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那拉提

1

老肥要我赶紧过去。

老肥电话打过来时，我正在雅美口腔医院找医生咨询补牙的事。医生翻开一本印刷精美的图册，向我介绍不同材质的牙齿。他指着一颗白石榴籽一样晶莹剔透的牙齿说，全瓷的，一万元左右。我张了张嘴。医生马上翻到另一页，说，这页都是拷瓷的，经济实惠。上排正中那颗门牙磕掉后，我就尽量避免开口说话。我用指头按住其中的一颗，望着医生。医生说，这颗便宜，两千元左右。不过……医生旋开保温杯盖，喝了一口水，说，不过，时间一久，牙龈上就出现一条黑线，不美观。医生咧起厚厚的上唇，用肥肥的食指在牙龈上方比划出一条线，以证明他所言不虚。还有，以后如果要做头部CT，得取下牙齿，麻烦。医生接着补充，所以我建议你选全瓷。

我当然想用全瓷的，问题是我没那么多钱——都怨那该死的酒！

两个多月前，有天晚上九点半，我在老肥家喝完酒，坐最后一趟公交回家，当时车厢里只有司机和我。

我很少坐公交。每天五点半下班，我通常骑小电驴回家。这时我爸还在扫马路。我煮了面条，吃完关在房间里打游戏。一个小时后，我爸回家，他把黏成一团的面条加点开水，煮成面糊再吃。我爸牙齿不好，他说吃面糊方便。他吃完收拾好厨房，洗漱完，然后坐在客厅沙发上，不开灯，盯着后面有个凸出的大屁股的三十二英寸彩电看抗日剧，最后在隆隆枪炮声里安然睡去，鼾声有一搭没一搭地响。通常是我出来上卫生间，顺便帮他关掉电视。这时他准会突然惊醒，在黑暗中坐直身子，盯着我问，鬼子打跑没？我说早几十年前就打跑了。他听完，往沙发一倒，放心地睡过去。

那天刚下班，老肥一把拉住我，让我上他家喝酒。我不喜欢喝酒。老肥说，面条，我是组长，你上了大半年班，我这当组长的怎么也要请你喝个欢迎酒。老肥拽着我，顺路买半只烤鸭，一个一斤多的胖鱼头，一个白萝卜，一瓶九年的白云边。到了老肥家，我们慢慢炖鱼，慢慢喝酒，一瓶酒喝完，已经过了晚上九点。事后我才知道，老肥之所以选在那天请我喝酒，是因为前两天他和老婆吵架，老婆生气还没回家。所谓的欢迎酒其实是浇愁酒。

公交车行驶在九点半的街道上，五颜六色的灯光在车窗外妖娆。我脑袋又晕又疼，想睡觉。老肥打来电话，舌头绕着结，兄，兄弟，安全到家了没？我说到家了安全。老肥说，怎么还听到车子声。我说，是我爸在看电视。挂了电话，我把头靠在椅背上，胃好像有火在烤。一瓶酒，我喝两杯，老肥喝三杯。老肥喝完两杯后，又把自己的酒杯倒满，红着眼睛说，面条，人活着真难啊。我说真难。老肥说，陪哥干了这杯。如果能预知半小时后，我上排的那颗门牙会在公交车上交待掉，任老肥怎么劝，我都不会喝。

我脑袋越来越沉。酒真不是好东西，可人们就是喜欢它，高兴了喝，不高兴了也喝。我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这世界上我想不明白的事情太多，所以尽量不去想。

公交车突然一个急刹车，我斜着飞了出去，牙齿磕在对面座椅的边角。第二天早晨清醒后，除了疼痛，我想不起昨晚自己是如何走回家的，更想不起来那颗陪伴我生活了十几年的门牙是如何离开我的上牙龈，是如何毅然决然地不辞而别。我爸说得去找到那辆车，找那个司机要赔偿。我说算了，找人理论多麻烦，我不喜欢麻烦。

医生合上图册，说，当然还是你自己做决定，决定好，约个时间给你种上。我点点头。

这时老肥的电话打了过来。

2

老肥说，面条，我把定位发你手机上，你赶紧过来，这次一定要抓住那个狗男人。老肥说话的语气，好像是要掐着点去抓逃犯。

老肥一直怀疑他老婆出轨。老肥已经让我陪他捉过好几次奸。我们像好莱坞电影里一胖一瘦的搞笑特工组合，在小城的海鲜自助餐厅、明月湾公园、家得福超市等场所躬背猫腰，鬼鬼祟祟，试图揪出一对正在秘密接头的男女间谍。尽管每一次连根毛都没有抓到，老肥却依然乐此不疲。上班时间，我们的工作是在桃花泉街驱赶占道经营的小贩，把他们撵得鸟兽一样四散逃窜。等街道上河清海晏，老肥就潜心研究如何抓住那个网名叫那拉提的男人。在这一点上，老肥已经像我玩王者一样上了瘾。凡事一旦上瘾，结果就会变得没有那么重要。

