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如何书写新山乡巨变

张丽军：我们这学期开了一门博士课：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我们在前面课程的讨论中主要是从现实主义这一维度切入当代的理论和作家作品，在期末的时候我们想做一些实践性的课程讨论，请一些重要的作家、批评家来给我们开阔视野，提供最新鲜的经验。这次课，我们邀请了付秀莹、叶炜、徐勇等著名作家、学者来参加。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急剧变化可能体现在很多方面。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记得一位学者曾说，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于中国、对于亚洲乃至对于世界来说，它的影响可能都是深远的，截至今天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

德国的一位学者曾说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加速社会”。社会发展非常快，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快。我记得上次李云雷说过，今天这个时代变化快，好像我的前世一样。大家是熟悉的陌生人，我们很熟悉，可是我们又感到很陌生。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特殊的变化。

从技术方面来说，我们会发现，今天的大数据、高铁等科技创新都对人的生产、生活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前几年我们请马来西亚的华裔作家黎紫书老师到山东做演讲，她就提出，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具有种种便利，但是在这个技术的时代里，我们都是透明人，我们是在看与被看的语境之下。与之前自然的、具有个人空间的社会相比，这是一个质的差异。从大的语境到个人生活空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发生了巨变。特别是21世纪以来，我们会看到，今天的乡村少年和城市少年没有区别。前几年，在山东跟《当代小说》主编刘照如老师在一起聊，他说，20世纪80年代，乡村青年从农村走到城市，一看他就是一个乡村的小伙子，他的穿着、打扮、行为举止跟今天的乡村少年截然不同；而今天的乡村少年，可能头发染得比城市少年还要黄，穿的牛仔裤的洞比城市少年的还要多。现在变化太快、冲击太大，乡村少年和城市少年的区别根本就看不出来。今天，我们的整个乡村文化已经从根上发生了变化。

我们知道，每一个村庄都是有历史，有文化，有情感，有祖先记忆的。千百年来，中国的审美文化、田园诗文化、乡村牧歌文化都是从乡村出发的，创作的审美起点也是乡村文化，但今天这种审美起点与身份基础都发生了质变。就像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中写的一样，梁庄已经发生了巨变。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语境。乡土文学遇到了巨大的挑战。我们怎么回应这个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但是，乡村振兴从哪里出发？如何振兴？面对这种现实，文学如何书写今天的时代巨变？如何写出新的山乡巨变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很多作家做得非常棒，像我们的付秀莹老师、叶炜老师，他们都写出了今天很多新的、正在发生的、热气腾腾的乡村社会、乡村文化。我们特别想听听作家们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如何回应时代的挑战的。先请我们的嘉宾付秀莹老师来谈一谈。

付秀莹：刚才丽军老师说得特别好。作为一个作家，面对评论者，我其实感到很紧张。

这几天甚至今天早晨，我还在应一些报刊的邀请写创作谈，是关于新书《野望》的，只觉得自己阐释自己的作品很难。记得有一回，在海南博鳌论坛的一次会议上，早餐时，敬泽老师走过来，他说：“哎呀，这几天看了你们的创作谈，那个话术——”我后来就一直在反省这个问题，小说家之言究竟有几分可信？当我们谈论自己作品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关于乡土写作，我有很多话要说。平时经常有人问你在写什么，这首先问的是题材。也有人会说付秀莹你为什么还在写乡土，哎呀，乡土有什么可写的。为什么你还在写乡土？你都离开那片土地多久了，你在城市生活的物理时间比在乡村的童年少年那段经历要长多了，你为什么还是一遍遍地要回到乡村，回到那个村庄，写乡土，写芳村——你究竟为什么？这也是我不断被询问、不断在思考的问题。是简单的乡愁吗？恐怕不是。乡愁这个词，在这里好像太轻浮了，它轻飘飘的，缺乏重量，还是太简单轻率了。我想，我之所以如此执着地书写乡土，大约还是因为在时代巨变中，作为一个作家的一种强烈的历史冲动和历史激情。身处大历史之中，个人何为？作家何为？有很多时候我也会有一腔热血，要表达要抒发。我是有乡村生活背景的作家，我对那片土地那么熟悉，至今我的亲人们、我的所有的亲戚关系都还在那个村庄里，在那片土地上。我作为一个走出乡村的知识分子，作为作家，我有责任记录时代，记录时代巨变中这个村庄、这片土地经历的一切。这其实是有一份责任感在里面的，准确地说是一种时代责任和艺术责任吧。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一直深刻地存在于写作背后，它是一种强大支撑。其实也不是一种艰难的坚持，而是一种源自赤诚的热爱。那片土地始终能给你灵感，给你激情，给你创作的冲动，我愿意把我全部的激情、灵感、想象和艺术才华都倾注到这里面，反复地执着地书写乡土。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宿命，是一种使命。你从那片土地走出来，你最终要回到那片土地上去。

