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妈家(散文)

去姑妈家做客，心里感觉幸福，那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

姑妈是家里长姐，有两弟一妹，我爸就是最小的那个。

民国时爷爷奶奶一直在常州经营绸缎铺，家境还过得去，有房住有饭吃有钱赚，听讲唯一的难过些，是国民党兵过境，占了家里正房当军官住所，爷爷全家只能在偏屋里挤了一星期。国军不是土匪，并不抢东西毁东西，临走还给了租金。一九四九年解放后，姑妈女大当嫁，经人介绍，和在粮油进出口公司当职员的姑父喜结连理，迁到上海过日子。姑妈生了两个儿子，都比我年长十多岁。

奶奶病得不是时候，病重住院那一周，原本已被抢救回来，可惜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了上海，医护人员全部上街，要见证属于地球人的伟大时刻。奶奶突发心痛，姑妈奔跑在医院长廊，诊室里空空如也，主治大夫拿着红色小纸旗，在街上人流里踮脚远眺。那个后来在水门事件中身败名裂的美国人，穿着笔挺西装，像南极企鹅走进蓝色人民装的海洋……大人物对小人物而言，就像大象过树林，难免踩踏几只无辜的青蛙或兔子。奶奶这只羔羊，就此上了天堂。

姑父姑妈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会生活的上海人的代表。姑妈巾帼不让须眉，从立信会计学校毕业，当了国有工厂的财务科科长，夫妻俩都高收入，姑父还有搞到各种紧俏食品的门路。所以，对我和妹妹来说，去姑妈家过礼拜天是味蕾的节日。

从江宁路的家出发往北走，我们总步行去姑妈家。第一个十字路口是武定路，左手是乌龟车停车场，停满了天蓝色薄铁皮的乌龟车。这是上海七十年代唯一的出租车，三个轮子一个在前两个在后。人要弯腰曲臂，像刺猬那样紧缩在客座上，抬起眼睛给司机指路。而我这种小孩，不需要低头，可以望望风景。只是迎面来一辆风尘仆仆的大卡车时，也会下意识学大人蜷缩进薄皮车，如花盆里遇到翻土铲子的西瓜虫，害怕成微小的圆球。

乌龟车停车场对面，有两个好地方：一是武定饮食店，二是武定浴室。

穿过武定路，街边上有一些小店小铺子，我记得有一个非常光亮的合作社，我和妹妹走到它门口就立定，阿爸于是打开皮夹子买绿豆棒冰和赤豆棒冰给我们解馋解渴，冰砖肯定不买，因为姑妈家必备。冬天的话，我们会买一包脆麻花，或一袋油果，一路尝尝苔条味或甜霜味。选择朝北走，就因为有这家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店。如赶时间，我们会沿着康定路转到常德路，再穿弄堂到胶州路武定路口姑妈家住的小洋房。

其实从家里出来，朝南走新闸路转常德路更近。朝北走固然满足了口腹之欲，却在临近姑妈家时要穿过武定路菜场，鱼腥味是我的克星。

七十年代的菜场不可能看到活鱼，也没有冷冻柜台，那些死后想必已投胎好几次的鱼，它们的第一次肉身经过说不明白的诡异旅程，刚出现在武定路菜场，带来年深月久的海洋动物尸臭，固执地粘到你鼻黏膜上。我捂紧鼻子，一路在铁皮柜台间疾走，腐臭的菜叶和西瓜皮让我打滑，我在摔进烂鱼堆的恐惧里向老天祈求保护。夜里回家，野猫在腥臭的铁皮柜台间跳上跳下，我们总选择与来时相反的方向，躲过臭味从新闸路回家。

于是，我们绕着这一片属于静安区的住宅群，每周循环往复。

姑父和姑妈在上海混得不错，住石头小洋房的二楼，分配到一个长方形房间和一个带厨房的小居室，却并不连在一起，中间隔着一户邻居的小房间和公用的楼层卫生间。

隔在中间的邻居是老工人李师傅和他老婆李师母，既然称为师傅师母，说明他们是有手艺的技术工人。在二楼，还有一家占了两间大房的邻居，男主人从不出房门露面，他老婆庄家姆妈是个高声说话的北方太太，还有一个女儿，一看也是北方人种，高大而丰腴。我们必须讲礼貌，一路低头顺眼招呼着庄家姆妈和李师母，乐呵呵走进姑妈的厨房兼餐厅。

姑妈有高而圆润的额头，白得晃眼；戴上眼镜便有知识女性那种风采。她从不采纳庄家姆妈和李师母咋咋呼呼的任何建议，不言不语，如听耳边风。等两位女邻居在我们面前说够了，各自退进自己房间，如寄居蟹倏然消失在壳子里，姑妈才莞尔一笑，像赞美世界终于恢复了秩序。

她从捂了小棉条的保暖杯里掏出光明牌冰砖，那蓝色妖艳的包装让我们的童心像鲜花绽放。姑妈之所以让我敬仰，首先在于派头大，每次都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大碗，一人一块冰砖。她安详地把我姆妈的抗议挡在微笑之外。什么“吃多了拉肚子”？一块冰砖而已，吃坏谁的肚子？

