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吹过甘蔗地

一

我们家紧挨着江南糖厂。

秋天，是甘蔗收割的季节，也是榨糖开始的时节。一到那时候，方圆几十里的空气中，飘的都是蔗糖的味道。这味道让人上头，像喝醉了酒一样。

我们当地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味道，不会在蔗糖的甜蜜中迷失方向，这味道只能刺激外乡人的神经。所以，当你走在大街上，看到有人抻着脖子，贪婪地吸气，那他一定不是本地人，糖给他带来的幸福气息，让他久久回味。

秋天来了，风吹着收割后的甘蔗地，让人有一些惆怅和甜蜜，也有一丝落魄和茫然。随着糖厂紧锣密鼓地开工，空气里的甜味越来越浓，甜得有些发腻。糖厂的工人戴着口罩，在各自的岗位上劳作，提汁、澄净、蒸发、结晶、分蜜、干燥，每一个人都在甜蜜中挥汗如雨。

这个时候，阿满也开始忙碌起来了。阿满是我妈，她的名字叫张小满，但我更喜欢像邻居一样叫她阿满。刚开始这样叫的时候，阿满边笑边追着打我，后来听习惯了，哪一天若是把阿满唤成了妈，她会满脸疑惑和警惕，觉得我肯定有所要求。

阿满年轻时候在糖厂门口的门市里做售货员，赶上旺季，一整天都脚不沾地。每天快下班的时候，阿满就拨着算盘珠，将一天的收入仔细算好，然后将一分、一角、一块的票子分别夹起来，一点不差地跟出纳员交接完后，她就可以锁好抽屉下班了。

下班后的时光是阿满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她背着包挺直腰板，沿着江边往家走，一路上和相熟的人打着招呼，人人待她亲切，这是她一生的高光时刻。晚上没事，阿满会坐在昏黄的灯下看我和弟弟写作业，偶尔也会吩咐我替她给老家的亲人写封信，她口述，我记录。阿满让我告诉他们，我们每天都被糖厂的甜味熏腻着，已经不习惯其他味道了。

邻居们都羡慕阿满，说她嫁了个好男人，自己也有一份好工作。当时我爸是江南糖厂管生产的副厂长，江南糖厂最兴旺的时候，他手下有好几百个职工，人人都尊敬地称他为“张厂长”。

刚开始，阿满听这些话还是很受用的，不管怎么说，自己也是个让人尊敬的副厂长夫人啊，每次人们和阿满打招呼，阿满都很满足。但是后来，面对家里的各种零零碎碎，这个张厂长什么忙也帮不上，阿满就不满意了，她由一个贤妻良母变成了一个嘟嘟囔囔的女人。

有一次，邻居诚恳地对阿满说很是羡慕她，阿满就不高兴了，开始甩脸子给人看：“我羡慕完年轻的又羡慕年老的，昨天我还羡慕一只被公鸡保护的老母鸡。你们竟然还羡慕我？”邻居听后笑笑没言语，回头就在背后说阿满矫情、不知足。

我爸吃完晚饭，也懒得听阿满嘟囔，就在院子里侍弄他的那些花花草草，兴致高了，也会轻轻哼唱几句当年在部队里经常唱的歌：“看见了甘蔗林，我怎能不想去青纱帐！北方的青纱帐啊，你至今还这样令人神往； 想起了青纱帐，我怎能不迷恋甘蔗林的风光！南方的甘蔗林哪，你竟如此翻动战士的衷肠。”

阿满生气了，把手里正洗着的碗往水池里一扔：“有什么让你这么兴奋的？当年你要不是唱着这歌在我身边转悠，我还能看上你？我又怎么会留在这么个破地！”

我爸轻哼一声：“是你自己被甘蔗林迷醉了，硬要从北方嫁过来，怎么又和这歌扯上了关系？”为了避免接下来的口舌之争，我爸赶紧溜出家门，找人聊天去了。

二

有人说，人们若不相爱，就会变成石头，我觉得变成石头的可能性小，变成计算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们都太能计较了。

有天晚上我放学回到家，恰逢阿满和我爸在吵架。

那时候阿满正坐在饭桌前，冲我爸发火。她辩口利辞，但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张文海，你算什么男人”。

张文海是我爸。阿满只有在想骂人的时候才会提他的名字，平时她称呼我爸“老张”，撒娇的时候叫我爸“老海”。所以只要她一提张文海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暴风雨要来了。

自从知道了我爸在外面的风流韵事之后，阿满在家里的地位就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前，张文海是家长，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威严得很，阿满很给他面子，从不反驳他，但自从我爸做了亏心事后，主动权就掌握在阿满手里了。