谈到时代巨变，乡土中国正处于这种时代巨变之中，如何写出这种巨变之下的乡土中国，写出这些人的命运变化和心灵变迁，写出他们内心世界的波澜壮阔，这是作家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面对新时代山乡巨变，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记录这个时代的日新月异、波澜壮阔。我们要有巨大的历史勇气，要有强烈的时代担当，去书写，去呈现，去记录，去镌刻，让后来者看到我们这一代经历了什么，我们这一代人是怎样生活的。

张丽军：非常感谢。付老师讲得非常精彩，特别是她面对这种大历史，作家何为？小说何为？这样一种历史冲动可能是很重要的生命情感，冲动之后还有一种责任、一种记录。从日记到小说，记录中国，记录时代的巨变，我想这是文学的一种价值和使命。她呈现出了我们这一代人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如何对待巨变中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情感。刚才付老师也提到她和家乡的亲人之间密切的联系，这可能也是我们和时代、和生活的联系，这很重要。我特别喜欢她的《陌上》和《他乡》。《陌上》写的是热气腾腾的生活，它就像一幅乡村的画卷一样，村东村西、各家各户的细节都写得特别真实，它的语言十分独特，极其凝练、简洁、个性化。在《他乡》里，我特别喜欢翟小梨这一形象，我个人认为，翟小梨这个形象实现了一个进城农民的梦想，这是路遥《平凡的世界》里面的孙少平没有实现的梦想，孙少平依然回到了大地，而翟小梨成功地进入了城市，开始了她的新的城市生活。我觉得她把那种乡村家庭的磨砺、城市的磨砺被写得特别真实。我现在正在读《野望》，我觉得付老师是将《陌上》《他乡》中的东西进行了重新书写，我真佩服她的勇气。下面我们请叶炜老师讲一讲他是怎么思考这个话题的。

叶炜：谢谢张老师！秀莹老师讲完之后，我也可以不讲了。她说的我都同意，也深有同感。我接着秀莹老师的话往下说。

70后的写作，一直集中聚焦在乡村的好像不多。尤其是调到浙江工作以后，好多人也问我，你怎么还在写乡土啊？浙江这边比我原来的工作地苏北地区要发达一点，城市化进程要快一点。和其他写城市的作家在一块儿开会，有人非常真诚地告诫我，你怎么还在写乡村题材的小说？现在没有人看这种小说了，除非你的小说被拍成电视剧，但乡土题材的电视剧能够出圈的也很少。当时我就说，我只能写乡土，其他的我写不了啊。虽然我上大学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城市，但我总觉得自己对城市的把握还不到非写不可的程度，而且现在写城市的人太多了，我可能写了也不如他们。这自然不是说我乡土写得就很好，在我们之前写乡土的前辈作家像一棵棵大树一样，我们想超越也很难。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在写乡土？意义何在？有时候人到了一定年龄，像我已经45岁了，到这个年龄也在慢慢思考写作的意义。尤其是最近两三年，因为疫情，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返乡了。虽然联系还比较多，但是不能回家乡，不能与父老乡亲见面，确实也是一种遗憾。对我来说，这个时候写一些家乡的事情其实是一种释放。因此，写乡土首先对我自己来说是有意义的。

另外一点，虽然现在看乡土文学的人不多，但总还有人在看，这是我们的理想读者。不管怎样，还有一批人在看，我相信自己的写作终究是有意义的。其实刚才秀莹老师也提到了，我们的读者可能不是很多，在圈内也可能不受关注，但总是有一点意义的，我们的作品将来会有人偶尔想起，像《陌上》《他乡》《野望》等。这些作品还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东西，我们通过它看到了一个村庄，看到一个村庄就看到了一个乡土中国。

