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弗洛伊德是对的吗？

我的文学启蒙发生在2014年。那年我18岁，正在县一中读高二。

那时，我暗自估摸，高等学府并不值得我痛苦地爬上三年，遂眼前一黑，纵身腾跃，加速俯冲进了摇滚乐的池塘。Pink Floyd、Kurt Cobain、John Lennon、Bob Dylan、罗大佑、崔健、以及今日已在中国销声匿迹的李志，满足了我对荷尔蒙释放以及情感思想表达的全部需求。整个青春期，我所做的事情就是幻想出迷墙并推翻它们。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是黄老师。黄老师临近退休，要是不驼背的话还能再高一点，头发稀疏，但举止言行散发着余裕，戴一副茶色框的旧眼镜，翻书的时候像一只长颈鹿在咀嚼嫩叶。讲西方文学史，刚到古希腊，叫俄什么王的那厮居然就亲手把自个儿的老子给杀了，知道真相后又把眼睛戳瞎自我流放了。这种人在摇滚乐里叫朋克，如有慧根可以大搞死亡金属。

由于我18岁的时候，除了想把全世界给干翻之外，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先把我爸给杀了，所以那堂课我听得津津有味，觉得西方文学倍儿有意思。除了“弑父”，我还重新认识了一个词叫“命运”。那时我坚信，我的命运就是弑父。

但这一切还不足以让我走上文学之路。那天晚自修，我翻着从图书馆借来的《梦的解析》（因为睡眠不好），惊讶地发现一个大夫居然也和黄老师一样提到了弑父，还给取了名字叫“俄狄浦斯情结”，顺带讲了些哈姆雷特什么的。这个弗洛伊德和那个平克弗洛伊德有什么亲戚关系？俄狄浦斯王又是怎么遇上哈姆雷特的？难道所有人和我一样也和自己的老爹有着血海深仇吗？我内心充满困惑，但也难掩激动。

我把弗洛伊德夹在裤腰间，佯装上厕所溜进了黄老师的办公室，想要向他炫耀我发现的新大陆、文学史的沧海遗珠。现在，我当然知道了这是小儿科的常识。但黄老师仍煞有介事地取下眼镜，当着我的面逐句阅读、讲解了折角的页目，最后对我说：

“现在还有你这样的学生，太难得了。

但弗洛伊德就一定是对的吗？”

不管弗洛伊德或平克弗洛伊德是不是对的，反正，摇滚乐的反抗精神和俄狄浦斯王的弑父情结已经在我体内激荡，混杂着青春期体液的烘臭，搅拌成了我的文学的黄土。

那时的我四肢肿胀，满眼公理正义，像只一点就燃的炮仗。我觉得我的父亲欠了我许多，这个世界欠了我许多。我把一切大他者都当作了父亲，而我写下的每个字都会是一场弑父。我对现实格外敏感，小说成为了我臆想中处理时代的工具，我迫切地想用笔做些别人不敢做的事，以显示自己是多么头脑清醒、特立独行、无所畏惧。我想要写下一些反抗的文字、那种看上去就很疼、让读者不敢直视的东西，去用血肉缝合世纪的椎骨、去把一个中国瓷娃娃的横截面剖开给人看个真切、去到广场上振臂疾呼揭露时代和体制的顽疾。

翌日，我把弗洛伊德归还图书馆，之后的日子，我把布罗茨基、乔治·奥威尔、索尔仁尼琴、米沃什、萨特、加缪、王小波、阎连科、高行健们从流放地、帝国监狱和饥饿马戏团请进了我被禁锢的大脑。其中，对我影响最深刻的两个作家，是同样也仇恨父亲的卡夫卡和当代诗人王炜。

《鲨鱼汤》是那个时期的遗产。我把一个东北下岗工人的故事与超市鲨鱼之死结合起来，想写一出世纪之交的动物寓言。一来，为那个荒谬时代中“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的人民（鲁迅《理水》）之“亡灵”招魂;二来，也给新时代炖一锅没有佐料但又无比辛辣的浓汤。我的短篇小说少有事件的发展与人物的成长，这是短章的缺点，但同时也是该体裁先天的优势。在我看来，短篇小说是一种富有爆发力的文体，正适合我发泄过剩的力道。我的短篇大概率会经历死亡，死者基本是小人物乃至动物。唯有死亡是最暴烈的行动。

而这种行动所指向的，正是弑父，正是对全世界的反抗。

文学允许虚构，但生活从不和你文绉绉。

2016年，我的父亲自缢而亡。我并没有太过悲伤，甚至不曾落泪，跑去温州念了本科。

后来，某个雨夜，我倚在寝室阳台的栏杆上，卧在眼前的是像发了霉似的连绵山脉。16个世纪之前，谢灵运就从这里发明了山水诗。

耳机里放的是万能青年旅店的《揪心的玩笑和漫长的白日梦》：

“来到自我意识的边疆，看到父亲坐在云端抽烟。

他说孩子去和昨天和解吧，就像我们从前那样。

用无限适用于未来的方法，置换体内星辰河流。”

我竟忽然泪流满面。

后来，我想正是在那个雨夜，我开始成为山脉。2020年我本科毕业，外婆、爷爷也相继离开了我。我已浅尝了无常，但世事没有辄止。生活确实在我身上写下了许多——我从前不会写的文字。

我忽然发现：文学要处理的，似乎不只是一个病变的时代，还有那些在病痛中煎熬的人们，以及光从他们垂死的目珠流经时，涌现出来的生命和爱。对远方之人的呼唤、对现实社会的敏感、对公理正义的关切，并不应该以忽略附近的、具体的、或许并不完美、或许羞于行动的普通人为代价。如果迷墙注定要倾塌，一个写作者也有义务和责任，去叙写尘埃、去署名砂砾、去感受每一节砖块的松动。

《白银》是我为白银马拉松的逝者虚构的最后一次赛跑，我希望尽力赋予他们应得的尊严和温柔，也从一个聋哑运动员的视角重审了“命运”究竟为何物：我发现它虽然依旧盲目，但也未必要弑父、未必要和这世界撞个头破血流。我在文末引用了《南方高速》：“满天的星斗和云彩，这才叫生活。是的，生活本该这样，一切不能就这样告终。”即使是注定失败的挽留，也能让生活在某一瞬间值得一过。

《英雄》讲一个留守儿童同时也是“三和大神”的打架事件，最后，他的奶奶误把网吧门前的游戏英雄雕像当做关公像进行祭拜。这也让我想起我的诗《回乡偶书》。那年清明，我记录了奶奶的一次“行动”，我终于领悟：同为悲剧，它的净化方式可以不再是撕裂、撞击、复仇，它也可以是一次抚慰。我如释重负：

“我离开的时候，看到奶奶

在桌上摆满了水果、糕点和布洛芬。

像在纪念一个死了很久的人。”

我偶尔会梦见亡父。有一次，他在云雾间问我：“弗洛伊德是对的吗？”我反问他说的是哪个弗洛伊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