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父亲修铁路（中篇小说）

1

那是一个秋雨绵绵的下午。

母亲打着一把油纸伞，抱着弟弟，带着我站在那座古老的石拱桥边等父亲。

父亲是铁道兵。他在江西修铁路，我们跟着母亲住在浙江余杭镇家属留守处，我们的家属留守处离父亲修铁路的地方有好几百里。父亲一年回来探一次亲，住上十天半月，又匆匆地走了。但是父亲这次回来不是探亲，是来给我们搬家的。他们部队已经完成了江西的铁路修建任务，部队又接到了新命令，要立刻奔赴云南修建成昆铁路。

余杭镇是一座古老的小镇。小镇上有一条大河，叫京杭大运河。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也发生于此地。如果在天空晴朗的日子里，石拱桥两边很热闹，那儿有一个很大的集市，每逢开市，赶集的乡亲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在集市上穿梭不息，车水马龙声和商贩们的叫卖声，响彻一片。此时，小镇却显得尤为萧条。京杭大运河开始涨水了，河水的咆哮声，轰轰隆隆的。

我们和母亲一直站在雨中。我们看见几辆挂着铁道兵车牌照的吉普车从石拱桥上驶过来，车里坐着伯伯、叔叔和阿姨们。母亲说认识他们，他们都是和父亲一块儿在江西修铁路的，他们是回来搬家的。但是，这几辆吉普车没有停下，也没有看见父亲坐在里面。过了一会儿，又驶来几辆卡车，也挂着铁道兵的车牌照，每辆卡车上都站着穿雨衣的士兵。母亲瞅了瞅，摇摇头说，不认识他们。但母亲猜测他们是师警通连的战士，他们从江西回来，可能也是回来搬家的。这几辆卡车仍然没有停下，一辆辆从我们眼前驶过去。

后来，天快黑了，雨越下越大。

母亲一直为我们撑着雨伞，她衣服都湿透了。母亲瞅着我们说，我们不等了，你们父亲可能今天不回来了。

我很失望，甚至很沮丧。我无精打采地跟着母亲回家了。

我们到了家，推开门，却惊喜地看到父亲早回来了。

原来，父亲没走旱路，走的水路。他从南昌坐火车到杭州，又从杭州坐船到余杭，在余杭码头下船回家，就不经过那座石拱桥了。余杭与杭州每天有对开的轮船，客货混装。轮船能载三四十个乘客，但船比较小，只有二十来个座位，乘客若没有买到座票，一路上都要站在甲板上。父亲选择走水路，是为了去杭州看我哥哥。哥哥在杭州上高中，马上要考大学了。父亲想叮嘱哥哥几句，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还告诉哥哥，部队马上就要去云南了，云南离浙江很远，以后不可能有机会常来杭州看他，叫他好好地照顾自己。

我那年十岁。那是1964年。

我用一双陌生的目光打量着面前风尘仆仆的父亲。父亲是瘦高个子，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可能工作忙，胡子也没有刮，嘴唇和下巴都是黑黑的毛须。父亲的脸也很瘦削，但他有一双犀利的三角眼。我忽然想起，我们语文老师就是这样一双眼睛。语文老师常用这种眼神瞅我们，批评我们时，也不说话，久久地注视着我们。我对这双眼睛十分敏感，也十分害怕。我们家已经很久没有烟草味了。父亲回来后，家里又开始弥漫着浓浓的烟草味。父亲抽的是烟斗，那种旱烟味很呛人。

父亲抽着烟斗，瞅着我笑了笑。我也朝父亲笑了笑。

２

第二天早上，吃完了早饭，父亲和母亲就忙碌着收拾东西，准备搬家了。

其实，我们家也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收拾的。家里的木床、橱柜、桌椅等物品，都是公家的。我们装东西的木箱也是公家的。警通连战士搬来了几只大木箱，父亲把被褥衣物鞋帽和锅碗瓢盆都装进木箱里，木箱外面用红油漆写上主人的名字，给每个木箱写上编号，警通连战士用长铁钉把木箱钉上，又贴上封条，然后把箱子、木床、橱柜、桌椅等都搬走了，家里顿时变得空空荡荡了。

那个晚上，父亲带我们坐上了一辆敞篷大卡车，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到达了杭州一个偏远的兵站。那个站台上停靠着一列没有挂火车头的长长的列车，我数了一下车厢，有十四五节，每节车厢的大铁门上都写了编号。我们跳下卡车，按照编号登上了一节闷罐车厢。车厢里已经铺了厚厚一层稻草，上面又铺着竹席和黄军被，像一个大通铺。一些家属比我们早到，都坐在通铺上。车厢里没有电灯，挂了一盏汽灯，灯光朦朦胧胧的。虽然灯光昏暗，但并不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这些调皮的男孩一进车厢，都兴奋不已。大人们似乎显得有些疲劳，有的闭着眼睛，好像困了；有的小声谈论部队向云南开拔的事，还说那个地方生活很艰苦，要有个思想准备。过了一会儿，大人们也不说话了，他们喊着我们快点睡觉。我们都不听大人招呼，在大通铺上跳来跳去，继续玩耍。不小心踩到大人的脚丫子，把大人踩疼了，他们生气地叱呵我们，我们朝他们做了一个鬼脸，又继续喧闹着。

