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大观（之九）

51.左性与正然与六个眼睛

情事稍歇，淫恶乍起。

“胡子苍白”的贾赦耽淫溺欲，竟看上了贾母房里的大丫头鸳鸯。

说项操办者是邢夫人。相比于王夫人的缺乏人道，邢夫人近于毫无人性；如果王夫人是不善，邢夫人则是丑恶了。

但曹雪芹从不直接褒贬人物，从不以作者视角发出臧否之言。

曹雪芹借助凤姐的人物视角来完成这个任务。邢夫人找凤姐过来商量鸳鸯的事，凤姐当然知道这事情不合适，她说出自己的想法与劝告，邢夫人根本不听劝，对凤姐的态度很是不满：

凤姐知道邢夫人禀性愚犟，只知顺承贾赦以自保，次则婪聚财货为自得……克啬异常……儿女奴仆，一人不靠，一言不听的……便知她又弄左性，劝了不中用。

这段话看上去只写了凤姐的感受，却已经写出了邢夫人的全部丑坏可恶。凤姐是媳妇是晚辈，邢夫人是婆婆是长辈，所以凤姐的评骘还算留有余地注意分寸，并没有说破。“愚犟”，说白了就是愚蠢，“克啬”，则是抠门，“一人不靠”，是孤寡怪僻，而“一言不听”其实就是不听人话。“左性”除了固执，当然还有歪斜与邪性的意思。可见邢夫人是一个本性上气质上坏到家的人物。甚至连泼辣果敢如凤姐者都不愿忤逆不敢得罪邢夫人。

邢夫人怕贾母不答应，“这事便死了”，所以，决定先去找鸳鸯本人说这事。她让凤姐先回去，她自己吃了晚饭再过来。这个时候，曹雪芹叙写了凤姐的精明与机变，同时也写出了做人做事之难：凤姐怕鸳鸯如果不依，她先过去的话，邢夫人定会怀疑是她走了风声，所以，她就临时编了邢夫人的车“拔了缝”的理由，非要跟邢夫人一起过贾母这边来。

两人同坐凤姐的车过这边来。凤姐又说自己若跟进去，贾母问起来倒不好，就让邢夫人先去贾母那边找鸳鸯，她则溜回了自己房。

邢夫人就一个人来到贾母处，先和贾母说了一回闲话再出来，假托要到王夫人房里去：

从后门出去，打鸳鸯的卧房前过。只见鸳鸯正然坐在那里做针线。

曹雪芹只用了“正然”两字，就写出了鸳鸯的个性为人。“左性”的邢夫人，碰到了“正然”的鸳鸯，这场事故的结局差不多也已经提前决定了。然而，整个过程，远非邪不压正这么简单，叙事的戏剧性与精彩程度都远超我们的想象。

先是邢夫人与鸳鸯的直接较量。邢夫人进去后，一面说，一面接了鸳鸯手里的针线瞧，“又浑身打量”（其目光一定仿若市场里的相马相牛者），坐下后“拉着”鸳鸯的手，把事情抖搂了出来。说完，邢夫人就“拉了”鸳鸯的手要去贾母那儿，“鸳鸯红了脸，夺手不行”。“夺手”二字，已经表明了鸳鸯态度之坚决之不可动摇。邢夫人以为鸳鸯害臊，就接着劝说，“鸳鸯只低了头不动身”。邢夫人继续做思想工作，还顺便自夸了几句“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读到这两句，天下的读者恐怕都得“呸呸”连声吧？却原来，让一个人显出原形的最好方法是自卖自夸），“鸳鸯只管低了头，仍是不语”。邢夫人接着啰嗦，“鸳鸯仍不语”（“不行”“不动身”“不语”“仍不语”，连用四个“不”字，既显现了鸳鸯的坚贞不屈，又叙写了邢夫人的催逼之甚，可联想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里的九个“不”字）。临走，邢夫人说她要找鸳鸯的父母说这事。

鸳鸯知道邢夫人一定找凤姐商量去了。她就躲了出去，来到后面园子里。先是遇见了平儿（凤姐已经把鸳鸯的事情告诉平儿，故意让平儿躲出来的），谈起这突发之事，鸳鸯说出一句让天下读者击节赞叹的话：

“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这会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作大老婆，我也不能去。”

