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里的中国（散文）

1

山东聊城有这么一首童谣：

棉（niang）花种，水里拌，种到地里锄七遍。打棉花心，落棉花盘，开得花儿黄灿灿，结得桃子一连串，开得棉花白泛泛。老婆拾，老头担，小箔晒，大箔摊，轧车轧，响弓弹，搓了个布剂长珊珊，纺了个穗子滴溜溜圆。倒车倒，旋风旋，拐子拐，籰子缠，牵机就象跑线马，镶机刷机好似倒拉船。戳上杼，揆上综（zeng），拿个板子垫上腚。唏哩哩，哗啦啦，一天织了一丈八。染坊染，棒槌颠，剪子铰，钢针穿，做上衣服老头儿穿，得（dei）哩老头儿窜两窜。

“小时候家里穷，稍微大点就要开始帮家里干活。女孩子的工作是纺纱、织布、纳鞋底，有时候在土炕上一坐就一天。如果出去玩，就会被老人打。”现年82岁的曹奶奶说道。她打开窗户，窗外是自家的小院，种的葡萄已经结出了绿豆大的果子，藏在叶子后面一闪一闪。这是进入5月后最好的天气，华北地区在大旱之后，出现了轻微的沙尘暴。前一天的小雨洗刷了灰扑扑的天，呈现出久违的蓝色。

如果在春夏之交的5月出现大旱，棉花的产量一定严重受损。“看这日头，今年的棉花又要涨价。”很多有经验的收购商叹息。

棉花的原产地是印度和阿拉伯。在棉花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只有可供充填枕褥的木棉，没有可以织布的棉花。《梁书·高昌传》记载：其地有“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纩，名为白叠子”，大概是棉花最早的记录了，但在当时，还是作为观赏植物来种植的。直到国民政府时期，大力推广从美国引进的优良品种，棉花开始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和战备物资。日本侵华时期，就大量掠夺中国的“一黑二白”。黑是煤炭，白就是棉花和海盐。

20世纪的华北地区，以陆地棉为主要的棉花品种。纺纱织布是每个女孩子的必修课。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家庭主妇，首先就要学会如何将自家种植的棉花变成每个家庭成员所穿的衣服。手织土布有着十分繁琐的工序，包括采棉、轧花、弹花、纺线、打线、浆染、沌色、落线、经线、纕机、作综、闯杼、掏综、吊机子、拴布、织布、了机等72道工序。

“棉花出来了就要赶紧去摘，烂在地里一家人都没得穿。”中秋节前后，是棉花采摘的时节。棉花吐絮后，一般每隔5～7天采摘一次。抢在雨前采摘棉花是尤为重要的经验，因为棉絮遇雨后，棉壳、棉叶、包叶的色素都会污染棉纤维，使洁白的棉纤维出现阴黄、阴红、灰白的斑点等。如果不幸遇到连阴雨的天气，还会造成棉花的霉烂变质。

在商品经济严重受挫的20世纪初，中国大部分的农村家庭完全遵循了“不劳作不得食”的规律。如果没有办法亲自完成种棉、纺纱、织布、裁衣这一系列流程，至少后三项是没有办法假手他人的。

把去籽后的棉花先弹松，搓成大拇指样粗细的棉条子，把棉条子端尖上的纤维黏在木锭子尖上，然后摇转纺车，右手要不停地摇着纺纱机的摇把，左手则拿着棉花不停地慢慢地拉，把棉条子的纤维抽出来，纺出的纱会一圈一圈地摇到纱锭上，高速旋转的木锭子就会把棉花纤维捻绞成棉纱线。纺好的线从线团上脱下后，要用拐子拐成直径一米左右的线圈。

“我们家里算是村里比较富的，但是也要靠卖豆腐来维持生计。没有牲畜的帮忙，磨豆子是很辛苦的工作，但是我和姐姐都抢着去磨豆子，因为这是唯一可以出门走走的机会。”曹奶奶说。旧时纺纱十个小时，仅能纺出三四两左右的棉花，往往需要家里的女人一起上阵，才能供应一架纺车。

不种棉花的人家，就只能从商贩或者邻居手中买。以农历二十四节气的霜降为界，棉花分为霜前花和霜后花，价格也有差别。霜前花色度纯白洁净，而霜后花则有杂色，织出的布质量自然也有差别。好的棉花只有在例如成亲等“大事”的时候才会被购买。