但我没有发现，父亲什么时候已经悄悄地走了。

是秋末，天气有些冷，主要是晩上的风凉，白天依然温暖。

不知什么原因，我们的列车一直停靠在那两条锈迹斑驳的铁轨上，已经停了两天两夜，也没有挂上火车头，给出发车的指令。大人们焦急地互相打听，为什么还不发车呢？有人打听来了消息说，铁路调度正在给临时军列编车组呢，要编好了车组，等待调度的命令，才能发车。我们这班列车，有八九节车厢装的是部队物资，其余的车厢坐着家属。到了第四天早上，天还朦朦胧胧，我们都在睡梦中，突然感觉列车猛烈地晃动了一下，等我们睁开眼一看，列车已经驶出兵站，一路响笛，在不断地加速，后来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撒欢地在原野上奔驰起来。

因是临时编组，列车经常要停站为一些快车让道。于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奔驰了四天四夜，黎明时终于到达贵阳一个兵站。我们从铁窗朝外看，兵站四周都是盛开的鲜花，一群群漂亮的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列车到这儿就不走了，再往前没有铁路。家属们都下了车，在兵站吃完早饭，改乘卡车，又是两天的奔波，太阳快要落山时，我们的卡车在一个群山怀抱的小镇停下。这是什么地方，我们这些孩子都不知道，家属们也不知道。我抱着弟弟跟着母亲从那辆卡车上跳下来，突然间，我们看见了父亲。

父亲来接我们。他提前到了好几天，是和大部队一块儿走的。那些连队动作很快，他们到达驻地之后，就在小镇四周搭建好了帐篷，安营扎寨了。父亲也把我们新家收拾好了。新家就在小镇旁边那个高高的山坡上，父亲领着我们向新家走去。在这个小镇上，到处都是铁道兵。我和母亲这时候才知道，父亲已经不在师部工作，他调到下面的一个团任团副参谋长。团部就安在这个小镇上一个大院里。我们经过了这个大院，里面有两排平房，还有一座旧祠堂和一座老庙。祠堂是木质结构的，木柱子和木房梁雕刻了花草鸟兽。老庙前有一座戏台，周围种了一圈桂花树，树龄可能很老，长得十分高大，到处飘溢着浓郁的花香。

我们爬上高高的山坡，回头看一眼那个小镇，其实小镇处在一个小盆地里，周围都是高山，从昆明到楚雄的一条国道穿过小镇，家属区建在离那条国道不远的山坡上。家属区的房屋都建得很简陋，干打垒的泥墙，油毛毡屋顶；房屋好像刚刚建好，墙壁上刷的白石灰还没干，泥土地面也潮乎乎的，窗户上也没有来得及镶上玻璃。部队按照团首长、政治部、后勤部等部门划分了家属区域。我们家住在山坡上第一排。在我们家的左边，是常年在家疗养的团参谋长张伯伯家。张参谋长有严重的硅肺病，是因打隧道吸入太多的粉尘，肺部组织都纤维化了，天天咳嗽不停，还吐血，不能正常工作。他的右胳膊在解放上海时被敌人的炮弹炸掉了，那条袖子总是空空荡荡的。再往左边是刘郭坑家，刘郭坑是我的同学，他父亲刘伯伯是团长。我们家的右边，是刚调来的朱政委家，朱政委岁数比我父亲大，我也叫他朱伯伯。朱伯伯的大女儿叫朱丽萍，也是我的同学。

是朱丽萍告诉我的，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小镇，叫大旧庄。

3

我们到大旧庄后，听说师子弟学校已经从浙江搬到了云南楚雄，和师部在一起。我们又听说教室还没有盖好，而且还缺很多老师，暂时不能开学。

然而，部队到了大旧庄，简单的安营扎寨之后，就开始施工了。那条从云南昆明通向四川成都的成昆铁路，有1083公里，全部贯穿于群山峻岭和江河之间，有五个铁道兵师和铁道部、当地民工共三十六万余人参加铁路大会战。

