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文脉的苏轼律动

朱德题三苏祠说：“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苏轼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生辗转，为文为官，留下丰厚著述，承前贤、启后学，写就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文化传奇。苏轼的作品浩如烟海，遨游其中的仕者学人每每受教，普通百姓乐于传诵他的传奇故事，不经思索就能拈出他诗词文章中的佳句者比比皆是。“三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瀚海中的一座灯塔，其中苏轼影响最为广泛，他三次进出朝廷，或升或谪十多个州府，所到处均留下深远影响。苏轼在山东两任知州，足迹布于今天的潍坊、日照、济南、烟台和鲁西南多处，这些地方的文脉千百年来呈现的苏轼律动，让人景仰，浸润心灵如饮甘露，沐浴其诗文若感夏雨雨人。

齐鲁缘自日照起

苏轼行走在齐鲁大地的足迹，开端于日照。

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苏轼在携妻王闰之、将雏苏迈、苏迨、苏过等，离开任通判已满三年的杭州，沿着湖州、金陵、扬州、常州濒海通道一路北上，赴密州就任。十一月十五日到达海州，本欲由此就水路西行再转运河赴济南探望已三年多未能见面的胞弟苏辙。苏轼此番赴密州任职本是上表自请，“请郡东方，实欲弟昆之相近”，期望离上年被辟为齐州掌书记的苏辙路途近些。无奈海州河道结冰航行不通只能作罢，继续北上密州。在海州出发的晨曦中，思弟心切的苏轼写下《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苏轼、苏辙兄友弟恭，感情深厚，同榜进士及第后异地为官，互相牵挂，留下二百多首酬和诗词，苏辙称苏轼“抚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则说苏辙“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苏轼被絷“乌台”，自感绝命之际留给苏辙这样的话：“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这些诗句和记载，读来令人对苏轼、苏辙的兄弟之情异常感动。

第二天， 苏轼进入现如今的日照境内，开始他的京东东路之旅，揭开一生北上南下宦游大半个中国形成的苏氏文脉的齐鲁篇章。北宋时期的日照地区，属京东东路密州所辖。密州当时治所诸城，领诸城、莒县、安丘、高密、胶西五县。对照北宋时期历史地图可见，现在日照市所辖东港区、岚山区、莒县和五莲县南部、西部是当时的莒县地域，五莲县北部属诸城。日照作为地望要在苏轼离开密州十年后的元祐二年（1087年）才载史册，始为镇;金朝占据北方后设置日照县，则在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日照地名的由来，各版县志均称源自“日出初光先照”的俗语，其实苏辙在《超然台赋》中首句“东海之滨，日气所先”就揭示了日照的地理特点，“日气所先”之语似乎更具文采。无论区划如何配属，地名怎样变迁，现如今的日照市全域均在当年苏轼这位“使君”的治下。

“文人托迹之地，江山千载犹香。”一个地区的历史文脉与活动于此的历史人物尤其是影响深远的名人紧密相关。文脉由一代代人特别是名人大家的各类活动形成和延续，名人大家诗文里的江山胜迹和精言名句，是人们寄托感情、凝聚认同的精神依凭。由此产生的心理链接、心灵共鸣，时承代传，在不同人心中形成虽大小不一却同频共振的张力，人们为之自豪，受其激励。坚定文化自信，必然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从而赓续历史文脉，才能谱写新时代华章，烙上新的印记并广为流传。苏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巨擘，其诗词文章及其所载意蕴影响深远，注入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心中，他兴之所至创作的诸多天然淳朴和睿智的语言已经深植于很多人的日常语库，耳熟能详而又脍炙人口，用之不觉却汩然而至，使人谈吐增色，耀添文采。苏轼的一生与齐鲁大地渊源深厚，今天回顾齐鲁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内涵，苏轼既是弘扬者，也是丰富者。这位无出其右的文化巨人与山东的直接关联，从齐鲁大地的东南顶端起程，由日照一隅发端，日照其幸乃尔！

