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房

一

那是1981年的夏天。再过一个月，我就要上学了。那年雨水调匀，阳光普照，父亲的几亩番茄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可是没高兴几天，就听说罐头厂的收购量大幅下降，价格也比往年低，父亲就有点泄气。更没想到的是，那天上午他拉着装满番茄的手拉车去收购站，得到的回答却是收购指标用完了，番茄不收了。

回到家，已是傍晚。父亲蹲在门口，不停地抽烟。我第一次看见他失去了往日的威严。番茄不能种了，市场上几分钱一斤都没人要。要不养鸡吧，就是发起鸡瘟来风险很大。可没有收入怎么办呢。母亲忙着洗菜、淘米、烧饭，听着父亲的嘀嘀咕咕，没说话。“阿杰，番茄多吃点，放开肚子吃。”我也很泄气，跟着父亲跑了一天，说好给我买连环画和大白兔奶糖，可是他说话不算话。我站起身，来到手拉车前，在一筐筐番茄里，抄起一个最大的，狠狠地咬下去，“噗”的一声，汁水也狠狠地喷到了我的脸上。

要不种蘑菇吧，生产队里你也干过这活。吃晚饭前，母亲往桌上摆着饭菜，出了一个主意。种蘑菇也不好种啊。父亲咕哝了一句，还是拧着眉毛。生产队里吃大锅饭，怎么种得好？自己家里的蘑菇，种法能一样吗！母亲瞪着父亲，理直气壮。倒也是。父亲的眼神亮了一下。南边倒是有块地，明天我去看看，要是队里能同意给我们用，就去建两间蘑菇房。父亲踩灭了一个烟蒂。嗯。母亲递过去一双筷子。

二

过了春节，风冷冷的，空气中还有阴寒的气息，只有麻雀的叫声更加清晰，那是曾被北风带走的嗓音。

我记得，雨水刚过，父亲和母亲就去了那块地，他们这儿看看，那儿量量，一会眉毛打了架，一会又眼神敞亮。他们的脚步有时小有时大，一双手不停地比划。后来索性在地上拿着木条圈圈画画，这里放个水缸，这里砌个围墙。看着他们一本正经的样子，我插不上话。决定去找一根好点的灌木，回家做一把木头枪。

地面上原来是有些灌木的。那些长在荒地的灌木，不打扰庄稼不侵占农田，按说没有被铲除的危险。可是因为村民烧大灶，灌木成了最好的燃料，所以当时已差不多被砍光了。这一幕让我有点心慌。记得前年过冬，跟着母亲在山上砍柴，因为烧火的木料稀缺，母亲带我越走越远，不知不觉越过了村界。刚砍了一捆灌木，就听到一声暴喝：“谁让你们砍柴的，这是我们的山！”不知从哪里蹿出两个男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母亲苦苦哀求，我被吓得哇哇大哭。最后，他们看看我们砍的柴不多，只没收了草绳和柴刀，放我们走了。

我在荒地上拔起了好几根小树桩，想象着是一把把小手枪。荒地边有一条小水沟，母亲说别乱跑，小心掉到沟里去，被竹节草缠住了。这草也叫革命草，原来是给家禽的饲料。母亲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她尝过这种草的味道，煮熟之后，泥腥气不会消失，还特别难吃。这种草的生命力特别顽强，曾经我在一个水沟旁用力踩了它们一下，结果连鞋带脚都被吸了进去。最后不得不先把脚拔出来，然后趴在田埂上一点点把草扯掉，再把那只可怜的鞋捞上来。那是一双过年的新鞋，我不敢声张，只能偷偷去刷，结果越刷越脏。

父亲和母亲一起，用上了柴刀、镰刀、锄头，砍、割、砸、撬，用尽各种办法，才把那些树桩杂草除掉，最后把它们堆在一旁，用火烧。浓浓的烟，一直往天空蹿。噼里啪啦的声响里，我听到了母亲的笑声。父亲太渴了，忘记摘掉水壶的盖，还一个劲地往嘴里倒。

两天后，父亲请了村里开拖拉车的师傅，从邻村的石灰窑拉来了好几车渣土。又请了几个亲戚一起帮忙，拉着碾子来回平整。终于，一块崭新的场地，在村庄偏远的角落现了身。那天夜里，春雷滚滚，不知是在告别寒冷，还是宣告一块土地的新生。

三

油菜地里，小黄花一望无际。水沟中，一群群小蝌蚪把水中的石块都染上了密密麻麻的黑斑。春天来了。

先是一场隆重的祭祀，请的是太平菩萨。寓意自然是太太平平，顺顺利利。一张方方正正的八仙桌，上面叠了十二个红木盘子。盘子里有大块的猪肉，整条的鲤鱼，还有一只刚宰的大公鸡，再有苹果、桂圆等几样水果。几声鞭炮之后，父亲把香烛点燃，对着神像三叩九拜。我盯着供桌上白花花的猪肉，心里盘算着，这么多人，中午我能分到啥好吃的菜，也盘算着啥时不用再把菩萨祭拜，我也能吃到这些好菜。“阿杰，你也来拜一拜。”正神游天外，听到父亲大声叫我：“八岁嘞，别老在旁边发呆！”