我还想对张老师确立的这个题目“新时代如何书写新山乡巨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新时代”总体来说是一个时间概念，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谁也逃不了，将我们的写作放在“新时代”这个框架下，其意义也值得我们思考。我觉得“新山乡巨变”是一个空间概念，不一定都是“山乡”，有的是“水乡”。但不管是“山乡”还是“水乡”，确实都变化很大。另外一个关键词是“书写”，这个词对我和秀莹老师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关于书写，我曾经在“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出来以后写过一个创作谈，我当时提出了“新乡土写作”，在《中国作家研究》上开了研究专题。当时我想，我们应对“新时代”这样一个时间概念，应对“新山乡巨变”这样一个空间概念，应该提出“新乡土写作”这种书写姿态。其原因有如下几个：

第一，我们的书写对象发现了巨变，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书写对象的巨大变化。当然，一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老作家也在写新世纪乡村，个别80后、90后也在写，但是我总感觉70后可能是对故乡还有这么深的感情、还能书写的最后一代人。你说他们是承上启下也好，说他们是过渡阶段也好，反正这一代人对乡村的书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看到的变化是与这个时代同频共振的。改革开放初期他们就出生了，这四十年来的巨变，他们是感同身受的，不由自主地就写下了新的山乡巨变。老一代的作家可能功成名就后在城市中待的时间比较长了，而新的80后、90后对乡土又没有那种贴着生命的感觉，他们有的很想彻底离开那个地方，当然这并不绝对。只有我们70后还想回去，还想退休后与父老乡亲在一起。我觉得这种新乡土写作对象的变化对我们而言是非常直观的现实变化。

第二，我刚才提到了作者群体的变化。我们这一代70后作家，书写手法和前辈、后来者是不一样的，多多少少有区别，我觉得这也是新乡土写作的一种特征。我不知道秀莹老师怎么想，反正我自己还是有意识地想去写出点和莫言、张炜等作家不同的地方。至于效果怎么样，那另当别论。

第三，读者也不一样。从读者的角度来说，新乡土写作的读者可能是不多了。我从文学期刊的发行量和课堂做的调查中发现，现在很多本科生都不太看杂志上的文学作品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学校的情况，不能代表所有的学校。这种阅读状况确实也给我们的写作带来一些困惑。

现在新的山乡巨变也有新的问题。比方说我老家，它的名字和我作品中的那个麻庄不一样，这个村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有两个。一个是在生活上，这几年由村改社区。改了社区后，有一部分农民开始上楼了，原来住的平面的房子变成了立体化的楼房，上楼生活是村庄最大的变化之一。还有一个变化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样，但我们那里确实是越来越多的适婚青年找不到对象。为什么呢？大部分女孩子都到城里去了，考上大学的女孩子肯定不会再留在农村，没考上大学的女孩子也去城里打工了，她们会嫁到南方，或者其他更发达的地方。农村女孩纷纷往外走，剩下的一批农村适龄男青年就找不到对象了。以前我们山乡，每个村子有几个光棍，有一个女疯子，有一个男傻子，这都是正常现象，但是光棍可没现在这么多。现在的青年找不到媳妇儿的太多了，而且他们娶亲的花费很高。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为了结婚花了100多万元，女方提出的要求很高，要在县城有楼房，不是说你在农村家里盖房就行了，汽车也要有，男方下给女方的彩礼也非常重，真不是以前那样了。但是我们现在的文学却很少写到这种变化。还有就是张老师提到过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留守妇女、小孩、老人大军这一现象在我的家乡比他说的还严重，但是我们书写的时候有没有充分地关注到。我觉得这些最新的变化也是我们需要呈现、书写的问题。

最后再说一句，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一本能给家乡父老乡亲看的书。说实话我现在写完的，比方说“乡土中国三部曲”，有时候你给他们看的时候，心里会打鼓。一方面是作品中会写到一些他们的影子。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你写的东西后会说你写的这不是我们，你自己以为你写的是我们，但你写的其实是经过你内心过滤的、你想象中的我们。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现在的阅读还是《杨家将》《七侠五义》《明英烈》。在许多作家看来，这些作品是通俗作品，不是纯文学作品。我们不得不承认，农村看纯文学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当然我们有理想的读者，但是我们那些更多的读者在哪里？我想能够写出一本给他们看的书，不是说写在文学史里面的书，也不是说经典评论家开研讨会时说这本书写得好，但没有读者。到了我这个年纪确实有时候会想得多一点，但我想这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想得多一点，或许对我们的写作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