两次行经日照

苏轼从海州动身继续北上，十二月初抵达密州治所诸城，历时半月之久。苏轼经行的道路是连接齐鲁与吴越的古道。《管子·轻重甲》记载，管仲曰：“若以金、珠为币，八千里吴越可得而朝也。”这条从古齐国腹地通向吴越的大道，由诸城向南，因五莲山脉的崛起从现今的许孟镇分为两支，东支从东南方向穿越五莲山隙径至日照，继续缘海岸南至海州，西支折向西南延至莒县北部，顺沭、沂两河河谷过沂州至彭城。两线自古均是昌潍、登莱通向吴越的重要商路和官道，在海州、沂州以北以马代步为主择，以南则以船行为首选。南下的主要商品乃来自齐地的桑麻和盐，尤以盐盛。在发达的高速公路网未形成之前，这两支商路的现代呈现为204、206两条国道，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烟沪路”和“潍徐路”，这种称呼只是当地人熟知的一段，其实两条国道的起讫点都要更远。我曾多年在两条路上奔波，直接感受物流、人流的繁盛，每每遥想起古时商贾宦游者络绎不绝于此道的情形。所能想到的商贾者首推范蠡，其能富甲天下，正是由此道自吴越至齐地再到中原，成就陶朱公的商神之尊。想到的宦游者唯有苏轼，想象他在沿海一线拖家带口迤逦而行，路上留下的诗句辞章不知凡几，散佚不传为之惋惜。

苏轼自海州北行走的是“烟沪路”，在五莲山麓西行转北到达密州治所，中途必经涛洛镇。涛洛作为镇村始于西汉，清代改为现今之名涛雒。涛，是大幅起伏的水，洛，是水流下的状貌。涛洛濒海，潮涨时波涛汹涌，潮水环绕，潮退则流水洛洛，“涛洛”之名源于此状。涛洛是北宋时期食盐重要产地。《宋史·食货志》记载山东食盐产地：在京东路为密州涛洛场与登州四场，河北东路为滨州四场，“其在京东曰密州涛洛场，一岁煮三万二千余石，以给本州及沂、潍州。唯登、莱则通商。后增登州四场”。日照沿海自先秦时期就是重要的产盐地，西汉始置，均设海曲盐场。西汉末年吕母起义杀海曲县令，县治遂废，县域并入莒县。东汉时期海曲地名犹存，蒙难文人多来隐居，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之句。隋唐时期一直称此地为海曲，另一杰骆宾王曾出使到这里，写有《远使海曲春夜多怀》《海曲书怀》两诗，有唐诗中极少见的直接描绘海景之句。以苏轼之博学，对海曲旧地的历史应十分熟识，途经产盐之地必然用心观察。在到任密州后二十余天即呈《上韩丞相论灾手实书》，文中对盐政论述尤为细致。“轼在钱塘，每执笔断犯盐者，未尝不流涕也。”因同情犯盐被囚之民，苏轼对盐政特别上心，“自到京东，见官不卖盐，狱中无盐囚，道上无迁乡配流之民，私窃喜幸。”对杭州、密州两地的犯盐者情状一悲一喜，足见其关心民瘼的情怀。对王安石变法中的榷盐新务提出自己的政见：“近者复得漕檄，令相度所谓王伯瑜者欲变京东、河北盐法，置市易盐务利害，不觉慨然太息也。密州之盐，岁收税钱二千八百余万，为盐一百九十万秤，此特一郡之数耳。所谓市易盐务者，度能尽买此乎？苟不能尽，民肯舍而不煎，煎而不私卖乎？顷者两浙之民，以盐得罪者，岁万七千人，终不能禁。京东之民，悍于两浙远甚，恐非独万七千人而已。纵使官能尽买，又须尽卖而后可，苟不能尽，其存者与粪土何异？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愿公救之于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苏轼从实践得来的盐政见识，尽显他对新法在实际施行中出现的荒唐现象了如指掌，作为能吏的睿智一览无余，应与他在途经涛洛盐场的观察密不可分。