过了一会儿，大家来到了一根巨大的圆木前，圆木上钉了两个铁环，还用粗绳串了起来。他们先围着圆木打量，然后轻轻地抬了几下圆木，拉拉粗绳是否牢固，忽然间他们就把它举到了半空，然后砸了下来，号声也起来了：“同志们呐，加把劲呀！”“加把劲呀！哟嗬嗨！”“角角棱棱要打到呀！”“要打到呀，哟嗬嗨嗨！”“高高地抬啊，稳稳地放啊！”“稳稳地放啊，哟嗬嗨嗨！哟嗬嗨嗨！”

配合着号子的节奏，父亲他们动作协调，整齐划一，抬夯力道十足，落夯四平八稳，一夯接一夯地沿着地基往前移动。每次夯下去的时候，都感觉我的脚跟着土地一起被震动。

我记得打夯的四个人，有我父亲和我的两个叔叔，还有一个邻居我忘记他的大名了，只记得他有个绰号叫“龙相公”，他挑东西不用扁担，用的是碗口粗的毛竹。那时候村里的人大多有外号。我的叔叔一个外号“大头”，一个外号“岙里王”，舅舅外号“胡子”，姑丈外号“炖饭瓶”。父亲皮肤特别黑，人们都叫他“黑炭”。村里那些小孩也有外号，很多就在父亲的外号前加个小字。所以，我在村里被人叫“小黑炭”。如今叫我“小黑炭”的人越来越少，姑丈、二叔和“龙相公”近几年相继离世，但是那年打夯时候的号子偶尔还会在我的耳边响起。

我那时候很奇怪，打夯为什么要打个没完。造房子，地基最要紧。父亲说，否则风一吹就倒，钱没了，命难保，那就什么都没了。记得那年叔叔的小舅子造新房，找了一个便宜的包工头，那人没有继承好手艺，只学会了抽烟喝酒，工程的进度更是如快马疾走。结果完工不久，就出了丑。那年夏天的台风特别大，几下就把那房子吹得变了样，崭新的楼房竖立在村口，歪歪扭扭，不知道是该拆掉还是住下。后来不得已请来宁波的专家，花了大价钱补了桩基、整了外墙，总算是住进去了。这件事成了那年村里最大的笑话。

地基打好，几根粗大的圆木柱竖起，就可以在木头之间用灰砖砌墙。那时候水道四通八达，砖瓦都从下邵的砖瓦厂用船拉来，卸货后整整齐齐码在岸边，再一车一车推到现场。砌墙用的是黄泥和灰泥，泥瓦匠用砌刀调一调，就做黏合剂。泥瓦匠都是年轻力壮的男人，他们手脚利索，眼神犀利。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一手持砖，一手拿砌刀，刷刷地抹上泥，啪啪地往上砌，不多一会儿，那墙又高了一截。吃饭的时候，他们大声猜拳，大碗喝酒，大口吃菜，用足份的饭量展示力气和能干。我在旁边看他们吃饭喝酒，总会不由自主地吞一下口水，有点馋。

没几天，墙就砌上了四五米，然后南北两侧继续往上砌。等到两个扁平的金字塔耸起，就要上梁。上梁的时候，一大早也要请菩萨。还是那些猪肉、鲤鱼、公鸡、水果，还是我流着口水，在一旁翘首以盼。不一样的是父亲的脸色，他频频地接受别人的祝贺，一边拱着双手，一边口中说着：“酒吃饱，酒吃饱。”黝黑的脸上堆满了笑。仪式完成，墙头上密密麻麻站了好多人。在整齐划一的号子里，一根巨大的木梁开始上升，梁上铺了两块红布，红布上还有几枚铜板。

这巨大的木梁是父亲的杰作。前一年的冬天，他就在山上精心挑选了一棵杉树。砍断之后，找了几个帮手，拉回来放在墙边，等到水分晾干，他又细心地剥去树皮，盖上了尼龙纸。这树干直，做大梁最合适。每次听到邻居的夸奖，父亲的眼角总会多几道褶子。

父亲十几岁时学过木匠，手艺不差。从我懂事起，小小的柴房里，有半屋子的柴垛，挂在墙上的镰刀，倒挂在屋梁的锄头，斜靠在屋角的铁锹，还有一个手提的木箱。里面有两个抽屉，拉开都是父亲用过的工具。平刨、凿子、羊角锤、刀锯、框锯，排列整齐。还有一种挂在墙上的长锯，那个木梁就是用这把长锯锯的。

父亲先是按照需要的尺寸，在圆木上弹上墨线，然后把圆木斜放在支架上，父亲和一个帮手按照墨线，一送一拉，一送一拉，吱啦吱啦，分毫不差。母亲对我说，你父亲锯木头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

