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上的蜥蜴

我试图把自己想象成其他的什么人，这样在描述的时候，你可以认为我在讲述别的什么人的故事，从而摆脱那些摇摆不定的因素，当然，我也绝对不觉得是在书写与自己有关的那个女孩的故事，只是时间、地点上的重合让我“碰巧”书写了一个相像的故事而已。

三月中旬的一天，我陪同客人在文创园参观时，看到一家肖像馆的门口，一个姑娘蹲在那儿，左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根烟，右手飞快地刷着手机，时不时露出笑容。笑的时候，后颈部纹着的黑色玫瑰花随着皮肤收缩，花瓣开始变形。我已经记不清多久没有见到她，看到她的笑容了。不管怎么样，看到她开心，我也很开心。无论什么时候，她都是我的女儿，自从丈夫过世以后，她就成了我在这世上唯一拥有血缘关系的人。

艾米走了，她离开了文创园，仿佛是感应到我的存在，那天的见面成了我和她的最后一次见面。我本来想，只要知道她和我在同一座城市，不管能不能见面，我都可以接受，但她就这样离开了，在这座城市里，再也找不到她的踪迹。

整整几个星期，我都活在懊悔之中。我的记忆出现了偏差，一回忆起那个画面，就隐约觉得她抬起了头，看向我，脸上浮现着似笑非笑的神情。

又过去了一个月。

我的睡眠越来越差，凌晨四点醒来，却在午夜还不能入睡。有一天，我的朋友来看我，提到了她的女儿，又很自然地说到了我的女儿。朋友说，“现在像这样快四十了还单着的孩子太多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语速很慢，仿佛是每迸出一个字，都在脑海里思考良久，同步观察我的反应，接收到我的反馈后，再迸出下一个字来。

我看着面前坐着的女人，她和我都已过花甲之年，面部和身材松弛臃肿。不同的是，我一直比较随意，穿宽松的衣服，即便是坐着，也没个正形。我的朋友却不一样，她坐得非常端正，双腿并拢，双手端放在膝盖上，腰杆挺得笔直，时不时地挺胸，衣服胸口的那个名牌标志在那半秒钟舒展了一下。

我已经不太能记清女儿的脸了，就像我已经记不清朋友年轻时的容貌。我看着她面前的茶水已见底，拎起水壶给她加了些水，又给自己加了些。清明节刚过，学生给我带了罐我们当地的绿茶。这款茶在我们那很有名，没泡水前弯弯曲曲的，蜷缩在一块儿，泡上开水后，绿叶舒展，根根分明，碧绿色儿。好看，也好喝。

朋友说了这句话后，我们就开始了长时间的沉默。沉默的主要责任在我，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女儿曾经非常优秀，名牌大学毕业，又有一份好工作，如今却走到这一步。我不知道朋友这句话是安慰我，还是仅仅只是进入正式聊天前的一句无心之语。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中，朋友狼狈地起身告辞，她永远都不知道，“像这样”“单着”“太多了”这些词让我内心无法接受。送她到门口换鞋时，我感到有些烦躁。晚上，我睡在了女儿那张床上，我想梦见她，但一夜无梦。

距朋友来看我又过去了几天，我的生活非常平静。每天除了散步、吃饭、看书外，几乎都在写作。和日常生活一样平静的，还有我的心情。有那么几次，我的脑子里会闪现不属于现在时刻的画面，让我搞不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也捋不明白时间线。后来又有两次，我的大脑出现了近10秒钟的空白。我尝试着依靠网络上的信息，去了解养老机构。在漫天的资讯中，我看到了一则笑话。说一个老人准备去养老院，那边要求只能带四件东西，老人收藏的奇珍异宝、精美书籍、几十年来拍摄的照片、车钥匙、房子钥匙，通通都没有带走。因为，这些东西到了这一刻，都没有用了。

这是一个很冷的笑话，也许都不是笑话。

我明白，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要在清醒的时间里记录下她的一切。我的意思是，我要以我的女儿为主人公，写下一篇小说，写下我们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有些是可以避免的，而有些不可避免。我不知道自己这么做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也许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有一天，艾米能看到我写的故事，明白那一切，只是时代的冲突、爱的冲突。

构思一段时间后，我感到痛苦和迷惘。作为小说，我们一定会用艺术的形式去呈现故事中的人物，以艾米为主人公的小说，除了生活、生活中的悲伤、悲伤中的无可奈何，没有剩下任何东西。这种平淡如白开水的描写，只是对她人生的一种客观记录，没有惊心动魄的大起大落，没有悲痛欲绝的生离死别。有的只是这样一个孩子，记录了她，也把我生命中的标志物作为存在的意义，展示给所有人。