这个时候，袭人边笑边从山石背后转出来。三人继续谈论这件事，平儿开玩笑叫鸳鸯“给了琏二爷，大老爷就不好要了”，袭人跟着说笑：“叫老太太说，把你已经许了宝玉了，大老爷也就死心了。”鸳鸯“又是气，又是臊，又是急”，直骂她们：“两个蹄子不得好死的！”那两人于是设身处地地担心贾赦的性子，怕鸳鸯“不得干休”。鸳鸯就又说出了一番声震云天的刚烈话来（预兆了她的命运结局）：

“纵到了至急为难，我剪了头发作姑子去；不然，还有一死。一辈子不嫁男人，又怎么样？乐得干净呢！”

接着，是鸳鸯的嫂子到园里来告诉这“天大的喜事”，被鸳鸯好一顿臭骂。骂得那叫一个痛快那叫一个淋漓。

再接着，因平儿问起，袭人就叙说了她为什么会躲在山石背后，她原是出来寻宝玉的，先看见平儿，后看见鸳鸯，“谁知你们四个眼睛没见我”。

就在这时，又听身后笑道：

“四个眼睛没见你？你们六个眼睛竟没见我！”三人唬了一跳，回身一看，不是别个，正是宝玉走来。

你看看，从四个眼睛到六个眼睛，情急之时，曹雪芹偏有这等缓笔！悲剧的原野里，开满了喜剧的花。

再后面，是贾赦威胁鸳鸯哥哥那番“难出我的手心”的恶语狠话。

最后，以鸳鸯在贾母与众人面前发誓赌咒铰发明志结束了这场闹剧与丑剧。

52.钱叫钱

贾母因鸳鸯的事非常生气，责骂了邢夫人一顿。为了抚慰贾母，薛姨妈与凤姐等人就陪她斗牌。大家当然故意让贾母和牌赢钱。凤姐借机说出了那番关于钱的奇绝之语：

“姨妈瞧瞧，那里头不知顽了我多少去了。这一吊钱顽不了半个时辰，那里头的钱就招手儿叫他了。只等把这一吊也叫进去了。牌也不用斗了，老祖宗的气也平了，又有正经事差我办去了。”话说未完，引的贾母众人笑个不住。偏有平儿怕钱不够，又送了一吊来。凤姐儿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处罢。一齐叫进去倒省事，不用做两次叫箱子里的钱费事。”贾母笑得手里的牌撒了一桌子，推着鸳鸯，叫：“快撕他的嘴！”

钱能开口叫钱！再加上后面第五十四回用簸箩往戏台上撒钱时“满台钱响”，曹雪芹真是把钱写到了尽头与绝处。记得当代作家余华在《活着》里也写过钱的声音（“钱在钱上面哗哗地流，这样的声音我有四十年没有听到了”），可看成是《红楼梦》里的钱响之余绪或回音。

53.嫣红

因为鸳鸯死活不依（如果不是贾母的丫头，估计不依也得依。这也为后来鸳鸯的悲剧结局埋了伏笔），贾赦终究费了八百两银子买了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来，“名唤嫣红”。

曹雪芹偏偏让这个十七岁的女孩叫嫣红！我们即刻想到的是一朵鲜花被掐断被揉碎的画面，而且是被一双贪欲的青筋虬曲的魔爪黑手。

从王短腿到嫣红，便可知曹雪芹为人物命名的技艺与功夫远超谐音梗。

好作家都会为自己的小说人物取一个好名字，其较真与执着，一点也不亚于父母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字。

因为读者先看到的是名字，后看到故事与情节，名字就会先入为主地给我们第一印象，这大概是一个什么人。我们经常说人如其名，名字对人或多或少存在映射与暗示，名字甚至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的个性，在某种程度上，名字就是对一个人的隐喻。

《水浒传》里的人物名字就很棒，很绝。武松，一看就是一个英雄好汉，腰杆硬挺，顶天立地，但如果叫武杨就歇菜了，就变成了一个文弱书生。鲁智深，是的，他很鲁莽，如果叫张智深就完蛋，马上变成一个穷秀才或酸教授。石秀这个名字也很赞，他硬朗勇敢，是个拼命三郎，但他也很机敏很细心（一下子察觉了巧云与头陀之淫事，而杨雄自己反倒蒙在鼓里），所以姓石却名秀，矛盾又统一。

鲁迅先生的小说里，孔乙己与阿Q当然都是不可多得的好名字。

莫言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里，那个孩子叫黑孩，也好。

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的女主人公叫陆文婷，一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余华的小说《活着》的男主人公叫福贵，一听就是个乡绅地主。

