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朴的人咧嘴笑

1996年秋天吧，乒乓球运动员、前世界冠军庄则栋应一棉集团文化体育基金会成立之邀来吴，他的日本籍夫人佐佐木敦子随行，一起陪同的当然还有吴市的大小政府官员、体育官员。记得那次剪彩活动相当隆重。红地毯从厂门口铺到办公楼门前足足三十米，子弟学校的女生穿着统一的裙子，举着小红旗夹道欢迎。我们的董事长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像个日本人一样使劲地鞠躬握手，脸上的笑容放飞了一般。我们厂一年前升级为集团，产品供不应求。“舜江”牌纱锭远销省内外，甚至印度、毛里求斯等地。也是啊，人活一世，吃穿两事。衣服就是一个人的门面。衣服啥做的，不就是我们厂纺机上日夜转动的一管管纱锭？所以，我们的纱锭支撑了我们的信心也支撑了这个重要的行业。相比而言，市政府官员、体育官员算什么？我们的董事长根本没拿他们当回事，却偏偏把庄则栋请来，像日本人一样点头哈腰。为啥？人家是世界冠军嘛。每个人都有为国争光的需求与冲动啊。

办公楼前的开阔地后面竖着一尊织女飞天的雕像，她是我们国棉一厂的象征。雕像坐落在一簇簇假山中，平时算是观赏的一个景点。现在，观赏的功能被实用化了，成了会场的一部分。厂里的工人与家属拖儿带女，站立的，倚靠的，踮着脚的，前扒着的，都嘻嘻哈哈看热闹，领导讲话间隙大家还由衷地鼓起掌来。更多的时间会场声音嗡嗡的很混沌，不排除七大姑八大姨趁机说些家长里短的废话。主持人不得不喊麦：“喂，喂，请大家安静。”可群众的洪流马上把他声音淹没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那天我站在那尊雕像的胳膊下，努力支棱着耳朵也听不出个子丑寅卯。我的师父许大炮站在我附近，隔了五六个人的身位。我们电工班组的人特意放下手中的活，来一睹世界冠军的风采。

许大炮是许思安的另一种叫法。这个宽脑门的矮胖子长得潦草，基本上是往横了发育，很对不起思安这么文雅的称呼。最主要嗓门洪亮，说句话一里路外听得见，且常有惊人之语，与远射程的大炮确有一比。这天人群中的这门大炮撇撇嘴，轰出了一句话：“也不咋样嘛，瞧他都快谢顶了，还讨了个日本娘们，这不白抗日吗？要是人家许世友在，还不一枪毙了？”许大炮平时没事就喜欢唠叨，爱把自己往许大将军身上扯，好像他是他们家亲戚，族谱里的叔伯。许大炮掌握许世友将军的历史典故，并善于引为谈资，而我们乐得以此消遣。这或许是许大炮出于对同姓先辈的敬仰。“如果没有许世友，老山自卫反击战一定玩完。”他说，“知道吗？越南女兵婊子养的，靠脱衣服诱惑我军战士，最后许世友发了火，下命令说统统杀光，一个不留。”我师父当时是电工班的大组长，很多人为了分配到轻松的活，常投其所好，要求听讲许世友将军的事迹，许大炮常常乐颠颠地中计。这些人中，只有我的师兄傅士康思路清晰。傅士康瘦而高，心事重重的样子，一贯以进步青年自诩，事实上也是大家公认的学习积极分子。傅士康总认为师父在放卫星，但他不说话，不说话不代表没想法。他私下对我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他的意思我明白。傅士康的志向远大。他虽然是一个普通的电工，却时刻在加紧学习。他手中常备一个小册子，都是参加厂里各类培训的记录，前不久他还报名参加了团委的工作。庄则栋来剪彩那天，我师兄也在场，而且就在我身边。我听见他撇了撇嘴，咕哝了一句：“真是个大炮，又轰。”