随老肥捉过两次后，我再也不想去。掺和到这样狗血的事情上，老实说还不如在家里打游戏。更何况，这事万一让秀儿知道，她会怎么看我？我正下定决心和一个叫秀儿的女孩谈恋爱。秀儿矮矮瘦瘦，像个没有发育好的孩子，看着让人心疼。秀儿说，王小靠，你看起来还不油腻。我当然不油腻，我都瘦成一根面条了，哪里还挤得出半滴油。问题是，如果真的随老肥捉到奸，亲眼目睹一对男女簌簌发抖的滑稽样，那么我身上的油腻怕是用一桶洗洁精也刷不干净。

兄弟，快点。老肥说。

我说，你又在瞎胡闹。老肥说，这次不同。我故意说，那要不要操家伙。老肥说那倒不用。他问我手机的像素高不高。我说是OPPO手机。老肥说破手机不行，必须好手机。我说，不是破手机，是OPPO手机，两千多买的，六千万像素。他说，那够了。到时候你看我眼色，随时准备拍视频。我说，不用我说话吧。老肥说，你只管拍，不用开口。我担心如果我开口，少了一颗门牙的发音会把一场严肃的捉奸生生弄成一出搞笑的小品。

从医院出来，手机嘟的响了一声，点开看，是老肥发来的定位。

我跨上电驴，不紧不慢地往老肥那儿赶。七月的中午，暑气正盛，白花花的阳光乱箭一样射下来，电驴驮着我在柏油路边香樟树的影子里龟行。一辆洒水车响着《兰花草》的音乐，从远处慢慢驶过来，几个行人惊惶失措地闪躲。洒水车肚子下面喷出的水柱，刀片一样刮擦着地面，激起的碎石子打在电驴上，发出细碎的“呯呯”声。

早晨在桃花泉街，老肥会回想头天晚上老婆回家后的种种可疑之处；会推敲老婆说过的每一句话；会拿出手机，认真研究老婆朋友圈里的每一个字。他像一名密码专家，试图从一点蛛丝马迹里破译出有用的线索。这种近乎变态的癖好已成为老肥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把这一部分抽离掉，我担心老肥的日子就会像一间没有梁柱的房子，瞬间坍塌。我曾经问老肥，夫妻最重要的不是信任吗？老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说，你连女朋友都没有，还知道夫妻的事？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找你老婆问清楚？是惧内吗？老肥愣了一会，说，面条，你懂个屁，这事是不能问也问不清楚的。我说，我是连屁都不懂，可你整天这样背地里疑神疑鬼不累吗？老肥蔫了，过了好一会才说，面条，你没老婆，不可能懂。男人心里一旦扎了一根刺，不拔掉会难受。

那天晚上喝完两杯酒后，老肥就向我亮出了他身体里扎着的那根刺。有一天晚上，他老婆放下手机去卫生间，手机屏幕没锁，老肥随手点开老婆的微信，看见一个叫那拉提的人发来两个字，他想点进去细看，可老婆又折转身回来，他吓得赶紧放下手机。从那一刻开始，老肥身体里就长出一根尖尖的刺。

那个狗日的那拉提说“爱你”，“你”后面还跟着三朵玫瑰。老肥说完，哇的一声哭起来，片刻，大肉脸上铺满油花花的泪水。老肥情绪爆发得有点让我猝不及防，我手一抖，夹在筷子上的一片萝卜掉到地上碎成几片。老肥拉了一把纸巾，往脸上抹，嘴里说，让兄弟见笑了，哥难受。老肥的样子，很容易让我联想到一只中枪的大绵羊。谁能想到，眼前这个泪水涟涟的男人，就是白天桃花泉街上那个让小贩闻风丧胆的咆哮男？人是不是都得这样，在不同的场合，戴不同的面具，扮演不同的人生？人是不是也都这样？身体里总有一处软肋，软肋上扎着一根亮晃晃的尖刺，在暮色四合的晚上，只需要一杯酒，只需要一个倾听的人，就能肆无忌惮地打开伤口，让它任性地疼痛。可我害怕被老肥这样信任，害怕被信任之后，从此要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他软肋上的那枚刺。我把瓶子里剩下的酒都倒进老肥的塑料杯，说，聊骚，哥你别当真。老肥问什么是聊骚。我说，聊骚就是有些无聊油腻的男人，喜欢在女人面前说暧昧的话，骚扰女人。老肥听了，脸色才缓和一些，说，面条，你懂得比哥多。

老肥老婆大盘脸，鼻子两侧还散着不少雀斑，不涂粉，有点像两片胎记。造物主一定是个好色又有良心的男人，当他发现自己失手之后，及时对老肥老婆进行补偿，让她拥有一个好身材。从后面看，老肥老婆很有一些风姿绰约的意思。她在步行街开了一爿叫“多彩女人”的小店，疫情这两年，生意惨淡。她有时就来队里做广告，说又上新品了，要大家带老婆去她的店，保证骨折价。

十几分钟后，电驴驮着我到了白沙路。途中老肥又打电话来催过一回。我突然想到这儿离老肥老婆的服装店已经不远，不如先去她店外瞄瞄。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冒出这样一个聪明的想法，或许只是想帮老肥拔掉他身体里那根自己臆想出来的刺。

