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水之泊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认为人的指甲是从末端生长的，就像植物那样，最前头的总是新生的部分，头发也是这么回事——潘雨投来一张照片，她把头发的根部染成了蓝色——直到有一天亲眼见证了自己的指甲从断裂到生长的过程，我才发觉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指甲和头发生出来就是死的，我为自己不是一株植物感到悲伤。

这不是我要跟你说的重点，那天晚上我一刻不停地盯着自己的指甲，潘雨坐在我的对面，当我看她的时候，她的眼神就躲开，所以我只能盯着自己的指甲，试图亲眼洞察它的生长。我们当然也聊到指甲的事，并惊奇地发现我俩在这个问题上有过相同的误解。我用那把三七牌指甲刀背面的锉子打磨着右手中指的边角。这是一个富有暗示意义的动作，毋庸置疑，有很大那么一部分我的动机不纯，潘雨一定也看见了；她的指甲是亮紫色的，一个关于她指甲的秘密：它们生来就五颜六色，它们是活的。你能注意到她每一根手指侧面留下的疤痕，最最开始当她还是一个啼哭中的婴儿时，手指之间连着一层半透明的蹼。她的话我都信了。在这段说不上有多长的时间里，我习惯了把这双不同寻常的手握在手心里，然后等着它们不动声色地从我的手心里溜走。

潘雨总说，“你的手好冷。”

与她告别的时候，我想必须要送她些什么，以防某一天我忘记她，这是一个谎言，比起这个，我更害怕她会忘记我。我们站在路口等清晨的第一班车，风很大，我想拉她的手，她说，不行。我想把外套给她。她说，不行，你已经送过我东西了。我说，那不一样。那支蓝色大理石纹的原子笔现在躺在她的口袋里，上面刻着她的名字“雨”，为它我跑遍了一整条福州路，现在已经没多少地方卖这种文具了。第一班车过了半个小时还没来。

我从钥匙串上解下那把三七牌指甲刀，说，留下这个吧。她就接过去。

我要跟你说的是，作为一个男人，我的身上有两股驱动力，一股来自上半身，一股来自下半身。这个说法很粗野，显得无可救药。当我三次吻她的时候，这两种驱动力轮番作用，然后混在一块。后来我才想起，那把指甲刀是四年前吴恬送给我的，那时候我们都还在上大学，现在我差不多快把她忘干净了。从我有那把指甲刀开始，我就习惯把它串在钥匙串上，时不时拿出来锉两下指甲，搞得你们都以为我有洁癖。王远这老小子笑得最起劲，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笑什么，再后来他就毕业走了。

当然啦，潘雨不会认识他们，尽管她也是东师大毕业的，和我同一年：我也老跟她说起过去这帮人的故事，她就是听着，然后笑一笑，过一会又陷入沉默里去，周而复始，沉默的时候喜欢捏自己的手指节。她总把那些醒目的疤痕藏在袖子里，一藏就是二十五年，只露出手指尖，敲打玻璃杯的底座。我们今年都二十五岁了。

我说：“我要是早点认识你就好了，比如说二十岁，我那时怎么没在学校里认识你呢？”

“现在也挺合适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们说的压根不是一回事，潘雨恐惧提及二十岁，我喜欢她的微笑，可她告诉我她的微笑是用来附和别人的，所以看到我的时候不怎么笑，算是一种真诚。我能嗅到她的局促不安，她的手挣开我的手，不是第一次。我隐隐感到她身上的一种气味，一种悲剧性，一种仿若反复被河水洗涤过的栀子花香，护手霜的味道。我几乎能肯定，通过她寥寥无几又戛然而止的叙述，那种气味来自她的十八岁，在高楼大厦包围中生长到的十八岁，现代性早早地在她瘦小的身躯里扎根，为了掩盖这种气味她不断地抽烟，当天晚上抽了很多很多烟，然后告诉我抽烟没法使她上瘾，喝酒也不成，如果有可能的话，她会想试试更可怕的东西。那就只剩下吸毒了。我心里想，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开始。

白天里我们曾一道重访了东师大，重新见到了二十岁时的那面人工湖，沿着实验楼南侧的楼梯往上爬的时候能逐渐看到湖的全貌，在我的记忆里，它一度像一面镜子。这副好景没有持续多久，就像我二十岁的欢愉也很短暂，你应该也记得：大二下半学期的春天，湖泊一夜之间被抽干，留下湿漉的、褐色的湖底和水草尸体，大半个东师大的学生站在湖边看着，太阳逐渐升起，阳光穿过一丛丛的头发，二十一岁整的我抱着一大沓刚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潘雨说，那时候她的头发是浅灰色的。那时候我的指甲刚刚经历了一次断裂然后重新生长。