炮仗声中，父亲沿着长长的梯子一步一步登上去，一直登上屋顶。只见他一脚踏在墙头，一脚踏在梁上，那姿势像极了一个凯旋的大将军。他左手扶着箩筐，右手拿起里面的馒头，微笑着向下面望。四周的人呐喊着纷纷举着手。很快，馒头洒下，大家一边抢、一边笑，一边笑、一边抢。那种场面，那种快乐的气氛，我至今难忘。

我还喜欢看房梁覆瓦。我没有数过房梁有多少，但是我知道泥瓦匠送瓦的片数是多少。水平一般的五六片，老道的七八片，能上十片的都是老师傅。记得有一个村里的老师傅，好像姓胡，长着一张瓦刀脸，一天到晚叼着一支烟。他穿着绿胶鞋，站在屋檐下，捧着一叠瓦，两腿往下蹲，双手往下沉，猛一下，身子朝上升，一眨眼，青瓦就送上了屋顶，上面的老师傅配合默契，接得也稳。我记得，蘑菇房覆瓦的时候，还是这位老师傅领头，他们先把主梁上一排厚厚的瓦用灰泥固定，然后按照顺序向下延续。正面反面，反面正面，一片一片，一叠一叠。很快，屋顶上就有了一条条笔直的长龙。长龙昂首对着天空，笼罩着一个孩子的苍穹。

房子轮廓建好，剩下的是给外墙做粉刷。那些粉刷匠，吃饭不声不响，干起活来顶呱呱。一大块灰泥抹上去，用一根平直的木条刮，刮过来刮过去，没多久，就留下了平整的墙。那些拐角的位置，也用抹刀抹得棱角分明，又直又平。

又过了两天，父亲精心制作的门窗安装好了，两间蘑菇房终于有了样。这个时候，山里的春笋已经露出小脑瓜，四处打量。田里的豌豆花，红红的，有一种淡淡的香。

四

桃花已谢。小毛桃顶着细长的脑袋，陪着枝叶，随风摇曳。竹林里，新生的毛竹一日一长，用力甩掉身上黏人的毛衣，露出蓬勃的青绿。

崭新的蘑菇房里，父亲、母亲还有几个亲戚开始搭建菇架。看上去粗糙的农活，讲究也挺大。先用粗毛竹搭起四个巨大的井字架。那些毛竹，都是黄绿色的老竹，个个有碗口粗。每一节的竿环都用刨刀刨平，再用大号铁丝慢慢缠紧，捆扎得非常牢固。每个菇架需要搭五层菇床，每层高度都在一米左右。搭完最后一层，父亲的手已经够到了屋顶。井字架的中间还要再架几根毛竹，构成几个小号的井字架。再把每块空隙都用苦竹填满。苦竹的粗细比较均匀，做菇床的支架特别好。接着开始围边。在毛竹上凿几个孔，插几个厚竹片，然后用细长的篾青交叉着穿过去，最后把排列整齐的一根根篾青也全都扎紧。

篾青靠的是篾匠的手艺。用篾刀劈开毛竹的一端，然后拖到一把长长的凳子面前。凳子上竖着一把刀，刀口锋利，用力一拉，竹子一分对半。如此循序渐进，慢慢就有了尺寸适合的篾青。

干活的时候，家里的老篾匠、我的外公就在旁边监工。他眯着眼睛，似乎也不细瞧，却时不时会说上几句，这个太粗，那个太糙，旁边那个毛刺太多了要重刨。大多数时候，挨批的也不会顶嘴，偶尔有个小师傅烦了，不信老头眼神这么好，想辩解几句，拿起竹条一看，便只能挠挠头，尴尬地笑笑。

外公祖籍奉化，年轻时候一路打工来到龙山脚下，遇到外婆就安了家。渐渐成了远近闻名的篾匠。外公个头高大，身体健壮，一年到头都喜欢戴顶黑色的皮帽。他还有一个爱好是喝酒，喝上几口，原本黝黑的脸色就变成黑里透红了。他的酒多数是我从村口小店给他打来的，宁波话叫“拷老酒”。小店的老板姓张，他店里的酒提子就是外公帮他做的。竹筒特别光滑，竹柄细细长长，顶端还带着一个弯钩。那时候卖酒卖酱油卖米醋都用这种提子，相当于今天的量杯。每一次，老张给外公打的酒总是特别满。看着外公啧啧地喝酒，好像味道很不错，所以我也偷偷尝过，只觉得苦涩。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吃不饱的日子多，外公就偷偷出去打工。有一个深夜，他给母亲带回一碗白饭，那是主人家抵的工钱。外公怕闺女饿，一刻不停赶了回来。那是这辈子最好吃的饭。每次母亲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表情总是特别凝重，我也就老老实实把碗底的白饭塞进口中。

父亲还在房子周边圈了一圈篱笆。锯断几根毛竹，一头用锋利的斧头削尖，再用羊角锤锤进泥地，把篾青架在竹桩之间，用铅丝扎紧。最后在竹桩边压几块石头，一个院子就成了型。那时候的农村，谁家房子前圈起一个院子，都是常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