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移的岛 - 河狸期刊网

我的村民身份终结于二十多年前。

1990年夏天，我收到一所初中中专的录取通知书。迁户口那天，天空特别蓝，父亲骑着笨重的永久牌自行车，带着通知书、户口簿和穿戴齐整的母亲前往乡政府，一路上，细碎的车铃声像一只只欢快的小鞭炮炸响。

母亲厌恶农民这个身份，更厌恶旺溪村村民这个身份。

之后的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属于我的土地被拿出来重新分配。从此，我终于摒弃了我的土地，由一个农村村民变为城镇居民。

而此刻，二十多年后的这个午后，我似乎又一次成了“旺溪村村民”。

这是一个微信群，群名就叫“旺溪村民群”。弟弟拉我进群时，我就看到了群名片上醒目的“村民”二字。我没有修改群昵称，像一个冒牌货躲在村庄的角落。微信群有六十来个群成员，很多名字是熟悉的，更多却是陌生的。群主是李海，据说是旺溪村的现任村长。我们一家进群后，他第一时间在群里发了一串鼓掌的表情，又发了一张挥手的图片，说是欢迎吴叔一家。接着就跳出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有的说欢迎，有的说吴叔好久不见了，还有个发小专门问候了我。那个瞬间，我仿佛一下子穿越到村庄的晒谷场，一群孩子奔跑着，大队长朝叔正在台上甩着有力的臂膀。

我的成长历程中，十六岁是一个分界线。十六岁之前，我生活的全部意义只有一个——摆脱农民和村民这两个身份。十六岁之后，终于实现目标，满怀憧憬地离开村庄。彼时的我，对村庄以外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大到城市、工厂、商店，小到单放机、文胸、高跟鞋……外面的世界像一个光怪陆离的万花筒，让我沉醉，更让我迷离。

事实上，这个生活了十六年的村庄，我从未仔细端详。确切地说，村庄的一草一木是离开以后才开始清晰起来的。十六岁之后，旺溪村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或者作文里。我相信这不是想念，更多的是缠绕——十六年惯性的延续。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作文写到这个村庄，语文老师问及村庄的名字，我嗫嗫嚅嚅不肯说。很久以来，我都羞于说出旺溪的名字，总觉得那样一个村庄并不是我作文里的村庄。或者，我心底的村庄和笔下的村庄原本就是两个世界。

多年来，我一直在这样的困顿里挣扎：一方面怀念故土家园的美好，另一方面又逃避现实村庄的丑陋。

旺溪村是丑陋的，这是从小母亲传递给我的讯息。尽管我笔下的旺溪常常是美丽的、温暖的，有后门山、石拱桥、小溪、瓯江、埠头、杜鹃花、鹅卵石、枫杨树、草坪、溪螺......我总是被自己的文字打动，感怀那些年旺溪的美好和邻居的朴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渐渐发现自己的虚伪。许多美好，其实不过是回忆碎片的缝缝补补。我常常如一个梦游的女孩，一遍又一遍地把自己拉回遥远的童年，如定焦镜头里的影像，粗鄙和丑陋逐渐成为越来越虚的背景，直至完全模糊。

所谓乡愁，或者只是修复伤口的一只只创可贴吧。

旺溪村不足百户，李姓最多，王姓次之。而吴姓，只有父亲和伯父。

我的爷爷奶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从青田县一座大山的山顶搬到旺溪。从小到大，我常常问父亲为什么要搬到这里。问的时候，总带了埋怨口气，我以为无论哪样的地方都会好过这个叫旺溪的村庄。总是逃难吧。父亲的回答其实也是猜测，语气里满是无奈和歉疚。父亲很少提及爷爷，说得最多的只是奶奶。他反复强调他的母亲（他从不会说你们的奶奶）会打算盘，会写屋契，是远近闻名的才女。因为这个原因，我的学习生涯中，父亲唯一关注过的只是我的珠算学习。父亲总说，以前啊，我母亲的算盘打得噼叭响呢，你也要打得噼叭响才是。我是个很乖的小孩，能听懂父亲心里的缺失，所以在很小的时候便能用算盘从一加到一百，每次最后得数留下“5050”两颗珠子时，父亲就会满足地笑。我反复练习拨打算盘的速度，试图打出那个我应该唤作奶奶的人的噼叭响，尽管我从未听过那样的声音。后来才知道，实际上父亲也是从未听过的。他不过是常听伯父说起他的母亲——是那样一个聪明的女人。

真正在父亲心里留下记忆的奶奶是一个疯子。父亲七岁那年，我的爷爷去世后，我的奶奶就疯了。父亲说奶奶把家里的细软都拿出来，扔在家门外，一边扔一边笑。那些细软，包括黄白之物，扔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捡回来。父亲回忆起这些不会有恨，更多的是痛。但母亲听了之后就愈加恨这个村庄了。“那样的邻居，连一个疯子的东西都忍心拿走！”母亲常常这样抱怨，仿佛所有的贫穷都是因为这些邻居。

