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杀死一头猪

一

趁早补一刀算了，还能落几斤肉吃。父亲饭碗一推脱口而言。这是他半个月来每天晚饭后必说的一句话。只是今天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有些斩钉截铁，已经没有了与母亲商量的口气。母亲再也没有回应，此前，母亲的回答总是与父亲针锋相对。

那是一头七八十斤重的臊子猪。春二月，父亲从河对岸的广济县城把它捉回来的时候才十多斤重。父亲把它连同一只蛇皮袋子一起放进猪栏。它怯生生地从蛇皮袋子里钻出来，粉红的皮肤，白色的毛，背有点弓，浑身打颤，晕船一样左右摇摆了两步，然后便不敢走动，只孤寂寂地哼哼了两声。母亲有些不满意。那时候在乡间都养黑猪，也有花猪，白猪奇少。父亲指着猪崽对母亲说，这是杂交的新品种，你看它高脚伶仃的，肯定长得快。

母亲提来潲桶，将准备好的猪食舀了两瓢倒进猪槽。那猪崽好像是要打消母亲的顾虑，吃得有滋有味，吃完后抬头望着母亲还要吃。母亲又往猪槽里补了一瓢。它吃完第三瓢猪食后，还把猪槽舔得干干净净。它的肚子圆鼓鼓的，熟门熟路地钻进了猪栏角落的稻草窠，哼哼两声就睡着了。父亲对母亲说，你看，一点也不晕栏，又爱食。母亲这才将潲瓢插进潲桶，放下心来。

我们家养猪一向不发栏。别人家养猪都是一年出栏。我们家养猪起码要十八个月出栏，送到食品站去顶派购任务也就刚刚起个头格。食品站收猪的头格是一百二十斤毛猪。要是端午、中秋、过年轮到我们家杀猪，分肉抓阄抓到我们家的都认为是手气背。因为分到的肉没有什么膘，想熬一点猪油都没办法。逢时遇节能安排到杀猪是一件幸福的事，除了能够按劳力、人口分肉以外，猪头、猪脚和五脏六腑都归主家所有。特别是那两扇板油，膘肥的猪足有十多斤。有了这两扇板油，一家三五个伢崽来年都能养得活蹦乱跳。

母亲总是为不擅养猪而愧疚。别人家杀猪，屠夫和帮手将猪往屠砧上拉，主妇则站在猪栏门口用潲瓢敲击着潲桶，“来——来来”不停地大声唤猪。这里面有两层含意，一是召唤将亡之猪的魂灵，祈望来年再养一头肥猪；二是向全村宣告她是一个会养猪的主妇。我家难得杀猪，母亲也从来不敢举行这个仪式。她心怀愧疚，担心招来别家主妇的嘲笑。其实养猪又有什么诀窍呢？猪和人一样，吃得好才长得快。我父亲是砖瓦厂的工人，拿死工资。只有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主粮杂粮都分得少，自留地也少。我们兄妹五个饭后喝完米汤又喝涮碗水。潲水里找不到一片剩菜叶子。我们家的猪从生到死也得不到几粒油花，怎么长肉？

这只杂交的猪崽却有些与众不同。它和它的前辈们一样，来我们家后吃的也是猪草拌糠头，但它就像是一个乖巧而得人疼的孩子，对母亲每天出工带回来的猪草表现出无限的喜爱。两把糠头仿佛就是它的油盐酱醋。它还会洗碗——舔干净青石猪槽，然后就在稻草窠里安稳地睡觉。随后，父亲的预言得到印证，它一天天地茁壮起来，给母亲艰辛的生活带来了热望。母亲想，这头猪一定能够帮她摘掉心头那顶愧疚的帽子。父亲的想法是希望这头猪能长到二百斤，到时候他就去找大队申请自屠。妹妹、弟弟尚小，大哥、二哥和我正是抽条的时候，大家都太需要猪油的滋润了。每天母亲喂猪的时候，父亲便要岔开拇指和食指，从猪脖颈一下一下弓到猪尾节，关注猪的长度就像关注我们兄弟的高度一样。

