息地度过一生。

但他却当了皇帝。

直到去世，忽必烈的汗位，都存在争议。

因为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的汗位，是自己抢来的。

根据蒙古传统，大汗即位，应该由忽里台推戴。忽里台，是蒙古语“会议”的音译，突厥语的意思是“聚集”，相当于贵族议会，负责推举部落的首领及可汗。忽必烈之前，即便是成吉思汗，也是由忽里台推选出来的。

当然，忽必烈可以说，也经过了忽里台推举：公元1259年七月，蒙哥汗在攻打南宋时暴卒于合州钓鱼城（今重庆合州区）下，次年三月，忽必烈在金莲川滦河畔召开了由他主持的忽里台，将自己推举为新一任大汗。

但很多部落却不承认这次忽里台。因为忽必烈称汗的次月，他最小的弟弟阿里不哥，也在自己的驻地，哈剌和林（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举行忽里台，宣布了继位。

依照蒙古传统，阿里不哥的汗位要比忽必烈正统得多。他是拖雷家族最小的嫡子，而蒙古人有“幼子守灶”，即最小的儿子继承家产的习俗，因此蒙哥汗南征时，命他为“监国”，留守后方主持政务，连大汗的印玺都由他保管；其次，金莲川只是一个封国的驻地，而哈剌和林是窝阔台汗修建的蒙古国都城，是漠北本土的中枢，两地的忽里台，分量孰轻孰重毋庸赘言。因此他的支持者，甚至比忽必烈还多，当时的蒙古四大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都支持阿里不哥，唯有伊尔汗国支持忽必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