与江南地区先染色再织布的精致工序相比，华北地区显得更加朴实粗犷。一般都是先织出白色的布，再拿到小的染坊里面去染色，如果染坊工艺较好，还能染出不同的花样。虽然不能跟江南地区直接织出的那种复杂图案相比，但已经比素色白布高档太多了。富裕的人家，未出嫁的女儿们常常会把自己织出的布作为压箱底的嫁妆。

“那时候真是穷啊，没日没夜地纺纱织布，到最后自己一点也留不下，都给了弟弟娶媳妇。我结婚的时候，什么嫁妆都没有，只能结婚后自己一点点攒嫁妆。在我们当地的习俗，如果结婚头年没给当家的做衣服，会被婆婆家瞧不起。好在老头子穿军装。”新中国成立后，曹奶奶嫁给了一位担任实权的高级军官，在灾荒年月，尽管随军的曹奶奶每个月都给家里寄钱寄粮，还是没有办法保住全家人的命。曹奶奶的弟弟接了父亲的班，却拒绝赡养老人。曹奶奶的父母养育着一个瞎了眼的妹妹，最后妹妹不小心掉到井里淹死，丈夫把粮食让给妻子，自己冻饿而死。

如今，她已四世同堂，却一直对占据家里大部分资源的弟弟耿耿于怀了将近60年，也对自己的嫁妆耿耿于怀了将近60年。

她打开衣柜，满满的都是布料。她又指指床上给我看，“这些床单、床垫啥的都是买的手工布、手工刺绣。有时候儿子闺女就说我，花几万块买这干啥。我就告诉他们啊，我现在做不了了，这些是我给自己还的嫁妆。他们没人敢说啥。”她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

一声门响，她悄悄冲我摆摆手，“老头子散步回来了。”90多岁的老头子身体仍然健康得很，只是脾气越来越像小孩，出门不许人跟着。他耳朵背，说话声音也大，扯着嗓子叫道：“老家伙，你出来，看看我买了啥。”

曹奶奶一边答应着一边往门口走，木质地板上响起拖鞋的哒哒声。

今天天气真好。

2

“造孽啊，这么好的料子就扔了。”马秀丽一边从儿媳扔掉的二手衣服中挑拣还可以继续穿的，一边低声抱怨。

马秀丽的儿子儿媳都在城里打工，这是他们村普遍的生活方式——青年人进城打工，父母带着孙子们在家耕作。“城里赚，城里花，一分别想带回家”，青年人城里打工，能带回来存款的也是微乎其微。对农村留守老人来说，棉花，就是老人看病、孩子上学、一家老小买日用品的来源。伺候好了棉花，就意味着不用找儿女们伸手要钱，要强的老人一般都这样做。

据估计，全球约有3200万农民生产棉花，其中近半数为妇女。棉花产业使全世界一亿多家庭受益。以新疆为例，棉花产业经济贡献700亿元，主产棉区棉农65%以上的家庭收入来自棉花，棉花已成为新疆第一大经济支柱产业。

然而，自转基因棉推广以来，“棉花质量越来越差，对纺织机器产生了影响，有的时候卡机。原先两斤半就能压一斤皮棉，现在要三斤。”色纺行业的工作者说，这种情况从2005年以来逐年加剧。这也直接导致了棉花收购价格的压缩。

马秀丽坐在家门口，一边捡拾旧衣物，一边向经过的村干部打听棉花的行情：“咋样啊？有消息没？”

“有说是三块的。说咱们棉花不好。”村干部也在伤脑筋。他们村生产出来的棉花以淡点污棉为主，属于次一等的棉花了。

“现在也没有收的，不知道价格到底怎么样。”

“我是不打谱（打算）种棉花了。现在到处缺工，打个零工一年挣个几万块没问题。”站在地头看棉田的一位村民这样说。他已经找了一个给果树套袋的活，一天最少80块钱。

棉花的行情，是整个收获季节最重要的话题。而收购商给出的价格，显然远远低于棉农的预期。

“少于4块就没得赚，费时费力，还不如转头去种粮。”有村民这么说。

然而，走街串巷的棉花经纪人们同样叫苦连天。“收不到棉花，好的坏的都收不到。今年这个价格，大家都不卖。”棉花2023年的指导价虽然是5.7元，看上去还不错，实际已经比上一年低了30%多，卖的不想卖，收的也不想收。就算勉强收了，也赚不到什么钱。

当然，收不到棉花，下游的纺织厂更是无法开工。一位纺织厂的总经理透露，由于今年外贸市场缩小，利润被压得很薄；同时棉花价格的不稳定，让他们不敢轻易囤棉，害怕原本就微薄的利润被棉花价格的上涨所销蚀。

“大妈，这些棉花除了卖，你们还会用来干什么？”