到了农历七月，父亲说从猪脖颈到猪尾节已经有六弓了，而且那猪的体型也如父亲当初所言，高脚伶仃。父亲说，这样大的轮廓，要是有红薯玉米追膘，长到三百斤也没有问题。那头猪得到母亲的关爱与父亲的鼓励也是满怀信心，密切地配合着父母的愿望，向着他们共同制订的目标奋力冲刺。

就在父亲和母亲各自的憧憬登峰造极的时候，那头猪却在前进的道路上轰然倒下。有一天，母亲提着潲桶来到栏边，猪没有像往常一样闻声而起。母亲将猪食舀进猪槽。猪只是哼哼了两声，一动不动。母亲没有在意，认为是猪不饿。到了晚上，猪槽里的猪食还是原封未动。猪仍在稻草窠里睡觉，喉间发出的是锯齿音。父亲拿来一根竹竿将猪驱赶起来，见猪的屁股上挂满粪便——拉肚子。父亲蹙着眉头说，天还早，我去镇上兽医站找聋子母舅拿几粒药来。

猪吃了药并不见好。第三天，聋子母舅骑着自行车来给猪打了针。聋子母舅姓黄，是金城镇兽医站的兽医。他属于重度耳聋，任你问他什么，以不变应万变，他只有两个回答：吃药或是打针。全金城人都叫他黄聋子。他有个姐姐嫁在我们张湾，独张湾人叫他聋子母舅。他对张湾人也别有一份亲热，总是随叫随到。

聋子母舅行兽医二十余年，却不能妙手回春。本来正是长膘的时候，那猪却一天比一天消瘦，醉酒一样，站也站不稳，慢慢地，便倒了地，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

趁早补一刀算了，还能落几斤肉吃。父亲就是这个时候生出杀猪念头的。母亲初始反应很愤然，厉声回答父亲说，人畜一般，人吃五谷杂粮得病，猪吃糠头麸皮还有不得病的？得病治疗就是。猪栏和饭厅之间就隔着仄仄的灶屋，猪听见了母亲的话赶紧哼哼两声表示赞同，也可能是对父亲的抗议。过后几天，父亲再说补一刀算了，母亲的驳斥便有些绵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莫急，明天再请聋子母舅来打一针。猪听见了也不哼哼，只有一声长长的叹息。聋子母舅已经来打了上十针。开始，聋子母舅将长长的针头从猪耳后窝扎进去时，猪还抽搐一下，后来便一点反应也没有。今天中午，聋子母舅又来给猪打了一针，临到午茶时却连母亲下的面条都不肯吃。他是一个讲究职业道德的人，全金城镇人都知道这是猪已不可救药的预兆。

趁早补一刀算了，还能落几斤肉吃。晚饭后父亲再次重复这句话时，母亲的表情虽然很是悲戚，但已无言以对。

二

在我的印象中，由于物资匮乏，那时候人们对畜禽的杀戮总是满怀激情，逢时遇节杀猪的时候，必然要招来许多人的围观和评说，就连宰杀一只不再生蛋的老母鸡也会引起左邻右舍的一阵骚动。对青蛙和鼠雀的杀戮则是顽童们日常的游戏。当父亲的决定得到母亲的默许时，我看见大哥和二哥的眼睛立时放出光来。这样的杀戮自然是不请屠夫的，这应该是一场秘密的杀戮。大哥年纪稍长，已经有了一些重大家事决策的参与意识和家庭责任的自觉担当。二哥和我们并不懂得猪的不治将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重大损失。塞满我们脑海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吃肉！二哥躁动得有些坐不住，对父亲说，我们家只有菜刀和柴刀，怎么杀？这好像确实是一个难题。我猛然想起母亲的五斗柜抽屉里有一把长刀。那把刀有一尺多长，单刃带尖，是母亲用来割鞋底毛边的。我认为那把刀完全可以胜任，带着邀功的激动拿过来问父亲这把刀行不行。父亲对着灯用拇指面试了试刀刃，认同了这把刀。二哥连忙从父亲手上接过那把刀说，我再去磨磨。我和妹妹弟弟便跟着二哥一起去看他磨刀。