我们趴在楼梯的栏杆上，望着时过境迁，已然生满杂草的湖底，通往天台的拐角多了一扇铁门和一把大锁，太阳照不到的地方爬满青苔。她把下巴抵在栏杆上，我伸手去抚她的头发，然后我们短暂地回到十九岁，一个本该无所顾虑的年纪，闭上眼睛感受舌头的温度；这是我二十五岁第一次吻潘雨，这辈子第二次吻一个姑娘。它不像第一次那样饱含热情，她的身上有一层透明的壳，尽管如此，她的心脏依旧跳动得很快，后来她告诉我，她仅仅是贪图接吻的快感。背靠上铁门，铁门就哐啷啷地叫，她的眼睛闭上，我的眼睛睁开。下雨了。我们刚从盒子里拿出的香烟被雨水打湿，打火机咔嚓作响，阴燃的棉芯点燃了我的烟，然后我的烟点燃她的烟，棉芯就彻底不见踪影了。

因为我还沉湎在十九岁的幻觉里，我会想对她唱一首歌：

二十岁时剪去长发

二十岁时学会善良

二十岁时戒烟。

韩国产的万宝路烟盒上有一个年轻男人的黑白遗像，叼着根烟笑容灿烂，边上有两个女人在哭，一个头发花白，一个年轻一些。潘雨嫌万宝路太冲，于是抽她烟盒里最后一根爱喜。她的嘴唇变成薄荷味的，后来我发现手指也是薄荷味的。到电车站的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噼噼啪啪砸在我们头顶的塑料棚上，我想象着雨水会不会把那块干枯的湖泊填满，闭上眼睛的工夫我们错过了一班电车。那一刻我觉得等待和短暂的延续是一种幸福，也仅仅是那一刻。

事实证明，这么大一面湖不再有被填满的可能了，这事让人绝望。二十一岁学校的湖被抽干之后露出狰狞而模糊的湖床，不久之后就开始散发恶臭，让每个东师大的学生路过时都得捂着鼻子臭骂两句；这种情况持续了整整两个月，直到某个春天，风和麻雀带来远方的草籽，洗去湖床上最后一点污浊，绿色的生命从零发生，每一个路过的学生都会指着那抹绿色说：“我操，长草了！”

是的，王远就是在那一年毕业的——湖底开始长草的那一年——也是在那一年我忽然变得很孤独，一种年轻时无病呻吟的孤独加上一种真实的孤独，让我在厌恶一切的同时渴望一切。无独有偶的是，正是在那时吴恬也走了；她走的理由让我无法理解，此前我们刚吵了一架又和好，过了半个月，她说她想一个人去旅行，旅行归来就告诉我：我们分开吧，因为你变了。我说，我一直都像一棵树一样站在这里，没有去新的地方，没有认识新的朋友，没有新的兴趣爱好，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哪变了。

她说，这种变化是内部的，蚀刻在你的脑袋里的，所以你也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变了。

我说，好吧。一个很轻蔑的回答，当这两个字从嘴里跑出来的时候我才惊觉自己成了自己一度无法理解的样子，从那一个瞬间开始，我对吴恬的记忆如潮水退却般疾速减少，到最后变得屈指可数，只剩下某种由指甲刀隐喻着的情欲。吴恬和我迈入危险的第一步是一杯苹果汁，那时人工湖里还有水，还有乌黑色的天鹅，长凳上没有被刻满电话号码和廉价的情诗。她喜欢咬我的手指，和潘雨咬我手指的理由很不一样，一个重得让人窒息，一个轻得让人窒息。我忽然想起来同我相比，吴恬是一个真正的乡下人。

我对潘雨的一个误解是，我以为她身上散发的悲剧是真的，来自她的命运，换句话说，我看见一双充满故事的眼睛。可是我忘了她是一个上海人，父母双全，家庭美满；而我是小镇来的，母亲从我八岁那年开始就消失了。我们对这座城市的嗅觉不同，我们对自身重量的评估也不同。所以误解来自差异性。

多数时候她是诚实的，她说我太认真了，她说她不爱我。

潘雨不是一个活在过去或者活在将来的人，她像一张纸片一样飘着，飘荡的处所是现在，我就欺骗自己说，我喜欢很轻的东西。当我发觉自己无法用上半身的驱动力留住她时，我还有第二套备用的模式来自腰部以下。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很别扭且脆弱，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因为那并不是我所擅长的，难以忍受的即时性，她用一个令我难以忍受的词形容自己：轻浮。我说，你几岁了？她说，二十五岁。对我来说二十五岁还很年轻，没有理由过一种建立于否定自身之上的生活。她说，因为你没有经历过。在她说完她不爱我之后我又一次吻了她，以表示现在是另一个留下她的理由；然后她看我的眼神变得很复杂。我有些醉了，她还没有。

