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的成长叙事与前瞻的艺术探索

在一次访谈中，郑在欢直接触及了其小说创作中的“成长”主题：“为了让自己长得更快些，我写了这篇小说。（指短篇小说《团圆总在离散前》）。”“或许是因为写作太滞后，同龄人迷茫的青少年时光还没写完，他们就已然成了社会的顶梁柱。”（景鑫：《郑在欢：民间文化特别善于解构，能把八竿子打不着的元素拼贴到一起》，《第一财经日报》2022年8月18日第A12版）很显然，这里的“成长”不仅包括其小说中“同龄人”的成长，也包括其创作艺术的成长。也恰恰是因为他以一种近乎非虚构的方式写出了“同龄人”艰难曲折的成长过程，并在此过程中显示了他小说艺术的成长性，郑在欢越来越受到批评界的高度关注。2022年9月，他与上海作家孙频、内蒙古作家渡澜一起获选为首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

迄今为止，郑在欢的小说主要集中为三本短篇小说集《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今夜通宵杀敌》《团圆总在离散前》和一部长篇小说《3》。在这些小说中，比较受到大家关注、评价也相对较高的是他的农村题材小说。所以，本文讨论的作品主要是他的农村题材小说。

当代河南小说一直以农村题材见长，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黄河东流去》、张一弓的《黑娃照相》《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田中禾的《五月》、李佩甫的《生命册》《羊的门》、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刘庆邦的《鞋》、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一句顶一万句》、阎连科的《年月日》《日光流年》等，都在文坛上产生了很大反响。近几年又涌现出梁鸿的《梁光正的光》、邵丽的《金枝》、乔叶的《宝水》等重量级文本。河南的90后作家中，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也主要是书写农村题材的，如郑在欢、王苏辛、小托夫、智啊威等。大概主要是年龄的原因，人生阅历有限，小说创作也刚刚起步，90后河南作家的农村题材小说更多融入了成长的主题，小说艺术也处于一种探索的成长状态。

反观的成长叙事

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第一代留守儿童。作为他们中的一员，郑在欢几乎所有小说的主人公都是90后。由于他的很多小说都带有“伦理冒犯性的半透明”（贾想：《“土的写作”与“风的写作”》，《文艺报》2019年5月6日第2版）性质，是一种“非虚构的经验产物”（杨庆祥：《“90后”，新的文学想象在生长》，陈若谷的发言，《西湖》2018年第12期），通过系统阅读他的小说，我们或许可以看到90后农村一代的成长轨迹。

大概与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郑在欢小说中的一些主人公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在成长的过程中缺少亲情的关怀。他们所面对的是面目不清的父母（如《这个世界有鬼》中刘毅的爸爸、多篇小说主人公李青的妈妈）、面无表情的父母（郑在欢小说中大多数孩子的父母都是这样），或者面目可憎的继父继母（如刘毅的继父、李青的继母）。《不灭的少年》中的亮亮从小爹死娘改嫁，与奶奶相依为命，在村子里像一棵野草一样野性生长，遭受风吹日晒、雨打霜侵。《暴烈之花》中的“我”，父亲因为卖黄书、偷苹果两次坐牢。父亲坐牢期间，继母花不是全力照顾孩子，“而是抛家弃子一个人去外地逍遥自在”。《恶棍之死》中的三个女孩，母亲去世，父亲进了监狱。她们“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不算快乐地长大”。“为了保持在大人眼里的一点尊严”，老大“必须收起孩子气的一面，不和同龄人玩耍，承担起大部分家务，对奶奶爷爷的话唯命是从”。老二“总是脏兮兮的，白净漂亮的脸被乱糟糟的头发遮掩，双眼躲闪不定又桀骜不驯”。老三因为父亲的愚昧天生就是一个傻子。“作为家里的最底层，她们几乎从来没有吃过零食。”“屋里的一切狂欢都和她们无缘。”（郑在欢：《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11、212、217页）长篇小说《3》中的秋荣三姐妹，父亲离家出走，母亲重病在身，面对生命垂危的母亲，三姐妹向父亲要钱，父亲提出离婚的条件。父母离婚后，母亲病愈改嫁，奶奶到广州乞讨要钱，她们只能寄住在薄情寡义的叔叔家里。总之，这些孩子在童年时期所面对的家庭伦理环境就是：“父亲抛弃母亲，母亲抛弃孩子，孩子长大了，又相互抛弃，像个怪圈，绕不出去。”（郑在欢：《3》，《十月·长篇小说》2021年第6期，第69页）

即便没有被父母抛弃，这些孩子的成长环境也同样令人感到揪心。他们的父母似乎完全不把孩子放在心上，做任何事情几乎从来不去考虑孩子的处境。“吵架夫妻从来没怎么管过孩子，吵架女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吵架上。”（郑在欢：《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69、70页）“我十三岁那年，花决定去广州找我爹，把我和玉龙留在家里。”（郑在欢：《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