其实，说是风流韵事可能有点冤枉我爸，那天他招待客户从酒店房间出来，顺手摸了摸走在前面的一个女服务员的屁股。被摸了屁股的服务员回头看了我爸一眼，倒没说什么，却是被几个一起喝酒的人说出来了，很快就传到了阿满耳朵里。

阿满开始不依不饶，她觉得张文海做的事让她在其他女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刚开始我爸还做些解释，他说空气里的甜度太浓了，他在那些糖分的熏陶中失去了理智。我爸承认那天他是醉了，但不是喝醉的，是被空气里的糖甜醉的。等他摇晃着走出酒店的包间，看到前面服务员浑圆的屁股，就想到了自己的老婆阿满。

我觉得这事儿还真不能怨我爸，当然也不能怨阿满，要怨就怨那些甘蔗的甜味。

那个季节，小镇空气里的甜度已经达到了高峰，甜得让人发腻，很多人心烦意乱、焦躁不安。他们在一起要吵架，不在一起又要相互猜忌，谁也不肯让步。那样的甜味让人不愉快，但又无能为力，挥之不去。

“张文海，你算什么男人，事情做都做了，还想着为自己找块遮羞布。你解释什么呀解释，你觉得解释了我就会信吗？”这是阿满第一次这样骂我爸。后来一吵架，阿满都要用“张文海，你算什么男人”作为开场白。只要这句话一出来，我们就知道，阿满对我爸张文海的申斥又要开始了。

我爸低声争辩说：“我承认那天是我错了，可除了这个，结婚这么多年，你还听说我和哪个女人怎么着了吗？你不能一棒子把我打死。”

我爸觉得自个儿挺委屈的。但阿满并不满意，她开始翻旧账。

这让我爸很是头痛，旧账一翻就没有尽头，除非换个老婆，否则永远翻不了身。

阿满说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地震时我爸出去喝酒不在家。那时候我和弟弟都很小，地震来的时候，她正在邻居家里绣花，邻居破旧房屋的顶棚落下了很多灰土，阿满扔下绣花针就往家跑，家里炕上还睡着我和弟弟。阿满一手抱着弟弟，一手拉着我就跑出来了。寒冷的夜里，没加衣服的我们冻得瑟瑟发抖，这让阿满又气又急。

还好那只是一场级别不大的地震，除了房屋有些损坏外，村里没有任何人员伤亡。阿满说，如果那次我和弟弟任何一个有闪失，他们的婚姻也就结束了。所幸我和弟弟毫发无伤，他们的婚姻也就维持到了现在。

每次不落下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分家。当时，叔叔婶婶吵着要分家，而作为丈夫的张文海却站在他弟弟那一边。阿满说树大分杈人大分家这没错，每个人都想过自己的生活也没错，可是她没想到的是，两家会因为争家产打得不可开交。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家产，就是一幢老房子，外加房屋周围的几棵枣树，即使两家平分也分不了多少。但我叔一家认为自己生的是儿子，无论如何要多分一点，否则说不过去。他们说出这个理由时我弟还没有出生，这也是阿满拼了命也要生出儿子的重要原因。

阿满生气的是，张文海没有站在她这边，而是以长兄的姿态谦让着我叔和我婶。阿满就不愿意了，这怎么还重男轻女呢？这明显就是欺负人啊，张文海你怎么还站在他们那边呢？

这事儿是个导火索，后来阿满和我爸老是因为这事儿吵架，每次吵架阿满都嚷嚷着要拿着行李走。有一次，眼看着阿满打理好箱子就要走了，我爸急了，抱着箱子里的衣服就去了外面的水池，将衣服都丢在了水里。

那件事我爸做得实在是太妙了，阿满愣了一会儿，哭了，然后在水池边洗了一下午衣服。就这样，阿满的第一次离家出走宣告失败。

其实，阿满是个有理想的人，她曾经想做一个优秀的小学老师。当年如果不是遇到了当兵的张文海，她是不会待在这个远离大海的小镇上，做一个单位门市里的售货员的。

后来阿满经常叹息说，自己心性低点就好了，在老家嫁个普通的男人，过普通的生活，以后不管是不是顺畅她都不会埋怨。但命运偏让她嫁到了南方，那么雄心勃勃的一个人，却照样要过普通人的一生：嫁人，生子，忙于生活。