傅士康比我早进电工组三年，嘴巴甜，脑子灵，人缘好，最关键是工作上有想法，说得时尚点是脑瓜里有创意。但许大炮只是笑笑，认为前者华而不实，属于小聪明。比如工厂的电动机隔三岔五需要检修加油，端盖螺丝、地脚螺丝大小各异，扳手调换相当不便，傅士康就特意做了一把万能套筒扳手。他搜集了型号各异的内六角螺丝，把它们圆头朝外，底部分叉焊接，形状颇似基督教的十字架。这样，松紧螺丝时可任意选择相应套筒使用。班组里的其他师傅皆仿效。傅士康当然很得意，每回干活都捋起衣袖，炫技一般把万能扳手转得飞快。但师父在旁冷静地观察片刻，不屑地说：“有个屁用。”傅士康的信心就受到了打击。他斜睨了一眼师父说：“我又哪儿错了？”这句话是我师兄的口头禅，听似委婉其实是抗争。毕竟我师父是班组中的技术权威。师父看了他一会，叹息说：“倒也不是错了，而是过于机巧。”傅士康也算是青工里的佼佼者，厂里的技改能手，当然不会服气。我听见傅士康的声音微微变得尖细：“师父，那你说说看哪儿机巧了？”许大炮倒笑了，说：“士康你想想，这个万能扳手巧则巧，但实用性不大，我们工厂电机设备分布各个位置，很多都在犄角旮旯，把各档螺丝高度集成，按需选用，想法是对的，但实际运用却互有妨碍，倒不如单件操作省事、顺势。”傅士康张张嘴，终究没有说出话。师父瞥了他一眼，又说：“做人也一样，力量有限，就得吃自己碗里的。”师兄的脸当时就红了，但他还是坚持把电机上的螺丝逐个卸开。几天以后，我发现那把万能扳手被丢弃在值班室的畚斗里。

那只不过是发生在我师父与师兄之间的一个小插曲，或者说龃龉。多数情况下师父对傅士康还是赞赏与鼓励的。厂刊里登载的《怎样把单相电动机改接在三相电源上》一文据说就是师父授意师兄所写，也是厂里作为师徒合作的优秀典范。但我总觉得傅士康对师父保持着一点距离。师父兴奋之余讲许世友将军的故事时，师兄的嘴总是不经意地歪着，好像那上面停留着一丝冷笑。有时我猜想，许大炮这个叫法或许最初就是师兄发明出来的。刚来那会儿，每当别人这么称呼，我的脸就发烧，我为师父愤愤不平。众所周知，师父可是靠技术实力出名，每年春检厂区避雷设施的安全性能，师父爬电线杆像猴子一样灵活。师父配线安装的配电箱整齐规范，简直是一件售卖的商品。问题是，师父好像厌倦了自己早先的名字，有一次喝醉酒，他乐呵呵说：“大炮就大炮，当年孙中山就是大炮，人家叫他孙大炮。”又说，“本家许世友也是耿直脾气，说话像放炮。”

师父住在家属宿舍里。那套房是厂里分的，因为当年他在省青工技能比赛中获了个二等奖，算是给一棉厂露了脸。领导一高兴把他家双职工的顺位放在前面，第二年住房分配时有了抓阄的机会。但他的手气不怎么样，抽签抽到了公厕旁边的24幢，且是一楼，潮湿，终年飘散着屎臭味，为此没少遭师娘的数落。但许大炮涎着脸诡辩说：“这是好事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咱有屎尿跑得快，犯不着憋裤裆里嘛。”师娘也只得以白眼示之。一棉厂的家属筒子楼系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外观虽规整，内里却简陋。因缺乏储物空间，楼梯口、楼道内侧堆积空酒瓶、煤饼炉、纸板等杂物。每个套房面积锁定为44.5平米，正负误差不超过千分之五。这44.5平米的容量涵盖了客厅、厨房、主卧、次卧、阳台。这几部分功能单位以折线方式紧挨在一起。对了，还缺少一个重要的模块——所有套房都没有卫生间或者厕所，所以大清早的会看见公厕旁人影招摇，伴以刷洗某种器皿之声。这房子也太精致了，每次我去许大炮家就会产生跑到阳台喘息以缓解压抑感的冲动。问题是，这种冲动还不好付诸行动，因为许大炮家的阳台上若隐若现漂浮着某种异样的气味，憋久了我只想跑掉。可也有安之若素的。比如许大炮本人就习惯了。我东张西望的时候，许大炮就拉着我师兄傅士康下棋。我看出来了，傅士康一样心神不定，他不想下棋，但师命难违。师徒俩下的不是围棋也不是象棋，而是跳跳棋，我们又叫懒汉棋。摇摇骰子，根据点数决定你前进的步数。这是我师娘在厂里举办的一次跳跳棋比赛中获得的奖品。师父与师兄勾头弈棋之际，往往是她施展厨艺之时。厨房门口一句“吃饭啦”是我思想解脱，也是师徒俩硝烟散尽的时刻。