那时候，对牲畜的杀戮有着繁琐严格的审批程序。宰杀一头已经不能负耕的老牛要公社批准。公社在盖章批准之前还要派人实地考察，要真真切切地看到老牛已卧栏不起。猪的屠宰要在保证完成年度派购任务的前提下由大队批准。这样一头七八十斤的臊子猪，大队的牲猪存栏已经记录在案。那时候，一个人可能没有户口，但每一头猪必有户口，如果擅自宰杀，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定性。父亲认为不能自找麻烦，猪虽然只剩下一口气，但要想落几斤肉吃还是要得到生产队和大队的批准。

父亲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当即起身去请生产队主任来看猪的病态。一家人隆重陪同生产队主任来到猪栏边，声势也不算小，但猪却不懂一点礼貌。父亲用竹竿猛烈地抽打，猪还是坚贞不屈，纹丝不动。父亲转身对生产队主任说，你看，早失了魂魄，就剩下一口气了。过后，生产队主任抽着父亲递上的“恒大”牌纸烟问，聋子母舅来诊过吗？父亲说，诊了半个多月，前后打了十几针。主任接过父亲递上的第二支纸烟时说，这猪是病得不轻，但也快上百斤了，没有那么好杀，我做不得主，要大队批准。主任走的时候，父亲把剩下的纸烟往他手里塞。主任不肯接手。父亲说，你晓得的，我又不抽烟，纸烟拆了不抽还不是要霉掉？主任这才把纸烟接到手上说，明天我跟大队主任先说一声，过后你自己去找他。

第二天，父亲带着一包“大前门”牌纸烟去找大队主任。拉拉扯扯，大队主任算得上我们家的一房远亲，与我父亲是老表关系。去年，他家造房子的时候找我父亲买过砖，出的是三级钱，拉的是一级砖，欠着父亲一个人情。他接过父亲递上的纸烟说，老表我晓得，老表我晓得。诊不活的猪，是不如补一刀落几斤肉吃。要大队批什么？大队批了还要占你一个自屠指标。老表就说猪病死了，杀的时候把猪嘴缠起来，莫让左邻右里听见响动就是。

父亲带回来的消息让我们振奋不已。谁能够抵挡得住吃肉的诱惑呢？我现在完全理解了为一顿饱饭而变节或失身的行为。这才是真正的人之常情。我们端午节的时候吃了一点肉，已经快三个月没有闻到肉味了。端午节吃肉不但没有给我们带来快乐，反而有些伤痛的积淀。那一天，母亲指派我和二哥到皮根叔家里去分肉。那也是一头没有什么膘的瘦猪。这说明皮根婶是和我母亲一样不擅养猪的主妇。我们家七个农业人口，每个人口四两，分回来二斤八两肉，一块元宝骨头就足有半斤重。我父亲提起来一看，认定是屠夫欺负我们哥俩年纪小。他提起那刀肉赶回去找屠夫评理，其实他的真实意图是希望能得到一点补偿。父亲的本意是要在怒骂中将那刀肉掷到屠砧上去，但是他由于愤怒而手头不准，那刀肉撞到屠砧的边沿落到地上。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皮根叔家卧在屠砧下等碎骨的大黄狗却是眼疾嘴快，叼起那刀肉飞奔而去。皮根叔抄起扁担去追赶，狡猾的黄狗立时使出杀手锏来，叼着肉一头钻进两屋间的窄罅。等皮根叔绕到屋后，黄狗和肉骨早已无影无踪。