一天早上，我们正在家属区后面山坡上玩耍，突然听见小镇对面那座高高的山冈上传来“轰隆”一声巨响。炮声响过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那座高高的山冈不见了。那座被炸飞的山冈是团下属的一个连队搞的定向爆破，他们要在山冈下修建一个火车站。山冈下是一条很深的沟谷，他们没有机械化设备，比如挖掘机、推土机、铲运机和翻斗车，只有铁锨、洋镐、大锤、钢钎、箩筐和手推车，他们要一筐一筐、一车一车，把那些炸开的土石填进那个很深的沟谷里。

又过了几天，团部的伯伯、叔叔和阿姨都背上背包、水壶和挎包，坐上卡车，下连队了。他们有的下到一营、有的下到二营、有的下到三营、有的下到四营。父亲去四营，四营在清水河，离大旧庄比较远，他们在打老鹰峰隧道。父亲没有告诉母亲他什么时候回来，只对母亲说，你给我多准备一些换洗的衣服，我去四营蹲点。母亲叮嘱父亲，四营打的老鹰峰隧道常发生塌方，你一定要注意安全。父亲默默地抽着烟斗，像什么话也没听见似的，一直闭口不言。父亲和母亲说话总是这样，他多一句话也不说。我听母亲说，他们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父亲那年打日本鬼子，耳朵被日本鬼子的炮弹炸聋了，从部队回家养伤，和母亲结了婚，结婚之前他们都没见过面。父亲伤好后，又回部队打鬼子去了，这次一走竟然九年没有音信，母亲还以为父亲牺牲了，直到抗美援朝结束，父亲回国了，回家探亲，母亲才惊喜地见到父亲。但是在后面的日子里，父亲又辗转福建、内蒙古、江西等地修铁路，母亲和父亲见面机会很少，所以他们在一起时，话总是不多。

团首长和机关干部一下连队，那些家属们又和当年在家属留守处一样。白天，家属们不用按时为男人做三顿饭，便凑一块儿，东家长，西家短，闲聊。晚上，夜很长，她们又寂寞地守着空房。她们对丈夫不在身边的日子，早习以为常。而且她们每天还有很多事要做，最忙碌的活儿是上山砍柴。大旧庄比较落后，小镇上还没有煤球场，当地老百姓做饭烧水祖祖辈辈都是烧柴火，她们也学老百姓垒个柴火灶烧柴火。家属们平时要备很多柴火，堆放在家门口，防止到了雨季，十天半月不能上山砍柴火。

那时候，我和刘郭坑、朱丽萍，还有张参谋长的大儿子张小明，经常跟母亲上山砍柴火。

不过，每次上山砍柴火，刘郭坑和朱丽萍都没有母亲陪伴。朱丽萍母亲在团卫生队当外科医生，工作忙，家里挑水、做饭、打扫卫生、砍柴火，都是朱丽萍的事。但刘郭坑有些特殊，他的身世很曲折——

刘郭坑迄今也不知道他亲生父母是谁，他们在哪里。他是刘团长在福建郭坑修建鹰厦铁路时，从一个贫困农民家里抱养的孩子。当时刘团长和杨阿姨结婚很多年，一直没怀上孩子，他们就抱养了刘郭坑。谁知把刘郭坑抱来不久，杨阿姨就怀孕了，生了一对龙凤胎。但我们听说刘团长脾气非常暴躁，杨阿姨却长得漂亮，有文化，还有工作，性格也好强，和刘团长总是合不来，也忍受不了刘团长的脾气。在部队要往云南搬家时，两人离婚了。法庭把那一对龙凤胎判给了杨阿姨，把刘郭坑判给了刘团长。

现在刘团长还是一个人，他和刘郭坑过着光棍子生活。但刘团长对刘郭坑挺好，把他当亲生儿子看待。

刘郭坑跟着我们上山砍柴火，其实是跟我们上山玩。刘团长工作忙，没有时间自己做饭，他和刘郭坑都吃食堂。如果刘团长下连蹲点，就给刘郭坑买很多饭菜票。刘郭坑拿着碗，自己跑到镇上团部食堂买饭菜。家属们都觉得刘郭坑很可怜，想给刘团长介绍个对象，但是铁道兵修铁路总是钻山沟，一些地方还没有人烟，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

我们上山砍柴火，说砍柴火，倒不如说是拾柴火。家属区后边的大山，是一片茂盛的原始森林。那些松树、水杉、椴木、秃杉都长得又高又粗、遮天盖地。当地老百姓上山砍柴火，不砍小树枝，只砍那些大树，砍下的细树枝儿都扔在山上，一堆一堆的，经风吹日晒，那些树枝儿都干透了，我们就拾那些细树枝。每次刘郭坑和朱丽萍跟我们上山拾柴火，母亲都特别关照他俩，给他俩捆小捆的柴火，背上试试，如果重了，再捆小点。看到母亲对他俩那么好，我都感到忌妒。