然后他们就聊起了我的事，聊我的事前有个小过渡。师娘一般先问那师徒俩战况如何，这方面她有发言权，说话像李铁梅一样铿锵有力。如果师父与徒弟脸上都笑嘻嘻的，就表明气氛和谐，但师娘还是要问，好像这么一问气氛就升级为喜气洋洋。可这次师父脸色发青，师兄蔫头耷耳，师娘这么问就是在拷问在审查了。师父闷闷地说：“落子无悔，刚才趁我低头吹茶叶末时他偷走了一步。”师兄说：“我哪敢呀，这是师父诬告。”师娘从地上捡起撒落的玻璃棋子放回棋盒，翘着指头笑：“两个大男人还为这赌气，吃饭吃饭。”这个过渡不那么愉快，可话题很快转移到我身上。师娘说：“小温，你考虑得怎么样？”我问：“啥怎么样？”师娘说：“哟，装傻？我是说你个人问题，你看，士康跟朱灵成家后卿卿我我的，你就不羡慕？”我感觉脸发红，因为师父与师兄都把目光递过来，那里面有无尽的怜悯。最主要的，那个对象还是师娘介绍的，我竟然没什么感觉。望着师娘殷切的目光，我一时百感交集，不知道说点啥。

师娘给我介绍的那个姑娘叫玉兰。一听名字你就基本可以断定是来自农村的。当然我也是个农村孩子，可年轻的我向往城里的生活。从内心说，我没打算一辈子待在一棉厂，我看不上那局促简陋的筒子楼，看不上师父一家人的44.5平米，更看不上弥漫在空中的若隐若现的酸臭味。我期望像我的师妹，即师父的女儿一样去外地。当然她是以读书为由，可我认为自己总能找个别的理由。玉兰在这一点上与我完全不同步。她说她是花钱买了户口才好歹进厂成了细纱挡车工。我认为这分歧很严重，会导致彼此前进方向的差异。

玉兰的女工宿舍我去过。她是个腼腆的姑娘，独自坐在床头织毛线。看见我，也就笑笑，继续坐在床头织毛线。因此在我看来，她好像过分热衷于手中的这项民间编织艺术。至于我俩一问一答，又好像过于程式化。不久我就有点疲倦了。我突然想起傅士康的老婆朱灵。别看她已为人妇，可一笑一颦都顾盼生辉，更不用说开口说话。我想但凡玉兰有一点呼应，我就能把气氛嗨起来，看起来也就像师娘说得有那么回事了。可我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喘气声与她小桌上闹钟的嘀嗒响。我不得不假笑着告辞并迅速冲出走廊大口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

“你看你，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种事，得慢慢找个感觉，啥事都得顺势而为，小温对不对？”师父在旁边劝导。我则瞟了眼傅士康。他只顾抓紧红烧鸡翅啃，不会想到师弟的脑海掠过一丝倩影。