那时，肉已经分光。生产队主任最后的裁夺是父亲和黄狗各负一半责任。端午节，我们一家只吃到从皮根叔家自留的猪头上割下来的一斤半槽头肉——幸好猪头下得大尚有割肉的空间。母亲拿着那块潮红的槽头肉束手无策，一边落泪一边埋怨父亲不该。父亲则因知错而无所适从。这个端午节的晚上，母亲给我们炖了一钵槽头肉豆腐汤。这钵肉汤虽然同样很香，但为了让我们兄妹能多吃点，祖母和父母三个大人都没有往钵里伸筷子，我们吃起来也没有以往那么放肆。

端午以后，父亲一直为这件事愧疚，但有什么办法呢，猪肉由金城镇食品站独家供应。要想买肉，不光要有钱，还要有肉票，但这两样都是我们所没有的。猪病入膏肓自然不是父亲的愿望，但既然这头猪必死无疑，那么就给了父亲一个释怀的机会。

趁早补一刀，落几斤肉吃。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也是父亲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目标。

三

今夜杀猪。吃完晚饭，父亲将饭碗从面前推开后忽然宣布，说得我们的心乒乒乓乓地跳起来。其实，自从父亲的双脚跨入门槛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目光便像射出的利箭，紧紧地追随着他。关于那头猪，父亲带回来的是一个怎样的消息呢？盛暑时节，家家的晚饭一般都在门口的稻场上吃，四伯三叔的能够边吃边聊。少年们的日课便是饭前洒水压尘降温，把饭后乘凉的竹床和小饭桌搬出来，摆好碗筷和锅罐箍。那一天我们在二哥的带领下格外的积极。父亲总是将重大的家庭事务决策放在晚饭桌上来宣布。我们的目的昭然若揭，就是希望父亲能够心情愉悦，在晚饭的桌上宣布那条杀猪的好消息。父亲先是站在门槛里看着我们忙忙碌碌，沉吟片刻后，一抬手把二哥招到身边对他说，老二，夜饭在堂屋里吃。村上有个俗成的规矩，炎热的伏日里关起门来在堂屋里吃晚饭，要么是家里来了贵客，要么是要在饭桌上商量重要的家事，或者是有不便于与邻居分享的美食。这样就没有人上门打扰了。得到父亲这样的吩咐，我们感觉到好消息就在父亲的喉咙里，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晚饭桌上，我们的嘴巴就着碗边，筷子在饭碗里心不在焉地搅动着，目光始终不肯放弃父亲。我们盼望着他早一点吃饱饭。果然，父亲一推饭碗，便向我们宣布了那个滚烫的消息。

二哥和我是这个计划最忠实的贯彻者。按照父亲的安排，就用母亲割鞋底毛边的那把长刀，二哥决定再磨得锋利一些。还需要一扇门板来代替屠砧，我们立时卸下一扇耳板来。没有烫猪的肉盆，父亲决定用煮猪食的大锅来替代。二哥要去涮锅，母亲没让。父亲想起来大队主任“莫让左邻右里听见响动”的嘱咐，我们立即找来了一截捆猪嘴的麻绳和一条蒙猪头的破麻袋。

我去抱柴来烧水吧？做完这些事后，迫不及待的二哥问父亲。父亲说，再晚一点，现在还不到时候。我想起来每次看杀猪时，那待杀之猪在屠夫的拖拽下四蹄犁地，嘹亮的呼号响彻云霄的情景，认为父亲的决定是无比英明的。其实那天晚上，天地万物仿佛都懂得我们的心思。月亮一直躲在云层后面不露脸，全村的狗都像事先得到了指令一样，没有一声鲁莽的吠叫。

三声悠长的汽笛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那是上水的“东方红”号客轮停靠长江北岸的广济港。这种被老辈人称作“洋船”的客轮现在一律改称为“东方红×号”。它们日夜兼程地来往于上海与武汉之间的江面上，除了载客以外，还兼带着为长江两岸的百姓报时对表。此时的三声汽笛是告诉大家到了夜里十点。三声汽笛过后，陆续传来各家户枢吱吱嘎嘎的转动声。夜的主宰交给了狗，妹妹弟弟耐不住困意已经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