除了遭受父母的忽视，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甚至还会受到来自父母的消极影响。童年时期，他们会跟父母一起观看淫秽录像。在家里播放三级版《金瓶梅》的时候，父母丝毫不回避未成年的孩子。“当天晚上我就看到了这部经典之作，我爹和花带着玉玲躺在床上，我和玉龙坐在地上，他们用遥控器操作碟片，最先出来的是九宫格的片段选择，每一格的画面都会动，屋子里一片莺声浪语。”（郑在欢：《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页）他们会被父母之间的打架吓得不知所措。爹和继母打架时，“屋子里叮哩咣啷，玉玲吓得哇哇大哭，我第一次看到这阵仗，畏畏缩缩不知该如何是好，玉龙倒是见怪不怪，站在旁边冷眼旁观。”（郑在欢：《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12页）会在父母的影响下小小年纪就学会赌博。“那一年花生孩子，我爹也在家，有了这两大赌鬼，赌徒们很自然地把我们家当做根据地，每天吃完饭就奔这里来，比上班还准时。”“我爹和花永远奋战在第一线上，我负责看孩子，玉龙四处转悠，争取不错过每一个精彩的赌局。”“于是，那一年玉龙九岁，我十二岁，我们早早学会了打牌。”（《勇士》）会遭受父母的家暴。在郑在欢的多篇小说中，继母花那冷血残暴形象令人印象深刻。“我妹妹玉玲腿上被她砍了一刀，弟弟玉龙胳膊被掰断，小弟玉衡直接因为她的疏忽溺水身亡。”（郑在欢：《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页）他们，尤其是女孩还往往会成为家里最廉价的劳动力。童年时代，大雪、春蓝、秋荣这些女孩无一例外都经历了这样的成长过程。在春蓝家，“大部分时间，早餐都是她一个人做。”（郑在欢：《3》，《十月·长篇小说》2021年第6期，第17页）寄居到叔叔家以后，劳动非但没有让秋荣觉得是一种美德，反而感到屈辱，“为婶子劳动，是屈辱。”（郑在欢：《3》，《十月·长篇小说》2021年第6期，第19页）失去父母，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大雪，更是家里家外一个主要劳动力。

与男孩相比，除了这些，女孩们还会受到来自父母的性别歧视。在长篇小说《3》中，大雪的爸爸在有了大雪、二雪两个女儿之后，极力想要一个男孩。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竟然相信江湖郎中的鬼话，买来一张药方，以为只要按照药方吃药，“就能让母亲腹中的女孩变男孩。”结果，“小雪长到两岁，还是不能说话，不能走路，目光呆滞，只知道吃。郎中的药没能把小雪变成男孩，只是把她变成了傻子。”（郑在欢：《3》，《十月·长篇小说》2021年第6期，第6页）成人以后，在爱情婚姻上她们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自己的生活。春红虽然“又高又胖，白白净净，总被人夸奖漂亮”，却依然没有拗过母亲，嫁给了一个“比她矮半个头，比她胖一圈，黝黑的脸上泛着斑驳的油光”的男人，只是因为“这一家在外面开饭馆，听说很有钱”。在春蓝看来，“这场婚姻更像是屈服于金钱与父权的无奈之举。”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90后农村少年会成为怎样的人呢？郑在欢基于自己少年时期的生活经验，写了他们的孤独恐惧、离家出走、暴力血腥，基于对同龄人成年生活的观察，写了他们颓废的娱乐、卑微的爱情、底层的工作以及灰色的人生。

十二岁的李青一个人睡在昏暗狭小的柴房里，刚刚见过公杨尸体的他不免感到害怕。“他想睡觉，但没有一丝睡意。他紧闭双眼，耳朵却不由自主地支棱着，紧张地捕捉着周围的一切动静。”“每一次，门重重合上，都把他吓出一身冷汗……他缩在被子里，破窗而来的冷风和恐惧让他瑟瑟发抖。”（郑在欢：《今夜通宵杀敌》，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0、31页）被继母打过以后“我”离家出走。“在田野里，我度过了整个白天。”逃到奶奶家，奶奶不敢收留；逃到外公家，外公不愿收留。“天慢慢黑下来，连鸟都回巢了，只有我无处可去，就像一个多余的肿瘤，没有人欢迎。”最后还是被外公送回家后，“我才绝望地发现，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人。”（郑在欢：《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58、167页）在暴力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人对物同样充满暴力。对于无父无母的孤儿亮亮，“我们”给予的不是同情和帮助，而是侮辱与欺凌。