爷爷去世、奶奶疯癫的那年，刚好是父亲入学的年龄。报到那天，老师问父亲的姓名，父亲说不知道。他只知道他母亲都唤他“妹儿”，那是青田土话，有宝贝的意思。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呢？老师耐心地问。小小的父亲只好又怯怯地说，是“妹儿”。父亲的回答迅速引来老师同学的哄堂大笑。他们听不懂青田话，只听到父亲的发音近似莲都土话“小牛儿”，一个个小孩就对着父亲“小牛儿”“小牛儿”地叫开了。那天的报名还没有结束，七岁的父亲就逃回家了。尽管只有疯癫的母亲和十岁的哥哥，但小小的父亲仍然觉得只有家才是安全的。从此，我的父亲再也没去学校。他开始挣工分，每天的工作是帮生产队放牛，那个后来伴他一生的绰号倒是名副其实的了。

旺溪村微信群经常冒泡的，大多是我小时候的伙伴，他们有的是生产队长，有的是村委委员。还有许多不认识的头像，一些是女人，一些是孩子。母亲会一个一个跟我解释，这是谁家的媳妇，那又是谁家的孩子。像母亲一般年纪的村民用微信的不多，只看到一个秀英姨，还有一个是明权叔。

我记得那些村民的名字，尽管非常遥远。村里最有文化的是桂明叔，他是在乡中学教书的，全村的人都羡慕他尊敬他。我在微信群里搜寻他的名字，母亲却说不用找了，听说桂明叔得了癌症，没多少时间了。

父亲的群昵称是老吴。他说，写老吴大家就能猜到是我了。虽说旺溪村的老吴也确实只有父亲，但我还是觉得父亲是有意避开那个绰号的。父亲一直厌恶那个绰号，我总觉得父亲厌恶的应该是那段不堪的过往，而不是绰号本身。其实那些小辈，大部分时间还是称父亲为吴叔的，微信群里的长辈到底是不多的。在这个微信里的村庄，父亲终于摆脱了那个羞辱了他大半生的绰号。

母亲虽然反对我们拉她进群，却不会放过群里每一条消息。她常常喋喋不休地告诉我们，晓东今天发了一条什么消息，宇红又发了条什么消息。那口气，就像她每天仍在村里住着一样。村长李海常常会发一些开会的通知，像单位的工作群一样，煞有介事地艾特全体群员。我印象中的李海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实在很难和这个村长形象重合起来。每次李海发通知的时候，母亲都会问父亲，要不要回去一下？父亲说，算了吧，由他们年轻人去折腾吧。母亲又说，还是去一下吧。父亲说，想回就回去一下呗。但大多时间也只是说说，父亲母亲基本是没有回去的。李海还常常转发一些政府公告的链接，更多的是我们街道的宣传内容。每次看到这些，父亲就会戴着老花镜仔细地看，末了还得总结说，时代真的不一样了。

微信群的女人大多是我不熟悉的，那些在我十六岁之后进村的女人，成了旺溪村真正的村民。而我，这个生在旺溪长在旺溪的女人，却不再是这个村的村民。看着那些陌生的女人说“我们村”时，我会不适应，总想去纠正她们——旺溪村不是她们的，而是我们的。我们在那里长大，爬过每一座山，走过每一条田埂。她们没有，她们是另一些村庄的人。

只是，这些别村的女人却霸占着手机里的村庄。她们在群里肆无忌惮地聊天，我却只能躲在角落窥视。她们能叫出所有小辈的名字，我却是连听都没有听过。她们能说出村里的每一处变化，我却像听着别村的介绍。她们大多喜欢发语音，或尖细，或娇柔，完全没有农家女人该有的味道。我仔细分辨这些外来女人的发声，都不是我们纯正的旺溪土话。

微信群里让我最为惊讶的是小学同学周军。他是我们班读书最差的孩子，上了两年就辍学了。记得母亲常常把他作为反面教材，恨铁不成钢地和我们姐弟说，看看，不努力的结果就是这样。周军辍学之后，听说去了温州打工。后来回村曾经带回一个媳妇，再后来回村又换了一个媳妇。再再后来只是听说他做皮鞋发达了。但无论如何，他给我的印象一直是落魄的、文盲的、无药可救的。现在在旺溪村民群，这个反面教材几乎每天都要发一些心灵鸡汤，偶尔还会附加几句评论。我不得不承认他的评论大多是得体的，甚至还是有点水平的，完全没有半点文盲的样子。看到这样的一个他，我不知道自己是应该高兴还是失落。母亲也说，唉唉，连周军都出息了呢。我知道，她是又想起我弟弟了。那个曾让她骄傲过的儿子在中专读了两年后被勒令退学，这是母亲后半辈子怎么也走不出的阴影。