前面十字路口左转，再走三四百米就到了步行街。找位置停好电驴，我小心翼翼地踱到一家店铺前停下，朝马路对面的“多彩女人”望过去。老肥老婆站在玻璃橱窗前，正在给一个塑料模特穿裙子，那是一件过膝裙，白底子上嵌着黑色的小圆点。她先让模特斜靠在自己身上，小心地把裙子套上去，把裙摆整理一通后，再竖起模特，把她搬到橱窗的中间。

我静静看着马路对面。有女人走进店里，老肥老婆和那女人并排站在橱窗的模特旁边，比划着双手。进去的女人出来，又有女人走进去，又有女人出来……

老肥打来电话，我懒得接，拍了张“多彩女人”的照片，发给了他。

3

回到桃花泉街，肚子已经呱呱叫。我们中餐通常回队里吃，但现在已经过了饭点。

趁老肥还没来，现在我有必要向你们介绍一下桃花泉街。桃花、泉水，这些美好的词语容易让人想入非非，而实际上这条街压根没有一片桃花，也没有半滴泉水，只是一片又大又旧的老街区。这种名与实的巨大反差晃荡着生活的荒谬。世界是荒谬的，这两年我算是看明白了，我因此变得更加沉默。这儿住户多，人口密集，街道像几根弯弯曲曲的鸡肠胡乱缠绕在一起，临时摆摊的小商贩游击队一样神出鬼没，鸡肠因此老是梗阻。来往的车辆被困在马路中间，骂骂咧咧的司机长按喇叭，刺耳的喇叭声如同溺水者的呼救。我和老肥的工作就是维护这一片的街容街貌，说得更简单一点，就是让这片街道像片街道。我们的队长——川市西城区城管大队的袁队长曾对我们说，城管工作虽然很多时候不被社会理解，但是它很重要，我们城管队员是城市的美容师。袁队长这话其实也不夸张，我和老肥像美容师，准确地说，像美容师手里的两把铁梳子，一天到晚忙着梳理桃花泉街这个邋遢女人乱麻一样的头发。

大学刚毕业，遭遇上该死的疫情。在最初那段全城停摆的日子，我妈突发心梗死去。她一直有心脏病，需要不间断地吃各种自己也记不住名字的药，但是那段时间救命的药丸刚好吃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我最亲的人死去。我妈走的时候，像一条在岸上呆得太久的鱼，张大嘴巴，因为痛苦，整张脸扭曲变形。

我没有怎样悲伤，只是把妈妈用过的空药盒全摞在床头柜上。有时晚上做梦，那摞空药盒像一颗心脏在黑暗中怦怦跳动。这时候我就会醒来，在黑暗中望着那些药盒出神。我再也没有妈妈了。她一辈子竭尽全力地活着，在检查出疾病后，更加竭尽全力更加小心翼翼地活着，最终死神还是借助一场突然而至的疫情将她带走。我想起高三那年，在离高考还剩一百天的冲刺动员会上，班主任领着我们大声喊，追赶时间，为梦加油。我妈去世后，在那段茫然又悲伤的日子里，我慢慢想明白，时间根本不用人去追赶，时间就像牧羊犬，人只要来到这世上，它就驱赶羊群一样驱赶着人，从生赶到死。

我妈妈离去的事实，成为我身体里的一处软肋，成为软肋上一根不能触碰的刺。

我爸悲痛欲绝，他哭得像一个找不到妈妈的婴儿。我很纳闷，这个没有什么本事却整天牢骚满腹的男人，平时从没在乎过他妻子的喜怒哀乐，现在又何以如此涕泪交横。我爸原本在食用油加工厂上班，工厂火一阵后就破产，那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失业后，我爸从此过上游手好闲的生活。他长年累月在我家附近的立交桥洞下，和一群同样游手好闲牢骚满腹的老男人斗一块钱的地主，斗着斗着，就把自己头发斗白。我妈则在附近的超市里打扫卫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妈去世后，我爸却突然变成另一个人，他报名做了环卫工。每天天没亮，他就穿上橘黄色的外套，拿着大笤帚，站到马路上扫落叶，扫行人扔下的食品袋包装盒，还有杂七杂八的垃圾，风雨无阻。他用一根长绳子把一个没有盖的泡沫箱系在后腰上，每走一步，拖在地上的泡沫箱影子一样跟着移动一步。扫满一箱垃圾，他就搬到附近的垃圾桶里倒掉，然后再扫。我劝我爸不要去扫。他的前列腺不好，上一次厕所要尿半天，刚出来又转身进去尿半天。我爸说，不扫怎么办？你还没有娶老婆。我说，你扫大街就能给我扫回一个老婆？我爸说，话不能这样说，挣一点算一点。我说，那你从前都干嘛去了？我爸听后像遭到雷击一样，满脸死灰，用哀求的眼神看着我。我爸其实也活得很可怜，只是在我妈活着时，他身上的这种可怜被游手好闲遮蔽，以至于我看到的只有他的讨厌。我赶忙安慰他说，你别急，我压根就没打算讨老婆。我爸听了更加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