我第一次落笔后感到无措，心里没多大把握。我在房间里踱步，来来回回、摇摇摆摆、脚步细碎，像一只可笑的企鹅。陆陆续续想出三两句话，偏偏电脑又死机了。一切仿佛都在阻止我写这个小说，但夏天已经来了。

故事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说起。中国东海岸的一座小城镇。那是实施“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政策的伊始之年，大部分的家庭都很听话，也有很少一部分有经济实力的家庭，仍然要了第二个孩子。我和丈夫都是人民教师，显然不属于“很少一部分”。艾米出生在70年代的最后一年，1979年和1980年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

那时候没有商品房的概念，住的是学校的宿舍，分南北两排。垒起的砖块、外边糊上水泥，就是房子了。南边的一排每间大约50平方米，隔成前后两个房间，前边摆上1张桌子4张凳子，角落再放上1张小床——艾米4岁以后就睡在这张床上，后边就是我们夫妻俩的卧室了。北边的一排是厨房连着餐厅。有意思的是门和锁，木门关上以后，外边有个铁片，卡在右边的铁扣子上，再挂上一把小锁就可以走人了。那里面怎么关呢？里面有一个铁钩子，从右往左，勾上左边的圆扣子里。

艾米小时候很瘦，常生病，一生病就挂针输液。她对青霉素过敏，医生就给她开庆大霉素——后来，这种药和四环霉素一样，因为副作用太大被停用。后来网上有一种说法，说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青霉素做皮试过敏的概率高是因为那时候的青霉素纯度不够、杂质较多——这些都没必要去计较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连恨的对象都没有了。

我的丈夫是一个严厉的人，在学校，不管是多调皮的学生，都被他管得服服帖帖。他不相信治不了自己的女儿。某一天，艾米不好好吃饭时，丈夫把我赶出了屋子，又把艾米关在了里面。铁皮卡在铁扣子上，发出了清脆的“咔哒”声。伴随着这一声响而来的，是艾米响亮的哭声。

我的心一下子被揪了起来。

黑暗的屋子、弱小的女孩、够不着电灯开关，吃完饭才能开门。

不多时，艾米的哭声停了。我本想描述一个黑屋、小女孩，有月光从墙上的窗框缝隙漏了进去的场景，但现实总是出人意料，两个多小时后，当她爸爸开门开灯，才发现那个想象中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吓得哆哆嗦嗦的小女孩，实际上却坐在椅子上，眼睛望着前方，装腔作势地干嚎。

看到我们进来，艾米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下来，跑到我边上，拽了拽我的衣角。我俯下身，艾米的小手指向墙角。昏暗中，我似乎看到一团小小的黑影，仓皇溜走。我有些疑惑地看了看艾米，她点点头，表情有些得意。

“是蜥蜴？”我问丈夫。

“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丈夫一口否定。

经过这件事情，丈夫明白他遇到了怎样的对手。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倔强。”

艾米的“倔强”还表现在艺术天赋上。她在电子琴和手风琴的学习上都进步飞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子琴和手风琴非常流行，很多孩子都学这个。以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如果又买电子琴又买手风琴，显然吃不消。

艾米最终噙着眼泪选择了手风琴，这又让我揪心了很久，仿佛是我把孩子的电子琴梦撞击得支离破碎。

初中时，学校会在每周一的早晨举办升旗仪式，全体师生分几十列纵队，着装统一地站在大操场上，视线随着两位升旗手把国旗升起，听着高台处的手风琴伴奏，随着指挥打的节奏，齐声高唱国歌。那个手风琴伴奏的女孩就是艾米，这当然和她爸爸是学校老师有一定的关系。这段经历让她得到了自信，位于全校1400多人以上，让她产生了优越感。我不敢确认，是不是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让她变成了“另一个她”。

初一下半学期，学校举行了第40届中学生文化艺术节。结束后，艾米回到家，进了卧室，关上门，晚饭也不愿意出来吃。晚饭后，约莫七八点钟的样子，有敲门声。那时候我们已经住进学校的集资房——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多层”。房子一共6层，我们住在第5层，门也不一样，是上下栅栏式的，栏杆间用纱网包着，大家都称之为“防盗门”，防盗门的锁叫“司必林”，应该是个音译名。