妹妹伸过扎着小辫的脑袋，对着我耳朵说：“姆妈是个小气鬼！”

可让我觉得不同凡响的是姑妈的品位，所有我认识的人家，让小孩子吃一块光明牌冰砖就像吃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你不得不一勺接一勺对付那些奶油块儿，虽好吃，终是寡味。姑妈完全不会让你呆吃，她每次都在冰砖旁用车花玻璃碗盛一些绿葡萄干和奶油花生米。

姑妈好像读懂小孩子的心，她用精致的网眼罩子罩着一台子做好的冷盘，她和我们一样决不想耽搁揭开网罩子的激动时刻。但是，我们吃完冰砖，必须先到表哥们的大房间玩一会儿。

表哥们的长方形大房间就在楼梯口，窗户对着对面那栋小洋楼，可看见漂亮的石头外墙和铁条拗成的西式护窗栏杆。没鸽子停在栏杆上时，麻雀成队落在上头，像人脖子上的小小疣子，抖动着。

我最爱的是墙角的小边柜，柜子有六七层抽屉。某个抽屉里有一副跳棋，棋子是各种各样的玻璃珠，珠子大大小小，在抽屉里滚成一片妖异的色彩。除了跳棋，表哥收集了不少剪纸，不是农民家那种红色的喜庆式样，而是《敌后武工队》《三进山城》和《鱼盆》的故事片花样，自己用铅笔从背面拓样到蓝色或绿色油光纸上，拿刻字刀刻，刻完夹在书页里。

大表哥已经工作了，在西康路拐角上的电子修理部当修理工，他圆面孔暴突眼，不爱说话，但收音机、电视机和录音机到了他手里，都会从卡壳的死相里活转过来，重新咿咿呀呀地唱。

小表哥还在上高中，他的鼻子是鹰钩的，眼睛也有点凸，长得像电影《叶塞尼娅》里的魔鬼胡安。大表哥把他们的房间弄成一个大修理铺，报纸堆成小丘，床上摆放工具；小表哥把哥哥的东西收拢来，堆在墙角，自己在厘清的桌子上画服装设计图样。兄弟俩老是针尖对麦芒。

“吃饭啦！”我们留着听动静的耳朵终于听见了老远厨房里姑妈的一声轻唤，她略微提高嗓音，像对屋子一角打盹的人说话，可我们就是有本事从楼房的另一角听见！对这点，大表哥宽厚地笑笑，小表哥就要作弄我们说那是楼下人家开饭，让我们下去吃。我学到一句话，字面上可对抗小表哥，就教给家妹，听她奶声奶气说小表哥：“你要么是吃饱了撑的！”我的逻辑：姑妈菜做得好吃，表哥一定吃多了，所以不馋！

绿纱的网罩已消失无踪，一股香味飘在兼当餐厅的灶头间里，姑父从他听收音机的小卧室走了出来，他是个小老头，笑眯眯的，从来姑妈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和我爸一起把圆桌子抬到房间中央，我们围一圈坐下来。

午饭吃的是糖醋排骨、桂花肉、红焖对虾、蒸腊肉、炒乌笋、木耳炒地梨和蹄髈汤，姑父是粮油公司的，所以他们家吃虾都吃市面上看不到的大对虾，几乎够得上大吃大喝的标准，因此，姑妈把灶间的门关上。

大快朵颐之间，姑父和我爸讨论我们江宁路房主家的事情。我一块接一块吃油汪汪香喷喷的桂花肉，想起房主家大爷叔和小爷叔的潇洒日子。他们早上起来，孃孃已烧好了热水，请他们洗脸刷牙，然后从红漆屉盘里拿出切成两半的咸鸭蛋、小油煎过的榨菜丝、雪里蕻咸菜，一起吃粥。早饭后，小爷叔和大爷叔一个看《文汇报》一个看《解放日报》，一字不漏。在早晨十点多钟的太阳里，看完报纸的兄弟俩和嫂子、妹妹以及在家的侄子侄女闲聊，等开中饭。中饭是好辰光，要喝一壶由孃孃加上姜丝温热的特加饭，特别有兴致的日子不喝特加饭，从一个缸里倒绍兴朋友送的酒。下酒无非是霉干菜、酱蛋和炒菠菜之类，喝得脸有些红，兄弟俩就睡午觉，打着悠长的鼾声。下午四五点醒来，去马路上一直往南逛到南京西路，转东到王家沙买个黄松糕，或在雷司令买个面包，转回来准时听收音机里的评弹：咚咚龙滴咚……晚上我回家随父母吃晚饭，不太知道两位爷叔还喝不喝酒，但七点半他们就睡了，趴在二楼地板上，还能隐约听见他们安安心心的鼾声，只有良心平安的人才有的那种鼾声。

姑妈不插嘴，总最后说一声：“那是好人。”虽然大家都明白大小爷叔是落了难，房子被征用，家财被没收，连工作也被剥夺了。两个圣约翰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做的只是“改造”。