阿满是有理由埋怨的，从生下我的那一刻起，她就离自己预设的人生方向越来越远了。阿满不满意这样的生活，她觉得用她的大好前途换来我的出生，怎么说都不合算。为了有一个合算的人生，她就又生了一个，于是我就有了弟弟。

现在，阿满已年过半百，她经常说的话就是，她开枝散叶散出的两条命，才是她这一生最大的收获，有了这两个孩子，不做小学老师也值当。

三

秋天过后，甘蔗地空旷下来。

甘蔗倒地后被拉到糖厂，变成了废弃的甘蔗渣子和甘蔗壳，只有榨出的蔗糖像蒲公英一般，甜蜜地去了四面八方。而当这一切都消停之后，就可以再待来年了。

好的东西都具有侵略性，不是入了眼，就是占了心，这些甘蔗也是。

很多时候，我都会在路边站着，看着拖拉机拉着满满一车甘蔗“突突突”地走远，我也不知道它们最终去了哪里。比拖拉机大气沉稳的，是疾驰而过的东风大货车，绿色的漆，飞快转动的轮胎，像只巨大的甲虫飞快地向前。

那时候我经常在路边看这些大卡车驶过，有时会惊喜地大叫着追着车跑，现在的我，只会夜里偶尔回忆童年时经常看到的场景。半夜睡不着时，就索性起身到院子里坐着，又开始嚼之前没吃完的糖块。品尝着甘蔗的香气和甜蜜，感觉自己一只脚又迈入了过去的门槛。我有时也会想，那个心里藏着甜蜜的熬糖艺人，他现在在哪里呢？

多年以后，阿满已经不是江南糖厂的职工了，江南糖厂因为经营不好早就倒闭了，但地里的大片甘蔗仍在生长，收获时节，依旧有甜蜜在空气里弥漫。这些甘蔗被运送到不远的邻县去，这里的糖厂倒闭了，那里的糖厂却风生水起，有些江南糖厂的下岗职工为了生存也就奔着那甜蜜地儿去了。

江南糖厂的倒闭让我爸颓废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好端端一个厂子说倒就倒了。这个只懂熬糖的人哪里知道销售和制作一样重要。

人哪，忙不好，闲也不好。我爸原来在单位上班，每天累得哪儿哪儿都痛，现在躺在床上，还是浑身不舒服。阿满说这是筋长歪了，要是抓根棍子一通打，再也不嗷嗷叫了，干啥活都麻利。

我爸说，还不是你惯的，酱油瓶倒了你不是也不用我扶吗，这能怪谁。

我爸在家待了没多长时间，也被邻县糖厂聘请过去，因为有技术有能力，工资比以前高了很多。阿满没有跟过去，她要在家照顾上学的我和弟弟。

阿满脾气不太好，但还是蛮有眼光的，早些年邻居搬走的时候，她就借钱买下了人家的房屋，这样，我们就有了上下二层楼房。因为临街，阿满本来想自己开个杂货店，后来考虑到自己开店太累人，就把下面的一层改成了门面租了出去。

现在阿满生活的主业就是打牌。每次找不到她，给她打电话，电话那头都是麻将碰撞的声音和吵闹声：“啊，姑娘你回来了？我没有做饭，要不你自己在家里做点？懒得做就在楼下饭店吃点，我一会儿就回去。”

之前的江南糖厂是好大一片宽阔地，现在厂子倒了，但地不能白白闲着，有人看中了这个地方，在政府的协调下，江南糖厂变成了江南酒厂。酒厂沾了水的光，生意很是火爆。

这样红火了几年，有一天晚上，酒厂因电线老化短路引发了火灾，工人们手忙脚乱地救火。慌乱中又有人碰碎了盛酒的大缸，没了束缚的酒从缸里跑出来，满院子乱窜，浓郁的酒香瞬时弥漫在酒厂上空。

救火的人被酒熏醉了，他们的脚步踉踉跄跄，很多出来看热闹的人也被酒熏醉了，他们脸上都浮现出霞光，说话絮絮叨叨。大家都嘻嘻哈哈地笑着，仿佛这火灾给他们带来了诸多好处。

我回家，看到阿满，就问她：“昨晚上酒厂失火你知道吗？”阿满说：“怎么不知道，一片火光把我都吓醒了！起来看了一眼，吓得我再也睡不着了。”

那天休假在家的张文海去帮着救火，等他回家快中午了。阿满以为他是去看热闹，就取笑他：“听说酒流得到处都是，你这么嗜酒如命的人，怎么不在那里多待一会儿？”火灾的话题像个回旋镖，从我这里传给了阿满，阿满又把它镖回到张文海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