我打开门，外面站着一个穿白衬衫的瘦高个少年。楼道里灯光昏暗，依稀能看出他脸上带着妆。“是参加艺术节的孩子。”我心里想。少年很礼貌地和我打招呼，说他是艾米每周升国旗时的搭档。艾米弹奏，他指挥。我点头，一副了然的样子——少年叫什么名字，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我清楚地记得他那青春洋溢的笑容。因为这份亲切，我让他进了门，喊了艾米出来。

两人在客厅面对面坐着，艾米目光呆滞，少年面露愧色。我转身走进了厨房，把玻璃木门轻轻带上，又忍不住趴在玻璃上偷看。

少年把一双白手套放在艾米面前，艾米没说话，少年也没说话。沉默了几分钟，少年起身告辞，往外走。我了解自己的女儿，她是个性格开朗、活泼热情的女孩，能让她沉默的事，一定是严重的。我追了出去，喊住了那个少年。从少年断断续续的表述中，我听了个大概。艺术节前夕，少年以表演为由，向艾米借了一双白手套——那时候学校鼓号队的指挥手在表演时都要戴上白手套。少年的同学知道后，在校门口拦住了演出结束的艾米。他们开艾米玩笑，说艾米是他“小老婆”，艾米哭着跑了。少年没办法，只能找到家里来道歉。

“那只是个玩笑，但他们伤害了艾米。”少年的眼里有一些亮晶晶的东西。“借手套”是一个非常低级的借口，但他对艾米的喜欢，应该是真诚的。这不是爱情，只是孩子们的心中一种美好的情感。我心里表示理解，但不能把这些说出来。

艾米的初中生涯没有因为这个故事改变什么。沉默、寡言、消极等负面情绪仿佛永远和她无关。她变成了那个“端庄大气”的艾米。我不知道这个词有没有另外一种意思，在精神层面，其实这个词也毫无意义。

艾米顺利地完成了中学的学业。这期间她变得伶牙俐齿、能言善辩（有时候也咄咄逼人），她的这种表现是因为受到了辩论赛的影响。那几年大学生辩论赛风靡全国，复旦大学在新加坡的“狮城舌战”让她着迷，她用家里的录影机录下了电视里的比赛画面，还到新华书店买了全程记录这次比赛的书。她把复旦大学那个高大、黝黑、壮实、戴眼镜的二辩选手当成自己的偶像，一遍又一遍地模仿他说话的腔调和手势。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是最后一场决赛对台湾辅仁大学时，复旦大学四辩选手对于“人性本恶”观点的总结陈词。

艾米通过这次辩论大赛认识了世界。她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这一刻重新调整。复旦大学新闻系进入了她的视野，虽然她从没有去过上海，但一时间她雄心勃勃，“四大天王”已经抛在脑后，“考取复旦”成了新的目标。

艾米最终还是没有考取复旦大学，她考上了省内一所好大学的新闻系。在20世纪90年代末，这个专业非常热门，好像是某一个电视剧，冠以记者“无冕之王”的称号。年轻人容易受电视剧影响而沉浸于幻想，总感觉记者就是时髦、骄傲、尖锐的代名词。

开学前的那个暑假是艾米最轻松的时光，但我很煎熬。艾米从未独自出过远门，这让我产生了分离焦虑症。当我给学校打去电话，询问要带哪些东西时，电话那头的老师用很亲切的语气告诉我，“带钱就好了。”

我们开车送艾米到学校。车子很小（这是我们除了房子外，最贵重的家庭资产），虽通了高速，开到省城仍然要花费近5个小时。全部整理妥当后，我和丈夫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学校。当天夜里，我们刚到家，就接到艾米打来的电话。没说上几句，就听见她在电话那头哭得稀里哗啦。我还能忍住，她爸爸却陪着涕泪横流。随着艾米长大，她爸爸从“严肃的人”变成了“感性的人”。他对艾米的爱，也从“内心深处深藏着的父爱”，转为了“表露无遗的宠爱”。

艾米大二那年，哥哥告诉我，他看中了一套商品房，18万元，如果买两套，可以打九七折。我告诉他，我们家没有这么多钱。他说可以先借给我10万元，我心动了。这件事遭到了丈夫和艾米的反对，我陷入两难。我尝试着推销给单位的同事，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惊呼“太贵了！”因为不想和哥哥闹僵，我只好硬着头皮，在家人的反对声中买下了这套房子。也正因为如此，丈夫和艾米好长一段时间不和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