我吃饱，趴在灶间窗户上望洋眼，下面是一个民宅中的煤球工厂。工厂的场院里堆着乌黑闪光的煤，铲车在黑坡上晃悠，有时拉煤，有时倒煤。这里加工好的打孔的煤饼和鹅蛋大的煤球，会由小卡车送到大街小巷的供应站，让上海人家生出每天的炉子，吃上热食。

我爱听煤球厂“咚咚”的机器声，越过煤堆，对面那栋居民楼前有棵冠羽丰满的高大泡桐，每到春天就开满紫色有斑点的大花，好比一张张垂着厚下唇的驴嘴巴。有一群私人养的鸽子，亮着鸽哨，在居民楼上空翻飞，像被大风驱赶的浓烟。

午饭后，大表哥常带我和妹妹出去逛街。姑妈寄居的小洋楼门口有一雄一雌两棵白果树，秋天会落下金黄的冠状树叶，我们每次都要讨论一下两棵树的年龄，然后在周围长相雷同的居民楼间逛荡。

上海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是一个形容词：静止。我们在住宅间探看，一切全是静止的。小弄堂最关键的元素是墙，这里有无穷无尽、七拐八弯、装备着碎玻璃片的墙，我们伸出小孩子稚嫩的手指，在冰凉坚硬的水泥墙和砖墙上触摸，抬头看防盗碎玻璃那变幻的颜色，有透明玻璃，有棕色的玻璃，有墨绿色的玻璃，也有红色和蓝色的玻璃，玻璃砸成尖锐的三角，用水泥糊得黏黏巴巴的，直刺围墙上的天空。

我和妹妹交换了一下看法，觉得小偷是一个可怜的职业，一不小心，就会像一块腌肉那样，被玻璃刺穿，挂在众目睽睽的高墙上。印象当中，没有人可承受那样的苦恼，只有邻居丁家姆妈偷偷在房里拜的耶稣，才垂着头，张开手臂，流出了没人肯流的血。

小弄堂除了墙，就是紧闭的门。我们看见一扇接一扇红色落漆的木门，像不肯说话的嘴，掩藏住门背后的人和他们的机密。唯一毫不掩饰的是万国旗般晾晒的衣服，一根根竹竿从二楼的老虎窗里挑出來，长裤滴着成串的水珠，白衬衣在跳舞，女人的最隐秘的内衣，平时在人身上躲得严丝密缝，想一想也是罪过，晾到竹竿上，就像是公开浪荡的婊子，奶罩炫耀着暧昧的粉红，在风中一鼓一瘪，内裤耷拉着细长的身子，和“咸带鱼”绞在一起，然后突然在强风中鼓出成一幅画，丝丝缕缕都凸显在男人的眼里。实话实说，上海人公开晾晒的女人内衣，给了我们这代人最早的性教育，并且是强制性的。

有时我们在弄堂里看见彩霞满天，有时雨后的彩虹在居民楼上架桥，只是，唯有大表哥带着我们抬头欣赏小市民生涯中的壮丽景色，我们周围一片寂静。

居民们都在周末的午后沉睡，或者在室内打毛衣，无声地送出一针针。我们站在他们的门口和窗下，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倒是野猫从屋顶檐口探出头，投射质询的目光：你们是谁，如此快活地在寂静中放肆吵闹？

这样的周末拜访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爷爷早逝，姑妈长姐当父，为两个弟弟支付教育费用，供他们上大学。而我爸是最小的弟，比姑妈小了十七八岁，恐怕姑妈在他身上倾注了最初的母性。父亲上大学正当三年自然灾害，可是，姑妈学期头上塞给他一袋子奶糖，学期结束他竟能原封不动带回来还给姑妈。姐弟间互相惦记着，以至于把彼此的生活，都以礼拜天当纽扣，交织在一起。

我们的注意力暂时被姑妈邻居庄家的悲剧事件所吸引。

庄家是东北人，女儿又高又丰腴，好比一只亮丽的大号气球。因为没儿子，漂亮女儿给庄妈妈找来个倒插门女婿，这女婿瘦瘦细细，和老婆差不多高，两个人拍的结婚照挂在房间墙上，我们去贺喜讨糖吃看了一眼，倒很欢喜登对。等真人出来，我和妹妹偷偷笑了，认为他们夫妻俩往一块儿一站，就像是丝瓜傍着冬瓜，茶杯加了个柄。

庄姑娘结了婚，很快就怀了孕，不知道通过什么医生朋友一检查，预报是个大胖小子，这可把庄家乐坏了！大外孙子可不得了，就盼着添丁纳福呢！女婿每天去上班，庄妈妈其乐无穷地照顾起了女儿肚子里的大小子，上午熬粥，粥里要放红枣和枸杞；中午喝肉骨头汤，骨头是庄妈妈和菜场里卖肉的大叔套交情专门留的带骨髓的；下午睡完午觉，又要喝牛奶；晚饭每天都吃鱼，半夜了还要下一个水潽鸡蛋，放上些酒酿。我几个星期没看到庄姑娘，等看到她大着肚子出來，原来的身材又宽大了一圈，像楼里出了个日本相扑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