长大以后，这些孩子几乎无一例外成了城市里最底层的打工族。在郑在欢的小说中，这些90后农村青年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流水线的计件工、理发店的洗头工和小饭店的学徒工。因为没学历没技术没资金，他们只能干这些看不到未来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在四方酒馆做学徒工的张辉还从他的老板鲁胖子身上看到了希望，指望着将来自己也能像他这样开一个属于自己的饭馆，但是，他所面对的现实已经早不是鲁胖子当年的情形了。“比如鲁胖子十多年前打工的时候工资是七八百块，他现在的工资也没有高出多少；比如鲁胖子开饭馆的时候租个铺子是三千多块，而现在租个铺子需要三万多块；比如鲁胖子打工的时候鸡蛋一毛钱一个，而现在的鸡蛋是一块钱一个。”（郑在欢：《今夜通宵杀敌》，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07页）因为工作没有前途，这些年轻人也无法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最卑微的爱情。在《点唱机》中，在街头摆摊的女孩小圆可以跟“我”发生关系，第二天却依然选择了不辞而别。在《团圆总在离散前》中，马艳可以把第一次给了牙狗，却拒绝跟他结婚：“我是属于傻子的，或者说，我是属于二十万的。”（郑在欢：《团圆总在离散前》，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74页）男孩如此，女孩同样没有追求自己爱情的权利。《3》中的春蓝，虽然与工友崔志杰两情相悦，但是最后也不得不屈服于现实，在老家相亲结婚，生儿育女。

在经历了那么多世事，见识了那么多同龄人的生活之后，郑在欢对他们这一代农村青年的未来也不可能不产生自己的思考。在小说中，他似乎想象了三种可能。第一种比较极端，就是《今夜通宵杀敌》中李青、刘毅、张全他们的选择：相约自杀。但是很显然，这只是一种无望的发泄，在小说的最后，作者也揭示了他们的故事只是李青在网吧里产生的一种幻想。第二种又过于理想，就是《3》中大雪、春蓝、秋荣最后的结局：三个女孩不约而同又回到杭州，再次回到她们曾经经营的美甲店。她们大概是希望通过Girls help girls的方式建立一个互助家园。但是，这也只能是一种理想。最现实的可能还是《团圆总在离散前》中青年人的生活状态：马宏、马良表面风光，背后却是别人看不到的心酸，多雨面对那么多男青年的追求却不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刚子在外面辛苦打工一年到头来还不得不靠举债过年，牙狗喜欢的女孩可以把第一次给他却不愿意跟他结婚，张全虽有对文学的爱好和追求却不知道自己生活的前方在什么地方，残疾的高飞每日能做的只是蜷缩在自己的小卖铺里旁观生活的洪流在自己面前流过……郑在欢似乎希望给自己所属的这一代农村青年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是到最后他们所必须面对的依然是生活的一地鸡毛。

前瞻的艺术探索

郑在欢的小说之所以引起文坛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所书写的90后农村青年的成长历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90后的别样样本。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新的文学想象在生长”。（杨庆祥：《“90后”，新的文学想象在生长》，《西湖》2018年第12期）但是，作为一个小说作家，在叙事内容受到关注的同时，其小说创作的艺术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关注。在杨庆祥主持的联合课堂“‘90后’，新的文学想象在生长”上，青年批评家们就对他小说的艺术性提出了尖锐而又中肯的批评。在此后的几年中，我们也能够看到，郑在欢一直在努力地进行小说艺术性方面的不懈探索。因此，在这里，我们对他这些年所做的探索进行一次认真的检讨应该说是及时而富有意义的。

在艺术上，郑在欢的小说值得关注的地方可能包括语言、人物形象的塑造、素材上的自我重复，还有小说的结构问题。对于他的语言，大家基本都是比较肯定的，认为他的语言“总是散发着一种生气勃勃的狂野气质，质朴粗粝、平白晓畅，又常出惊人妙语”。（刘阳扬：《与文字一起野蛮生长——郑在欢小说论》，《青春》2017年第2期）人物形象问题也已经有学者指出。他小说中的人物，每一个人的故事可能都令我们印象深刻，但是总体来看，我们却无法在脑海中形成一个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比如他小说中的李青，可能就是作者本人在小说中的一个代言人，他在很多小说中来回穿梭，但是我们却始终看不清他的面目。我不认为这一问题的出现是因为作者“放弃了在故事中制造典型形象”（郑斯扬：《苦弱者的退散——读郑在欢近作》，《名作欣赏》2018年第9期），而是因为作者在这方面还缺乏足够的自觉性，而且这种自觉性到现在也没有建立起来，这不仅影响了他前期小说的艺术成就，可能还会影响到其以后的小说创作。至于素材上的自我重复，我倒觉得，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和问题意识的逐渐成熟，这一问题会得到自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