元丰八年（1085年）六月下旬，谪居黄州的苏轼被重新启用，诏令以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在黄州过了五年多经常入不敷出却耕读自娱的生活，苏轼被冠以“东坡居士”的雅号，一家人对从天而降的诏令几乎不敢相信，好友们也争相前来庆贺，“故人改观争来贺，小儿不信犹疑错”。无论如何激动和喜悦，也无论如何留恋黄州的参悟和闲适，苏轼都要赴任登州。当年七月下旬启程，沿泰州、扬州、楚州一线北上，一路因访朋问友、游山赏水和天气骤变而延迟许多日子，到海州时已是十月。又是从海州进入山东境界，又途经现今日照的沿海，又看到涛雒的那片盐场和那些煮盐为生的灶户。穿过九仙山到诸城故地重游，在耽于行程中享受与新朋旧友再登超然台的愉悦。苏轼两次任职山东，都从日照踏入，这是冥冥中的巧合，更是自吴越进齐鲁的最佳路线选择，首来山东被动选择现今的“烟沪线”，再来山东重复同一路径，这应是日照的又一次幸运。谈及幸运，不得不令人想到在苏轼宦游十数州的经历中，以汴京为坐标，只要北上就是美好和幸运的旅程，只要南下，大多是迈入委屈和困厄，越往南的地方，委屈度越高，被南驱儋州，更是他一生困苦至极的时段，只有小儿苏过和一条被命名为“乌觜”的忠犬相伴。苏轼被驱赶到儋州时，苏辙被贬至雷州，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儋、雷分别有二人字号的一半，这是陆游首先发现的。应该不是巧合，而是冤案主使者、二苏同样进士出身的时任宰相章惇刻意而为的文字游戏，足见二人蒙冤之由的轻佻，章惇之流对二苏文采的隐隐妒忌因陆游这一发现而凸显。与南贬相比，苏轼两次入鲁都是幸福而愉悦的行走，齐鲁可以说是苏轼整个外放宦游的福地。福地之行均从日照开启，是上天眷顾苏轼的冥选，更是日照与苏轼的情缘。日照与苏轼的两次邂逅，未被历来研究者留意，诚为憾事。

苏轼在密州诸城故地重游延宕一些时日，到登州治所已是十月十五日。五日之后旋接诏令，赴京城任朝廷礼部郎中，更不可思议的是苏轼还朝仅半月又迁为起居舍人，日日伴君，行走于决策中枢。苏轼接到离任登州的诏令后滞留十日才启程赴京，在登州的短短十五天时间里，苏轼调查政务民情，登上蓬莱阁并写下诗篇《登州海市》，发现登州军务、盐务弊病，赴京途中写下《乞罢登莱榷盐状》和《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两状均与盐务有关，其分析之实、论述之丰、言辞之恳切都体现苏轼的能吏本色。前状指出官榷食盐有三害：灶户失业，渐渐逃亡;官盐价贵，百姓食淡;商贩少出，积盐难散。“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主张“先罢登莱两州榷盐”。后状指出“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北宋立朝后这里常驻重兵，曾设四指挥，使登州成为京东路的重要屏障，契丹知有重要防备故积年未曾有警。但此后一些官员“见其久安，便谓无事”，废弛了武备，还派从别处轮防来的军士到盐场从事煮盐以牟利。建议朝廷明令降旨加强这一带的边防。两状与十年前《上韩丞相论手实书》一脉相承，除重现对民瘼的关心外，又有对登州沿海防务废弛情形的担心，这体现了他一以贯之关心国事体恤民瘼的社稷忧患意识。而这些可能都与他初经涛洛盐场积累的对榷盐弊端的深刻洞察紧密相关。“苏轼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能吏，稍有机会就释放出那么多热能。”著有《斑斓志》《苏东坡七讲》的作家张炜这样评说。