农村人，有了新棉花也不舍得用，最多把已经板结硬化的旧棉花拆出来，添一点新棉花进去。

“做不动了。年轻的时候还行，照着人家做好了的，也能自己做出来。现在是啥也做不了了。”马秀丽扇着扇子，把挑好的衣服堆到一起，翻出一双旧鞋来给我看。“浆糊你知道不？熬好了浆糊，然后把家里不要的碎布一层层地黏起来，晒干了之后就很硬，可以用来做鞋底、鞋面啥的。”

“那大家经常说的麻鞋是哪一种？”我突然想起来，便问道。

她突然笑起来，“咱们这里会做麻鞋的可不多。一般会用麻绳穿鞋就了不得了。自己家的地里种了麻，采收后去除叶片、折断、剥下整条的外皮，然后放到水里面沤个十几天，再使劲搓，就搓成线了。要是想染颜色的，就放到柴火灰水中漂白。”想了想，她又接着说，“不过那得多麻烦啊，麻就是结实、好用，要染色的话就用棉线了。”

春秋两季穿夹的，冬季就穿带有棉花的棉鞋，这厚厚的鞋底子，要一针一针地纳结实了，才不怕水不怕冷。没有棉花包裹，冬天可就难熬咯。

“怎么现在不做了呢？”我觉得有些可惜。

“现在都有缝纫机，再不行就买个鞋底子，又轻又便宜。”她笑呵呵地回答。

当我告诉她国外很多大牌的手工麻鞋三四千一双时，她显得难以置信。接着，她问我去哪里可以卖，我却语塞起来。一直说保护传统、保护文化遗产，可是当用传统的手法耗时耗力赚不到钱的时候，又怎么让人心甘情愿地弃机器选人工呢？

香港，旺角东地铁站A口。清晨。

每天熙熙攘攘的游客和上班族在这里进进出出，随处可见步履匆匆的行人一边啃着从便利店买来的三明治一边用小跑的速度前进。这是香港的常态，也逐渐成为中国内地大城市的发展方向。

在距离旺角15公里外的屯门，却又是另一番景象。这块属于香港新界区的土地，毗邻深圳。除了港铁西铁线上满满的乘客，这里的安静和空旷，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走在山间的路上，不时可以见到集体做运动的大妈，拎着菜篮子慢慢往街市走的阿婆，还有早起浇花的村民，慢到让你诧异，时间是不是就停止在这里。

其实，就在旺角A口的喧嚣处，转头就能看到一个小小的店面，店面里的手工织布机，仿佛很久以来就凝固在那里。虽然对织布机感到好奇，但也从来都没有想要走进去看看，潜意识里便有些莫名的排斥似的。一日去禅堂做佛事，结束得早了，从窝打老道的佛堂往东铁线走，又在不经意间看到了那个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的织布机。它就那样，固执地杵在那里，脚步就不由自主地偏了过去。

穿着黄色慈善文化衫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架织机是由日本人城节男研制的。她致力研制出简易操作、体积灵巧的织机，期望人人皆能使用，享受自由织造布艺创作的乐趣。店内没有封闭的柜台，而是像展览一样，摆着大大小小用各种布做的手工艺品。说着，她就坐在织布机前，开始演示应该如何织出不同纹样的布：“平织布就像以前人在编竹篮一样， 一上一下交错。而斜纹布有二上一下或三上一下等多种变化，织出来的布有倾斜的纹路，斜纹角度也依织法不同而有所差异。基本上斜纹布比平织布较耐用，价格通常也比较贵一些，而且斜纹布比平织布厚，不过还要依材质与纱支粗细而定。”

“我们的作品从织布到成品，所有环节都是手工的。每一块布，从它诞生起，就跟其他的有区别，所以不会有相同的作品。”我拿起一个小钥匙扣正在反复端详，一个身穿工作衫的女孩子走过来告诉我，“也许你想不到，这些作品是智障人士做出来的，我们也都是志愿者。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很好地在社会上面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诧异地抬头，见她笑得开心又满足。

冯骥才先生在《活着的遗产》中写到：

“有史以来，中华大地的民间文化就是凭仗着千千万万、无以数计的传承人的传衍。它们像无数雨丝般的线索，闪闪烁烁，延绵不断。如果其中一条线索断了，一种文化随即消失；如果它们大批地中断，就会大片地消亡。”

“我们能给后人留下多少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在于我们能保护住多少杰出的传承人。这是巨大又细致的工作，是不能绕过又十分艰难的工作，并且是必须亲临田野第一线的艰苦工作。但这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工作。”

原载于《曙色》2023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