她的毛衣底下穿的是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一整晚她的眼神都是那样的，一种半笑不笑的样子。解开她内衣的扣子耗费了我五分钟，为此她笑说你看上去不是很熟练，我说是啊。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全部伪装在她的面前无所遁形，我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人，一张无聊的白纸，一个目的论者；该夜一切的行动皆为解决情欲提出的问题，像身临考场一样，解题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所以我不能从情欲的过程中洞见任何愉悦，只有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才如释重负。她的脸上保持着那种微笑，抓着我的胳膊等待我写下最后一笔；句号落在她的肚子上。

我很欣赏王远这哥们身上的许多气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活在当下的游戏之徒，所以总是擅长让我们笑，同时也让自己笑；所以他和我站在这个世界的两头，他让情欲包围着，三天两头和不一样的姑娘上床，我同情欲殊死搏斗，言行举止像一个无可救药的性冷淡者；共同点是：我们都有随时被情欲吞掉的风险，不过是主动与被动的分别。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说不清楚自己是轻是重。吴恬和我的关系有一部分是让王远推动的；那种亦轻亦重的状态正从那时候开始：我的双脚坚实地贴合大地，脑袋在不远的空中观照自己，像在操纵一个开放世界游戏的角色一样。

我是从小镇走出来的，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小镇生长的速度显然比我要快，所以到十八岁的时候，我就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城里人，一个上海人，一个令人陌生的身份，嫁接到我四肢末端的现代性。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在那个年纪认识潘雨，否则她在我的眼睛里就和那些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一样了。让自由绑架的城里人，泛滥廉价的浪漫让城里人为之过敏，像东师大湖边春天飘满的柳絮一样。

在那个飘柳絮的季节王远提议逃离柳絮，去一个远方，于是在清晨跨越长江大桥的高铁列车上出现了那样富有画面感的一幕，王远和他的三个姑娘坐成一排，我和吴恬坐在他们后面。南京的梧桐此时刚刚染上新绿。夜晚我们待的那家酒吧门口就有一排那样的梧桐树，上面挂满了红的黄的彩灯，灯光把叶子照成透明的；在那里姑娘们轮流抽王远手上的烟，轮流喝他的那杯龙舌兰鸡尾酒。后来吴恬还把我的手指放到她的嘴里，她的眼睛里自始至终只有我，而我的眼睛里自始至终只有那几棵样貌滑稽的梧桐树。我们一行在玄武湖边租了一间民宿，两室一厅；在南京停留的三天里，所有人除了酒吧几乎哪里也没去，白天聚在客厅里打麻将；晚上吴恬和我就住朝西的房间，第一晚我们什么也没有做，蒙上被子就睡着了直到大天亮。次日见到王远他在厨房里煮面，我就蹲在角落里剥蒜，他笑着问我：“昨天晚上怎么样？”

我像还没睡够一样说：“啥？”

我把菜市场买来的四颗蒜全剥了，足够我们所有人这三天吃的，王远说看你是南方人，没想到这么会剥蒜。然后一整天我们都在打麻将，我虽然是南方人，但麻将打得很臭，所幸吴恬坐在我下家，所以我总刻意把牌输给她。再到夜里的时候，吴恬躺在我边上老盯着我看，我说你怎么了？她说睡不着。过了一个小时还是这样。我说你怎么了？她说你怎么不碰我？

我说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要碰你。

有一件事情我很清楚，就是那个时候我很爱吴恬，以至于我会想毕业之后娶她回家，在那个时候，能够彼此拥抱能够躺在一张床上就已经够幸福的了，幸福到让我忘记有欲望这回事了。可是毕竟她忽然提了，而且把我的手拉过去贴到她的腰上，欲望的绳结就不得不解开。我的手顺势爬过她的全身，从上往下，正要钻进她的花园的时候她说你的指甲太长了，然后就从包里翻出个指甲剪送给我。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唯独剩下的事情就是不停地做，夜晚也做，白天也做，好像我们除了此事生命就别无所求。等到饭点开门出去的时候，王远看到我的一双黑眼圈就开始笑；然后我也开始笑，因为他的黑眼圈显然比我还重。他说，“您辛苦。”我说：“您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