与莒之诗和不忘在莒之念

对密州所辖的莒县，苏轼多次笔下着墨。熙宁九年（1076年）八月，赵明叔到莒县行医一月有余，回到诸城后苏轼为他摆酒洗尘，题诗唱和。“东邻主人游不归，悲歌夜夜闻舂相。门前人喧马嘶急，一家喜气如春酿。王事何曾怨独贤，室入岂忍交谪谤。大儿踉跄越门限，小儿咿哑语绣帐。定叫舞袖彻伊凉，更想夜庖鸣瓮盎。题诗送酒君勿诮，免使退之嘲一饷。”赵明叔是胶西县人，家贫好学，以行医为业，家在诸城，苏轼与之交厚。诗前小序“赵郎中往莒县，逾月而归，复以一壶遗之，仍用前韵”，表明苏轼经常与赵明叔诗酒唱和，这次在赵明叔家中饮酒，家庭氛围在诗句中呼之欲出。

此位赵郎中被人误为当时的密州通判赵成伯，其实不然，诗中所写赵氏家中“夜夜舂相”、门前“人喧马嘶”的医所景象，可证非通判之家。清代雍正年间《莒州志》对此诗的注解亦表明赵明叔乃医者而非通判这样的州守副职。

苏轼在密州拥有多位像赵明叔这样的民间朋友，乐于与之往来酬和。熙宁八年（1075年）春月，随着治蝗、抗旱、缉盗取得成效，苏轼接受这些朋友的邀请在诸城苏氏园中观赏盛开的牡丹，在赋诗的诗序中说“城北苏氏园系周宰相莒公之别业也”，苏氏即五代时期前汉的中书郎苏舜珪，莒县人，后周时被封为莒国公，彼时莒县已为密州所辖，苏舜珪在州治诸城置此别业。虽然没有典籍可查苏轼到过莒县当时的县治城阳，但由此亦可见苏轼熟知莒县人物典故。

莒县石城新建寺院，缺高僧住持，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应地方贤达和莒县百姓侯方所请，向宋神宗书上书，要求同意派沂州知名和尚惠皋长老来石城院主持佛事，写下《密州请皋长老疏》：“安化军据霍郎中、陈郎中、褚郎中、宋驾部、傅虞部、乔太傅及莒县百姓侯方等状，乞请沂州马鞍山福寿禅院长老惠皋住持本县石城院开堂说法者。右伏以山东耆宿，言不足而道有余，胶西士民，信虽深而悟者少。当有达识，为开群迷。长老皋上人，德宇深醇，慧身清净。一瓶一钵，本来自在随缘;万水千山，所至皆非住处。愿体众心之切，毋辞数舍之遥。翻然肯来，慰此勤想。谨疏。”苏轼一生事佛颇殷，深谙佛理而又出于释教，让后人津津乐道的多是他与僧人在杭州、黄州、常州、惠州时的交往记述，在山东与僧界的交往不多见于后世论者。其实苏轼与山东僧界颇有渊源。元丰八年（1085年）十一月从登州赴京途经济南时会见过长清僧人，到过章丘龙山镇与宋宝国交游。苏轼写有《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其序言中说“八年移守文登，召为尚书礼部郎过济南长清真相院，僧法泰方为砖塔十有三层”，许诺将其弟苏辙所珍藏的释迦舍利指相赠。宋宝国是宋祁之子，受王安石器重，苏轼在龙山镇见到宋氏，宋氏出示王安石的《华严经解》，苏轼因而写有《跋王氏华严经解》，跋文中记有“予过济南龙山镇，监税宋宝国出其所集王荆公《华严经解》相示”。 苏轼知徐州首年抗洪功绩显著，抗洪过程十分辛苦，他披蓑衣，穿草鞋，拄木杖往来险境，过家门而不入，住在城墙上。徐州洪患的解除，与东阿僧人应言反复向朝廷建议导黄河水流经废大清河道入海终被采纳有莫大关系，“众欲为请赏，言笑谢去”，苏轼对应言和尚的抗洪贡献和笑谢请赏赞叹有加，与应言保持长期来往。八年后苏轼在宋州与应言相遇，为应言多方化缘在钱塘铸成五百罗汉像运回东阿荐诚禅院所感动，欣然为其写下《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石城院疏、真相院铭、华严经跋、荐诚院记，可以说是苏轼与山东佛事的四篇重文，研究山东佛教文化不可不予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