母亲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她拉着我们姐弟到田间地头，一边做着农活儿，一边问我们累不累。我们回答累，她就说，所以要好好学习啊，否则就得这样累一辈子。我承认这样的教育对我是有效的，当年的我怕极了那些土地。在旺溪村的每一处田地，我从未有过“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闲适。所以，我很认真地读书。这样的教育于我弟弟却是不恰当的，他的退学说到底还是因为母亲的严厉。考上中专远离村庄的弟弟如鱼归大海——再也没有了约束。

母亲对我们的严厉缘于对土地的仇恨。她早早成为娘家的劳力，接着又成为夫家的劳力。因为成分的关系，考试常常第一的母亲却无力摆脱农民的身份，更无力摆脱那些熬人的土地。她恨自己生不逢时，更恨我们姐弟不珍惜好的时代。一年四季，我们重复着翻土、插秧、耘田、除草、打药、收割……在火辣的日头下，挂着湿漉漉的毛巾，一遍遍地体味什么是“汗滴禾下土”。母亲反复地说，在自然面前，种田的人微如草芥，要获得尊严，只有走出土地，逃离这个村庄。

四季，于农民而言，只是年复一年的循环。那些年，我们在农民的身份中循环反复，再勤劳也走不出这样的怪圈。旺溪的日子是艰难的，更是压抑的。父亲和母亲起早贪黑，命运的圆圈里，如骡子一样挣扎。

争田水是每年旱季都要上演的事。村庄田地的灌溉主要依赖引来的溪水，一到旱季，溪水就变得贵如油了。父亲和母亲常常扛了锄头轮换着去守田水，守不过来的时候也会派上我们姐弟。守田水的意思就是看住水路，不要让贵如油的溪水流到别人家的田地去。每年这样的时节，就是旺溪村村民关系最差的时候，甚至扒泥拦水的锄头也成为争斗的工具。有一次，母亲让我看管一条争议少些的水路，交待说两个时辰内这条水路只属于我们家。我沿着水路一遍一遍地走，生怕那水在哪个转角被别人家拦了去。细心的我在一个隐秘的草丛处发现底下有一个大洞，田水正悄悄地流向另一块田。我立刻铲来草垫堵上，并在心里痛骂对方的狡猾。过了一会儿，我家隔壁的那个女人过来了，她看到我手上的锄头，不由分说就抢了过去，把我家的田水统统截住拦到她家的田里。我说你不可以偷水，更不可以抢水。她就开始骂了，先是说她只引这么点水一个小毛孩竟然都能给堵死，再后来就是什么脏话都骂出来了。我哭着跑去找母亲，在我的哭诉下，很少与人争吵的母亲也迅速成为一名泼妇，两个人从对骂升级为对打。母亲被那个女人按在水田里，我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抱住母亲。应该就是那一刻，我开始痛恨这个村庄的。我一定要离开，带上我的父母和弟弟。也是在那一刻，我理解了母亲的恨，恨身份，恨土地，恨旺溪。

土地能给予我们的实在是太少了。我从未感激过那些从田地长出的庄稼。我们付出那么多，也仅仅够我们全家裹腹而已。我更感激的是家养的那几头猪，每养大一头，家里就会添置一些东西，像闹钟、自行车、电风扇……父亲和母亲像燕子衔窝一样筑着自己的家，一点点，一滴滴。

在我们家终于变好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也变老了。

旺溪村微信群也常常说种菜的事，男人女人都会热烈地讨论种菜心得。那氛围，完全不像一群专业的农民，更像是一群闲时种菜的老干部。李海也会艾特我父亲，说吴叔你也回来开会吧，顺带捎点蔬菜回城。这样的时候，都是母亲代回的，父亲不会打字。母亲说，谢谢李海，我亲家公种的很多呢。

母亲口中的亲家公是我公公，他原本也是一个农民，一个提前逃离土地的农民。因为害怕农活，公公尝试了很多事。最后办了一个铸造厂，获得一个小老板的身份。想不到的是，年纪大了的公公却开始专心种田了。公公如同我当年的父母一样，每日起早贪黑、挥汗如雨，细心种下不同种类的蔬菜。就连有些娇气的婆婆也常常跟着去菜地捉虫拔草。他们从来不说辛苦，让少种点还怎么劝都劝不住。我想，公公婆婆对农活的感受和我父母当年必定是完全不同的。当年的父亲母亲是期待劳作的成果，而如今的公公婆婆却是享受劳作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