可师娘显然不服气，兀自嘀咕道：“我说错了吗？人家小姑娘忠厚、实在，肯干活，将来肯定顾家，有这样的老婆是前世修来的福，小温你不要有眼不识金镶玉。”我憋不住回敬道：“一天到晚织毛线，木头人一样。”师娘一愣，哈哈笑了：“你毛头小伙懂个屁啊，真是得福不知。”我张张嘴，想说我也不一定老待在这个地方，可最终没说出口。

我对自己当前的处境颇为忧虑。我知道这样不好，人要随遇而安。可凭什么都是一个技校出来的，人家同学能在城里写字楼工作，我就非待在山旮旯里。国营一棉据说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创办的。我们的先驱者是一群光有干劲没有文化的穷工人。城里的地皮买不起，他们就找了一个挨近农村的三面环山的地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渐渐就盖起宿舍、厂房、食堂、电影院、卫生院……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但这个“王国”跟外面可没法比啊。相当于一个城郊结合部或者城中村。故而有点积蓄的工人都悄悄在城里买房，或者托关系把子女送到城里读书。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虽然这话不一定对，可也不一定不对吧。我倒也不是非去城里，我主要担心埋没“才华”。是这样的，我喜欢翻小说书，读技校那会就偷偷看。有一次上电机原理课，我的眼睛一直在瞄桌肚里那本《红与黑》，让老师逮住了。那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他没为难我，皱着眉头翻了翻那本书，还给我说了一句话：“年轻人你来错地方了，你的才华在别处。”满堂哄笑。我就这么成了技校里“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或许是书读多了中了蛊，我还特别相信别人的话。所以有时候我心里确实犯嘀咕，就像此刻，或者未来的此刻，我在想，自己大约真是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吧。仿佛是为了验证这个结论，进厂之后我就更为疯狂地阅读，但我清楚，与其说是勤奋，不如说是对未来好奇。而且，仿佛为了加持这种古怪的好奇，诚如师娘所言“得福不知”，我又一度不满足一厂温水般稳妥的环境，简直想即刻飞到外面去兴风作浪。

广播室的空间位置好，它在办公大楼的顶层，即五楼最靠西的一个小屋子。沿着走廊，左右呈树状结构发散开去的，是平日几乎无人问津的仓库、资料间、小型会议室，最东边是一个多功能厅，有重大接待活动时启用。这近乎死寂的环境极适合朱灵静心练她的普通话。她是国棉一厂的“喉舌”，除了周末休息，每天都会通过厂区各个位置的播放设备，按时晓喻众生。每当厂区大道上空回荡着播音员朱灵声情并茂的语音，工人们如蚂蚁一般从四面八方汇入厂房，我迈动的双腿就感到格外有力、安详。我面带微笑，侧耳倾听。喇叭里的声音柔美婉转又高亢激昂，她在告诉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哪些是好事，哪些做得不那么好。这不光是咬文嚼字的工作，更是一块思想阵地。

跟着傅士康去过一两次广播室，我却不愿去了。脑海中原本那层光辉的形象也黯淡下来。那里面显得局促，仅十来个平方，一张“老板桌”上摆着一个调音台，跟角落里的功放、音箱啥的连着线。一把简单的仿皮椅子。一口立柜倒是高大，上下分成好几格，放着一些杂物，还竖着几本书，《如何做好广播员》、《普通话考核要点》等。傅士康从桌肚拖出一张折叠沙发，展开了，大得可以当床睡。我们就坐在那儿，围着桌子吃瓜子、闲聊。先是朱灵问我与玉兰谈得怎么样，看我一脸茫然，她就笑笑，转而跟傅士康商量去杭州游玩的事。他俩挨得很近，简直耳鬓厮磨，我就不自在起来，正要告辞，傅士康忽然把朱灵的手挪开，打量了一番屋子说：“这儿来的人多么？”他板着脸，眼神有点怪，好像经过深思熟虑，突然清醒了、冷静了。好在朱灵也知道傅士康这个特点，语气不以为然。她说：“嗐，五楼，工作，能有多少人来呢？”傅士康说：“那不一定，我就爱来。”朱灵说：“也就是你啊。”说完她就吃吃地笑了，眼里闪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