当然，人物的命名也要注意一个度，不能把人如其名搞成人即其名，过犹不及。比如革命样榜戏里，正面人物就叫李玉和，又是玉又是和，恨不得把中国文化里最好的文字全归了他；反面角色则叫刁得一，一看其姓就是个坏蛋。人性的立体复杂被简化为正反二元，人物则成了漫画与符号。

《红楼梦》里的人物命名，可谓形神兼备，恰到好处，仿佛点化之功，真正做到了闻其名而谙其人，堪称文学命名的典范。

54.因果与相关

统计学上，有一个皮尔森相关系数，用来考察两种事物之间的相关程度。我们也可以用它分析《红楼梦》的叙事风格。

小说的一个通行定义是叙事性文本，说白了，小说就是要讲故事。故事有两个条件，一是因果关系，二是时间序列。也就是说，在故事性文本中，情节与情节之间，细节与细节之间，都具有严密的逻辑和因果的联系。

而《红楼梦》的散淡叙事，则放弃了通常的叙事逻辑与理性结构，情节之间、细节之间，往往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这样的相关关系，可远可近，可松可紧，云开日出，自然而然，从而导致了文本的弥散与恬淡风格。

以第四十七回为例，呆霸王薛蟠因惹骚被柳湘莲“苦打”，“疼痛虽愈，伤痕未平，只装病在家，愧见亲友”。天天装病，终究不是个事，于是，他决定跟薛家当铺内揽总张德辉到南方做生意，贩些纸札香扇来卖。薛姨妈且喜且忧，最后还是同意了此事。薛姨妈与宝钗母女俩一起送薛蟠出了仪门，“四只泪眼”（是对前面的“四个眼睛”“六个眼睛”的喜剧性变奏与回响）看他远去。

薛蟠出门做生意这个情节之后，曹雪芹紧接着就叙述了香菱学诗并入驻大观园的情节。这两个情节，只有松散的相关关系，而没有紧密的因果关系。薛蟠走后，薛姨妈本来是叫香菱与她一起住的，后在宝钗的建议下，才住进了大观园。

另外，薛蟠一年后返回，路遇柳湘莲并导致尤三姐的爱情悲剧，前后之间显然也有遥远的呼应与联系，存在着一定的相关系数。

同理类推，我们还可以分析《红楼梦》的众多情节之间与细节之间的类似的相关关系。

由此证明，正是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造就了《红楼梦》的散淡叙事。

55.写实与写意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里谈到过《红楼梦》的“写实”风格：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作为一部全新的生活史诗与百科全书，《红楼梦》的情节尤其是细节都是写实的，它们不是传奇与虚构的产物，而是作家的“亲历”与记忆的文学书写，它们不仅具备艺术真实，而且拥有生活真实。写实的实，是眼见为实的实，也是扎实和详实的实，因此经得起方家与读者的论证与挑剔。正是这些饮食起居日常活动的写实性叙述，构筑了《红楼梦》的生活质感与时代脉息，造就了叙事的真实感与现实感，形成了统计学上所说的“信度与效度”，新鲜与亲切皆由此而来。

按台湾学者黄一农的考证，曹雪芹对传统工艺风俗物品极有兴趣和造诣，落魄后甚至就靠这些技艺维持生计，而且撰写过《废艺斋集稿》八册，有画画刻印的，有风筝制作的，有烹调做菜的。因此，《红楼梦》成为千年一遇的百科全书，决非偶然。

打开《红楼梦》，随处可见硬碰硬的写实的文笔与叙述，它们一看就不是闭门造车的虚构，而是人生历练与生活经验的化用。比如元妃省亲时的仪仗与队列，比如宁府宗祠祭祀的程序与礼器等，又比如第七十回的放风筝，如果没有相应的生活经历，就很难把它们写得如此扎实如此细致。

再比如第五十二回晴雯病补雀金裘，那是《红楼梦》里的著名桥段。晴雯在“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迸”的情况下，“狠命咬牙捱着”，带病补裘，凸现了晴雯个性，读来让人动容。而正是那一连串补裘动作的具体写实的叙述，让这个桥段变得有根有据可见可触，像武功高手的马步一样扎实可靠：

晴雯先将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的一个竹弓钉在背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得散松松的，然后用针纫了两条，分出经纬，亦如界线之法，先界出地子后，依本衣之纹来回织补。

想必《废艺斋集稿》里也定有缝纫绣补方面的相关内容罢。

当然，我们谈论并肯定《红楼梦》的写实性的时候，切忌胶柱鼓瑟，把小说与史实混为一谈，更不能根据这些写实性情节把《红楼梦》推断为家族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